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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姓名，更多的人被捕获了。“某知吴明烈入狱，乃大恐，以其必牵连于某也。”饶经后来告诉官府说，“某遂 于青山寺将所有书信、告札一并焚毁”。①
但这时已经晚了，饶经与另外一些复明分子一起被捕，贺王盛也未能逃脱。经过审讯，宣布褫夺他们的功名，将他们开刀问斩。他们的妻小被赐给功臣为奴，财产被没收，父祖兄弟子孙被流放到关东。1654年5月28日，江南总督马国柱向清廷报告说，叛乱已经平息了。②
关于新近复明分子在江南起事的详尽奏报，于1654年6月9日送到顺治皇帝手中。恰巧在此前后，清廷也得知了张名振的海军在郑成功支持下，发起了新的进攻。③皇帝从江南巡抚在当年夏末进呈的一道奏章中了解到，尽管张名振起先曾被陈锦击败，但他又设法组织了一支令人生畏的海军力量，有舰船1000艘，水兵2万。巡抚周国佐还报告说，为抵挡张名振沿长江进犯而布置在南京的守军，绝不是这支久经沙场的劲旅的对手。南京的1。46万名防军沿岸分散布置在各江防据点，虽然他们是善战的步卒，擅长陆战，对于水战却毫无经验。而且，南京水军只有194艘装备简陋的沙 船、1950名人员混杂的水兵。①
③ 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第132页。
① 1651年吴三桂进兵四川时，张献忠的三个义子李定国、刘文秀、孙可望率残部到了云贵。起初，孙可望遣使永历朝廷，求封亲王，永历君臣以其非明宗室，未予同意。然而到了1651年，南明皇帝受到进攻南宁清军的巨大压力，不得不到贵阳寻求孙可望的庇护。这位以前的反贼于是尽杀永历朝中反对自己的大臣，自封为王。1652—1656年间，永历皇帝在孙可望的控制下，在贵州西南的安隆建立了朝廷，而实际上是个阶下囚。亮父：《岭南历史人物丛谈》，第116—119页；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中史学的作用》，第25—26页；《南明》，第73—75、86—88、116—119页。有些历史学家认为，孙可望囚禁永历皇帝，是原由张献忠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成了南明主要抵抗力量的证据，尤其是在南明末期。顾诚指出：孙可望首先要求与南明联合抗清，而他封王的请求只是前述动机的一个附带事件，因此他提出，大西军并不是一支复明军，而是仍旧忠于张献忠事业的军队。孙可望及其部下仍以帝号称张献忠：太祖高皇帝。在与永历政权联合时期，大西军仍为大西政权修史，并编写“太祖本纪”。顾诚：《论清初社会矛盾》，第153—154页。
② 贺王盛与眭本的供词，见两江总督马国柱奏章。据马国柱所奏，贺王盛为明朝进士，其父为明市政使。《南明史料》，第375—377页。
① 饶经供词，见马国柱奏章，《南明史料》，第377页。
② 《南明史料》，第380页。
③ 饶经供词，见《南明史料》，第377页。应注意这毕竟是对清朝政府的一份供词，故饶经可能企图使审讯者相信，他只是由于疏忽而被卷入的，平一统骗他参与了密谋。
① 董焕奎的供词，见马国柱奏章，《南明史料》，第379—380页。如果密谋者得知了南明军队在1652年下半年的进展，最初可能会大受鼓舞。当时李定国重新攻占湖南南部，再次夺取贵州，在广西击败了清朝大军。与此同时，刘文秀挡住了吴三桂的南进之路，除川北之外，几乎占领了整个四川。1653至1654年间，为控制广东、广西和湖南，双方展开了拉锯战，哪一方都未能取得决定性的优势。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中史学的作用》，第26页；《南明》，第117页。
② 《大清一统志》第七十六卷；褚华：《沪城备考》第一卷。张名振曾三次攻入长江口：1653年5月，1654年4月及5月。其部曾切断了大运河漕运，并在金沙岛誓师复明。斯特鲁弗：《南明》，第140页。
③ 黄之隽等：《江南通志》第一一四卷，第15页。
④ 同上。
⑤ 褚华：《沪城备考》第六卷。
① 饶经供词，见前引《南明史料》，第379页。
② 《南明史料》，第375—376页。
③ 朱子素：《嘉定屠城纪略》，第380页；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第132页。顺治皇帝企图使郑成功投降，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虽然郑成功（他曾是钱谦益的学生）拒绝了其父郑芝龙要他向清廷投降（像他自己一样）的请求，不过清政府与这位海盗之间的信使交往，已形成一项协议，同意由郑成功完全控制福建的漳、泉和广东的潮、惠四州。但顺治皇帝坚持郑成功必须剃发蓄辫，为郑成功所拒绝。巴克士：《郑芝龙的兴衰》，第438—439页；凯斯勒：《康熙与清朝统治的巩固》，第40页；斯特鲁弗：《南明》，第138—141页；《心理与历史上的郑成功》，第7页。据荷兰人说，郑成功的不少兵卒，因不堪忍受他严格的纪律而投降了清朝。见巴达维亚议会1653年5月26日给总督弗伯格的急件，录于坎贝尔：《荷兰统治下的台湾》，第459—460页。
① 《南明史料》，第273—274页。这些关于江南受到威胁的奏报，恰巧与来自遥远南方广东的求援急报同时到达。1654年初春，李定国进攻广州与雷州；5、6月份，其部又攻罗定、阳春。稍后，此年10月，李定国包围了广州城，在广州城外建立了他的省政府，同时切断了城内驻防的尚可喜军队的所有给养供应。李定国明确地希望郑成功能够前来参战，但未能如愿。相反，从南京开来了一支由朱玛喇统率的清朝援军，李定国4万士卒被击溃。1655年3月，他被逐出广西的高州。斯特鲁弗：《影响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南明大事概要》，第26—27页。
顺治皇帝的南人臣僚
由于有着这样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威胁着南京，以及在江南地区有着这样可怕的反叛迹象，顺治皇帝对于汉军旗人及北人进一步攻击陈名夏南人同僚所可能产生的后果，必定感到担心。那些汉军旗人及北人曾协助顺治除掉了陈名夏。因此，宁完我在弹劾陈名夏后，又递呈了一份毫不留情地斥责“南党”的奏章，向皇帝报告了41个官员的姓名，说他们由于籍贯相同，一起参预了密谋，但福临置之不问，并命令宁完我再也不要提起此事。②同时，皇帝引人注目地决定对国内最有声望的一名江南士大夫，江南武进的吕宫表示特殊的、甚至可以说是象征性的恩宠。1647年清廷大试，吕宫中了状元。作为此年的第一名进士，他的声望无与伦比。然而身为南人，他与陈名夏过从甚密。陈名夏被处死后，另一著名的士大夫王士祯指责吕宫是陈名夏的所谓“南党”的一员。现在，顺治皇帝不仅驳回了这些指责，而且进一步褒扬吕宫为贤臣，并在此后两年里，屡加赏赐，以示皇帝对这位来自江南的杰 出忠臣的殊恩。①
顺治选中吕宫来颁施恩典，不仅仅因为他是江南人，还因为他是“新”汉人官员之一：在本朝进士及弟，因此既非在明朝科举及第者，亦非“贰臣”②。王崇简的儿子王熙也同样受到了褒奖。因为与吕宫一样，王熙于1647年进士及第，并于1658年被选中负责皇帝重新任命组建的翰林院。③在清除了陈名夏之后，顺治皇帝转而倚重的，就是这些“新人”，以图抑制旧南方士大夫的影响，尤其是那些在明朝科举及第者。尽管宁完我竭力想在陈名夏及孙承泽之外，把对南党的清洗范围，扩大到另外的著名南人官员，例如陈之遴和吴伟业，但他们继续在内院任职。④1654年8月16日，顺治皇帝批准了一份新的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宏文院任命名单。这份名单包括了一批在新朝科举及第的、同时精通满汉文字的南人，为首的则是两位重要的年轻汉军旗人，进士丁思孔、范承谟。⑤此后两年内，由于不少旧臣被调出，内三院的这些年轻 汉官就在清政府中逐渐取得了越来越大的发言权。①事实上到了1656年，甚至内三院的五品低级官员都有了直接向皇帝上奏的权力。②
这并不是说顺治一下子就不再倚重汉人高级官员，或者立即停止委派明朝进士出任高官了。③刘正宗，这位自陈名夏死后最得宠的大臣，也是明朝的进士。刘正宗是山东人，于1652年初任学士，1653年继陈名夏为吏部尚书，1654至1660年间，一直任大学士。尽管在1657年有人严辞弹劾刘正宗背公徇私，尽管得知他的兄弟接受了郑成功的任命，顺治皇帝还是一直让他担任这一要 职。①顺治也继续重用那些在为清廷效力时表现出才干的前明能臣。这类官员中最突出的也许就是周亮工了。周亮工是南京人，著名的校书家、诗人和书画鉴赏家，1640年进士及第，1643年曾任山东潍县知县，当时正值阿巴泰前来进攻，他竭力抵御。李自成攻占北京时，周亮工正在北京任御史，但他设法逃到了南京。他拒绝臣事于福王，于1645年投向多铎，授两淮盐运使。接着，自1647至1654年间，任福建巡抚，镇压反叛者和复明分子，战功卓著。1654年，福临遂将他调到北京，任左副都御史。虽然周亮工作为京城大官的经历是短暂的，但他仍是这一时期内顺治皇帝赏识南方士人才能的又一个例子。②
尽管如此，年轻的臣僚们仍不停地对像周亮工、陈之遴等旧南人归附者表示不满，批评他们腐朽的作风和懒散的官僚习气。①1656年4月13日，御史王士祯②再次将仕于两朝与风节衰落联系起来，上章指责大学士陈之遴举止不端。不久，另一位御史焦聪睿对他提出了严重得多的指责，说他与另一位“贰臣”，礼部尚书胡世安暗地搞阴谋。另有官员干脆提议说政府中的南人太多了，应设法减少。顺治以其事出无据，将这些指责全部驳回。他再次肯定他的信条：关键是每个官员现在的表现，而不是政治或地域集团过去的行为。他说：“朝廷立贤无方。”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