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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权过时论”固然不能接受，但也应该看到在今天把主权高于人权绝对化也是逆潮流而行，难以作为普遍的原则“占住理”的。主权之重要在于保护本国人民的集体人权不受外力伤害。假如代表主权的政府是专事镇压人民的反动政府呢？从孙中山到共产党，在进行推翻反动政权的革命中不是都以争取人民的权利为口号，不是都强调国际支援的重要性吗？如果把主权高于人权绝对化，那就等于否认世界上还存在压迫，否认受本国反动政府压迫的人民有革命的权利，或者说，这种革命在任何时候都不应得到国际的同情和支援。这是从以倡导世界革命为己任走向另一个极端，变成鼓吹维持现状了。
所以，对科索沃问题文章做在人道主义上比“主权”更有说服力。因此北约的持续轰炸所造成的对人的伤害和造成的无穷的后患，远比它宣称要反对的更加不人道。另一方面，南联盟的种族矛盾在一定时期内塞族恃强欺人应负主要责任也是事实，只是其性质和规模不能与希特勒灭犹相提并论。我们的立场应是反对将复杂的民族矛盾任意扩大无限上纲，并偏袒一方，特别反对殃及无辜平民的狂轰滥炸。总之对于主权与人权的关系问题应多研究一些历史案例，作出有说服力的论断。搞政治、搞外交，也许可以实用主义，一个时期强调某一方面，理论工作却必须考虑到长远的普遍的适用性。何况，今天在国际上，即使是强权也必须找理论上的借口，不能再像十九世纪的殖民帝国那样以赤裸裸的种族优越论为依据。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在开始决定对科索沃武力干涉时所采取的“理由”是得到国内外多数舆论认可的，从联合国安理会投票的情况可以看出。只是在其恶果日益明显时，批评的意见才渐渐多起来。从长远看，占住理还是重要的。
今天，由于北约惨无人道的轰炸，南斯拉夫是受害者，我们似乎难以公开批评米洛舍维奇，但是对于他原来的所作所为应该心中有数。决不能把自己放在与他同仇敌忾的地位上。我们有少数民族问题，也有西方不断干涉的西藏问题等等，但是我们的民族矛盾情况与巴尔干是非常不同的，我国政府在民族问题上可能有过错误，但从未采取过那种有计划的“种族清洗”政策，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无论从道义上还是从实际利益上都应与之划清界限，而不能认同。对于他国的种族冲突我们应坚守中立，而现在的舆论完全偏袒塞族。国际舆论认为我们是兔死狐悲，对此说法决不能默认。再说，巴尔干问题本是欧洲问题，斗争和妥协都是在俄罗斯与西方之间，我们是外人，既无实际利害关系，也无能为力。俄罗斯在传统上就是外交强手，从沙俄到斯大林到目前哪怕是处于困境的现政府，在外交上都是十分老练、高明、而又现实，进退有据，他们根据自己的利益和现实可能与西方周旋，我们是被撇在一边的，大可不必自作多情。
五、毋庸讳言，我们与美国将长期处于不平等的地位：第一，实力悬殊不可以道里计（这是全面的，迄今还看不到差距缩小的趋势）；第二，双方互有需求，但是需求的程度显然是不平衡的；第三，尽管美国实行霸权主义，在国际上常遭到批评，但是相比之下，它并不孤立。原因之一是它的霸权包括“顺我者昌”和“逆我者亡”两个方面，而老帝国主义和前苏联不愿做或做不到前者。冷战时期的马歇尔计划、“第四点计划”以及扶植日本的政策等等都做到了“顺我者昌”，东亚“四小虎”中起码台湾和南韩与它的扶植直接有关。它做不到“逆我者亡”，却能使“逆我者”衰，或者至少增加发展的困难。第二是它的对立面并不都是无辜的、正义的代表，不像过去的南越解放阵线那样得到国际同情；另外，更重要的是，它高举的“人权”、“民主”、“自由”、“市场经济”的大旗，不论自己在实践中如何多重标准，如何为其霸权服务，甚至伪善，就其核心思想而言是代表了世界进步的潮流，不仅是在道义上而且是在实践上。这次经历了金融危机的东南亚国家痛定思痛，并不是更加强调“亚洲价值观”，而是相反，进一步认识到统治者利用这一口号反对民主，保护腐化的实质，因而客观上在观念上更向西方靠拢。六十年代，我国高举反帝反殖支持民族解放的旗帜，不论在实际政策上有多少错误，这一口号确实代表当时的进步潮流，至少在道义上站得住。今天，世界各国的主要需求是发展经济和民主改革，并且跟上全球化的潮流。我国在捍卫自己的主权和利益时仍需要反对美国的霸道行径，但是作为一项总的口号，不可能建立反美或反霸“统一战线”，就是这个道理。事实上，不论我们认为多么没有道理，周边国家在中美之间更害怕“中国威胁”，而宁愿谋求美国的“保护”。
我国自改革开放二十年来取得了空前速度的发展，举世瞩目，百年来，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国际地位，这足以使我们自豪，更应珍惜改革的成果。同时应该清醒地看到，积累的问题已经成堆，今后将步入改革以来最艰难的阶段。国际环境对我国并不利，“得道”不一定多助，而“失道”则肯定孤立，甚至带来危险。中国正处于过渡阶段，“崛起”的趋势足以引起他国警惕，视为威胁；而实际力量又不足以确立使国际作为既成事实来承认的强国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更应切实体会邓小平关于“韬光养晦”的智慧和深远用意。实际上，我们最大的敌人是自己不争气，是国内弥漫性的腐化和种种严重的弊端，当务之急的是切实加强内功，兴利除弊。即邓小平所说“把自己的事情办好”。
对于青年一代的教育尤其是艰苦的任务。决不能承认烧领馆、砸使馆的行动是爱国义愤，所谓“民气可用”。一个世纪以前，还有徐用仪、许景澄、袁昶这样有胆有识，敢以死谏之士，在国家危难之际坚决反对围攻外国使馆，而被进退失据的慈禧太后杀头。在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泛滥的高潮中，周恩来总理曾挺身而出，正面批评了火烧英代办处的事件，并对当时在狂热中的红卫兵耐心进行解释教育。谁能说这些前辈的爱国立场不坚定？将要跨进二十一世纪的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难道就没有别的方式来表现自己维护民族利益和尊严？如果再一味鼓励以廉价的空洞口号代替脚踏实地的点滴工作，以排外的民族情绪的发泄来代替切实的对民族对社会的责任感和自重自强，以虚骄的姿态掩盖骨子里的崇洋，甚至培养两面派和机会主义者，听任民族劣根性驱赶民族优良传统，野蛮淹没文明，我们的民族将要退化，这是怪不得任何外人的。
今天六十岁以上的中国人率多生于忧患长于国难，做梦都希望国家富强，民族昌盛，但是又见证了太多的内耗和时机的丧失。现在外部世界一日千里，我们再经不起在那个怪圈中循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