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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守金被消灭后，陕西东南只剩下一支主要的仍然逍遥法外的反清力量，甚至这伙人也知道末日接近了。何士升领导的这帮“杆贼”自1647年以来就威胁着洛南地区。根据县志记载，这支器械精良的500战士总是周期性地袭击村落，进行掠夺，杀死成百名男女无辜。“实洛民千百年之大劫也！”②但1651年何士升被一支清军打得大败。③两年后，他企图重整旗鼓，与另一个名叫王友的盗匪结盟，两支人马联合起来。然而洛南县民已经建立了“义勇”组织，追捕歹徒。所以，王友为保全自己的性命，向官府出卖了何士升，“杆贼”被歼灭了。④
虽然，在清朝统治的头10年中，陕西东南地区的历史主要是击溃一支又一支反清力量的记载，但是，整个陕西省的平定并不仅 仅是一个军事镇压的问题。要是官府紧追猛赶的军队被严命在关中消灭或关押每一个叛乱分子，那么该省政府决不可能征集起人力进行有效的统治。甚至当咄咄逼人的将领击败某一支反清力量之时，政府要成功地全面平定地方，仍有赖于保证其他盗匪或复明力量的屈膝投降。所以问题在于该怎样处置这些新的归附者。孟乔芳在1651年十分直率地阐述了这个问题，并提出一个解决方法：
陕西风俗强悍，土瘠民贫，兼多深山大谷，遂为盗贼之薮。自我大清定鼎，扫除寇患。职宣布皇上恩威，多方抚剿，一切巨寇，俱已歼灭殆尽。惟南北山，仍存伏莽之孽，或一二百名，或五六十名，不时出没，劫掠乡村。及职发兵剿捕，则已逃遁入山；既而官兵撤回，则复乘间窃出，殊为民害。查前奉恩诏，一款：凡各处盗贼或为饥寒所累，或为贪官所迫，实有可悯，如能改过就抚，准赦其罪。职仰体皇仁，特行招抚。随有输诚来归者，接踵而至。但此辈原因饥寒所累，以至为盗，若散之归农，彼原无身家可恋，亦无地可耕，且无籽种牛犋；欲令其为商，则无资本可藉，且不惯于经营。拟分拨各镇收营食粮，如甘肃远在三千里之间，延、宁两镇亦在二千里之间，倘至中途惮于跋涉，势必逃而啸聚，仍为不了之局。①
孟乔芳所描述的情形已经在全省出现。比如，延安府的一份报告说，对于受招安的军队不仅需要特别的安排和优惠待遇，他们的将领也仍被允许握有像以前一样的军权，这样他们实际上仍是独立的。②所以孟乔芳提出了一个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当各反清力量接受招抚时，应集体到布政司登录，布政司按月给饷，在六镇兵马 缺额数内顶食钱粮，总不出经制之外。这样，户部便得以控制地方兵费。新兵日前暂隶提督标下，以备随征之用，待为时稍久，陆续发拨各镇，以补缺额之数，同时将招抚的食粮降丁姓名造册，咨送户、兵二部。①
虽然孟乔芳的建议作为一种临时的解决办法被接受了，但是长期地供应军费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这些新兵可以一时列入布政司名册中，用别处缺额兵粮来赡养他们，但时间一长，这些钱物最终是要被用完的。孟乔芳因而又建议在川、陕两省（1653年后他兼任这两省总督）复兴古老的自给自足的屯田制度。如果可能，戍军应该自己耕种土地；不过如果士卒不愿耕作，就应招徕农民，“行屯田法”。②然而，陕西要花许多年时间，才能从军事征服年月惨重的灾难中恢复过来。例如，在东南山地，山坡上杂树丛生，狼奔豕突，猎人和兽群取代了农夫。直到玉米种植发展起来，以及18世纪初叶来自海滨的“棚民”移入以后，这一地区才再度恢复了农业生产。③
① 把回民部族拆散，成为小型的农业单位，也许有助于缓和作为当务之急的起义问题，但到了后来，这又造成了更大的遍布乡村的反抗力量。19世纪中叶的回民起义表明了这一点。
② 1650年农历十二月（1650年12月23日—1651年1月20日），何可亭在兴安领导起义，但他很快就被清军捕杀。《清史稿·孟乔芳传》，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68页。
① 《世祖实录》第四十六卷，第544页。唐仲亨被斩首，其余人交给西安官府惩处。任珍上奏的时间为1649年11月23日。
② 《清史列传》，第38—39页。
① 《明清史料》丙编第九册，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6—278页；《清史稿·孟乔芳传》，见谢国桢编同上书，第269页。
② 《洛南志》。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9页。
③ 《清史稿·孟乔芳传》。见谢国桢编同上书，第268页。
④ 《商州志》第十四卷。见谢国桢编同上书，第278—279页。
① 《明清史料》丙编第八册。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6页。
② 《明清史料》丙编第八册，见谢国桢编同上书，第275页。这篇奏疏有残缺，结尾部分散佚，所注日期为1650年11月4日。
① 《明清史料》丙编第八册，见谢国桢编同上书，第276页。恢复以前明朝军廪制的困难之一，是不少省份干脆没有可靠的兵卒名籍。在西部和西北部尤其如此。例见1661年10月23日奏疏，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四分册，第18—19页。
② 《清史稿·孟乔芳传》，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69页；《贰臣传》第二卷，第8页。明朝后期，陕西屯田完全废止。崇祯年间，许多屯田都被权贵霸占。孟乔芳恢复屯田制度以后，士卒们果然不愿耕作，稍加逼迫，便威胁要发动兵变。结果，只得招徕农民为屯田佃户。顾炎武：《亭林诗文集·亭林文集》第一卷，第11—12页。
③ 伊夫林·S·罗瓦斯基：《汉水高原的农业发展》。在18世纪，汉水山区成了非常重要的制造、矿产区。人们在此挖煤、造纸、冶铁、采伐。这里的一些造纸厂备有匠工数百，铁工厂则雇佣了上万人。这些工厂为来自西安或汉中的富商所有，他们把它交给当地的包工头经营管理。不过在这一时期，此地仍有许多盗匪活动。在1796—1801年白莲教起义期间，汉水山区遭到破坏，此后一蹶不振。傅衣凌：《清代中叶川—陕—湖三省边区经济形态的变化》。
山西山匪
东面的山西，在姜瓖叛乱被镇压以后，也处于荒芜之中。从理论上说，围剿业已结束，而事实上，肃清地方的任务仍很艰巨。这一任务现在落到了新任巡抚刘弘遇肩上。刘弘遇在明朝进士及第、系满清汉军八旗人。①他在仲夏时节策马过谷关进山西，但见庐舍残毁，人民凋瘵，“如患痨疾”，东部州县，俱经寇盗蹂躏。想要使地方稍为复苏，都极为困难。刘弘遇兢兢业业，饬行有司，抚绥整顿。他宣传大清仁德，力行招徕，以使民众安居乐业。②但就在农民勒紧腰带巴望下次收成之时，盗匪们却仍在劫掠村落，而官军则坐视无睹。这些匪帮的形成，有许多比姜瓖的起义还要早，他们成了山西山区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成了山区望楼寨堡的组成部分。不过其中有两支主要匪帮为害最烈，这就是最初由高鼎率领的五台山匪盗，以及在山西南部举旗反清，而现在由神出鬼没的张五桂领导的部队。
位于山西东部的五台山区，“山深林密”，是盗匪藏身的好地方，他们可以从此越过关隘，袭击河北西部真定周围的城镇。③盗匪活动是当地特有的，诚如总督佟养量向他在北京的上司解释的那样：
照得五台等山，联绵八百余里，其间峻岭绝壁，险寨深沟，古称避兵之地。故刘长腿、高三等贼，招结亡命，依负山寨，肆行为乱。兵少山大，兵东剿而贼遁于西，兵西剿而贼潜于东。是以 用兵经年，虽剿抚过半，未得尽剪。刘长腿势穷先逃，复查高三亦已脱逃，飘忽为害。①
在巡抚刘弘遇到来之前，一个封锁五台山盗匪“高三”（高鼎）、“刘长腿”（实际上叫刘永忠）的计划已在实施，试图将他们围困在其设在曹家山寨的大营里。官府从全省各地抽调了1900余名兵卒，把守通往曹家山寨的各个关隘。不过，刘弘遇认为这一策略不会成功。若不增兵攻击，盗匪们将继续在高山地带为所欲为，轻而易举地躲开官军。刘弘遇因此独自决定调集一支联合部队，计披甲满兵300名，他自己标下马步兵520名，以及来自宁武的戍兵770名，攻打五台山寨，一劳永逸地歼灭盗匪。②
1650年初夏，清军开始进剿，历时不久，很快证明作战失败。反清分子干脆分散躲入深山，或者越过恒山附近的关隘，向北逃去了。于是，10月6日，巡抚刘弘遇与总督佟养量在代州面商机宜。用佟养量的话来说，他们认为应“尽取山寨并各要路形势”。③这一次，清军措施更加周密，严防盗匪逃窜。佟养量遣部将领兵封锁南北山路。在北面的浑源县，他命令征募民壮兵丁以补充兵员，堵截恒山地区的出路。然而大多数反清分子还是再一次逃脱了。他们一得到官军行动的情报，就马上散开来逃到别的山里去，或钻进森林茂密的丘陵地带。事实上，官军的进攻客观上使得盗匪们加紧了劫掠。因为他们被逐出营寨，就不得不沿途掠夺定居的村庄。④也许就是因为这一缘故，即围剿的失利，反而加剧了混乱，官府让步了。到1651年，当得知高鼎越过边境逃入北直隶时，刘弘遇完全放 弃了继续进剿的全部计划。虽说官军轻而易举地摧毁了高鼎留下的“巢穴”，但是，没有各地间的通力合作，由一个省的部队独自去消灭反清分子，实际上是不可能的。①
于是，从1651年秋直到1654年春，高鼎和五台山区众多的小股反清力量继续出没于丛山峻岭之间，畅行无阻地来往于山西、直隶两地。只要高鼎及其人马一直躲在深山之中，他们就不会惹人注目。但是，1654年冬季，他的部众走出山西的山岭，来到真定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