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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斯特鲁弗：《南明》，第13页；贺凯：《明朝的监察制度》，第209—210页。
① 谢国桢：《南明史略》，第60页。
② 文秉：《甲乙事案》，第50、54页。斯特鲁弗指出“正人君子”集团出于党争的目的，利用选官制度中的缺陷，排挤政敌（斯特鲁弗：私人通信）。
③ 黎杰：《明史》，第199页；顾苓：《金陵野钞》，第10页；斯特鲁弗：《南明》，第12页。马士英因阮大铖曾向周延儒说情，让自己出任凤阳总督，故极力荐举阮大铖入朝。
④ 温睿临：《南疆绎史》，第711—712页。
⑤ 李清：《三垣笔记》下，第2页。
① 文秉：《甲乙事案》，第51—52页。马士英也持同样观点。7月12日他上疏称：“魏忠贤之道非闯贼可比。”计六奇：《明季南略》，第86页。
② 《南明野史》，引自克劳福德：《阮大铖传》，第65页。马士英举荐阮大铖的日期有几种不同的说法：7月9日、10日、12日、13日等等。姚家积：《明季遗闻考补》，第93页。阮大铖实际上于7月11日入朝。谈迁：《国榷》，第6113页。
③ 计六奇：《明季南略》，第86—88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6页；谈迁：《国榷》，第6116—6117页。其中，最为直言不讳的是罗万象、尹民兴和左光先。左光先是东林党殉难者左光斗之弟，后来被阮大铖逮捕并短期监禁。《明史》，第2777页。当时一份较典型的奏章评论说（御史詹兆恒语）：“忽召见大铖，还以冠带，岂不上伤在天之灵，下短忠义之气。”引自黎杰：《明史》，第200页。类似例子见《明史》，第960、3087、3318—3319页。
④ 艾维四：《晚明士大夫陈子龙》，第131—132页。
⑤ 斯特鲁弗：《南明》，第16—17页。
① 计六奇：《明季南略》，第7页。吕大器（此时被公开指责为不赞成拥立福王的人）于7月30日辞职。后被唐王请出，任兵部尚书和大学士。但他尚未到任，唐王政权就垮台了。于是，吕大器又前往广东，拥立永历为监国。后来病死于广东。《明史》，第3132页；斯特鲁弗：《南明》，第14页。
② 姜曰广于10月9日辞职。谈迁：《国榷》，第6146页；又见文秉：《甲乙事案》，第48页。姜曰广后在金声桓手下任职，1649年因抗清失败而自杀。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44页。高弘图要求去监管漕运，但却命他回内阁供职。1644年11月4日他终于辞职，由于无法返回山东老家，只好留居南京一带。南京降清后，他在一座破庙中悬梁自尽。谈迁：《国榷》，第6110—6111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144页，《明史》，第3081页。
③ 计六奇：《明季南略》，第12页；克劳福德：《阮大铖传》，第41—42页；斯特鲁弗：《南明》，第13页。人们指责钱谦益，为了换取马士英让其继续任礼部尚书而支持对阮大铖的任命。邓尔麟：《嘉定忠臣》，第251页。
收复失地论和治国之道
如此激烈地反对阮大铖的原因之一，是正人君子们担心阮大铖在兵部任职——特别是吕大器离开兵部之后——将意味着放弃收复华北的战略而采取“偏安”南方的主张。④因为，马士英和阮大铖都主张实行与北方敌对政权和平共处的政策，实际上是满足于采取南宋王朝在女真人入主中原分裂中国时所采取的那种办法。⑤
马士英当然希望将南明的统治扩大到长江流域以外地区。弘光帝即位不久，马士英就上了一道密折，提出“开国大计”，建议与北方豪杰之士建立广泛的联盟。①但实际上这仅仅意味着重新确认诸如长期驻守战略要地汉中的赵光远等将领的职务，或承认张缙彦那样的乡绅的权力。后者曾任兵部尚书，后来回到河南老家组织“义勇”，镇压当地农民军。②马士英的这一举动并不意味着他打算组织乡兵，并以此作为从大顺余部或清人手中夺回北方的计划中的一环。河南的情况就清楚地表明，实际上马士英不愿批准任命豫北那些志在收复失土的豪强们。这些豪强仍据守着自己的寨子。③
河南当时势力最大的豪强是刘洪起，最初他和自己的四个兄弟控制了位于河南东南部汝宁府的盐井。通过与左良玉结盟，他又将势力扩大到豫北。1643年，明朝政府授予他副将职衔，并任命他为西平副总兵，从而承认了他的权威。
平西寨副将刘洪起，勇而好义，屡杀贼有功。（河南）诸帅中独洪起欲效忠。洪起拥兵数万，诸小寨悉归之。洪起尝官副总兵。①
就其本身而言，刘洪起不会投身于收复失地的事业，只是受到浙江冒险家陈潜夫（1636年举人）的影响才被卷入。开封在被李自成围困期间曾遭到洪水袭击。在这之后，陈潜夫来到开封，试图恢复这一地区的安宁。他将总部设在杞县，招纳了许多逃离开封的官吏，自己组建了一个相当于府一级的机构，但与此同时，李自成任命的“伪”巡抚梁启隆接管了破败的开封城，管辖河南。梁启隆的主要任务是控制那些经常下乡劫掠的军纪废弛的军队。但他的努力不见成效。陈潜夫被迫率其3000部属迁至西平寨。就在那里，他与刘洪起及其1万人马结成联盟。北京被大顺军攻陷的消息传到西平后，他们二人集中兵力将梁启隆赶出开封，迫其退到黄河以北。直到李自成被清军逐出北京之后，他们才回到自己的根据地。如今，听说明朝新政权已在南京建立，陈潜夫立刻表示他和刘洪起将忠于南明，并愿以西平为根据地，为明朝而战。在给弘光帝的奏疏中，陈潜夫极力主张南明军队坚守山东、河南，寸土必争。他说，河南有寨数百，可联成一片，并向弘光帝保证，明军可以通过他们的防区北上伐清。②
马士英根本不赞成这些计划，弘光帝任陈潜夫为河南巡按御 史，并任刘洪起为总兵，这都不合马士英的意愿。①但对“正人君子”们来说，陈潜夫和刘洪起都是豪杰之士；他们希望在百姓强烈要求收复中原的热潮中，动员起更多的地方豪绅。正如史可法在南京首次商讨国策时所指出的，明朝臣民不能以“江南片席地，俨然自足”，而是需要更大胆的战略，“亟召天下名流，以收人心。”②史可法牢记南宋的教训，主张“必须能战，而后能守”。他与当时的应天巡抚左懋第一样，认为“从来守江南者必战于江北”。③
史可法告诉弘光帝，历史证明只有守住江北才能保住江南。这也反映了史可法所期望的仅仅是保住南京而不是收复北方。对此，刘宗周、陈子龙等人都不十分满意。④素孚众望的刘宗周支持明军分两路出击的建议：一路向东进入淮河流域攻取徐州，另一路向西进入安徽攻取襄阳。⑤当时在兵部任职、参预负责南京防务的陈子龙，恳求弘光帝召见刘宗周，令其陈述招纳“天下贤者”，共图“复明”的计划。⑥
陈子龙自己也直接向弘光帝提出很多建议，如：“布置两淮之策，以为奠安南服之本。”⑦其中包括在南京驻军内组建精锐的“标 兵”，以及征募新军，精选将领，令将领在其辖区内自行召募义勇等。①同其前辈戚继光和远在其后的曾国藩一样，陈子龙希望建立一支“子弟兵”，用儒家的道德精神激励他们，并模仿诸葛亮的作法将他们编成各具特色的小队。②这一计划意在稳定华中和华南的局势；但真正关键的步骤是让福王听取聚集在江南，主张北伐的“众贤”的意见。陈子龙强调说，弘光帝为“诸逆”所隔，因而听不到 “众贤”的意见。他以历史的教训告诫弘光帝：“先朝致乱之由，在于上下相猜，朋党互角”。反之，弘光帝若能冲破内廷的封锁，征询公众的意见，便会明白以御驾亲征来唤起天下“豪杰”的时刻已经到来。①
毫无疑问，1644年夏，陈子龙及其周围的人曾确信，大胆的北伐将会扭转历史潮流。②弘光帝若能像后汉光武帝或唐肃宗那样，放弃宫中的享乐，亲自率师北征，必将无往而不胜。陈子龙坚持认为，历史的发展主要取决于公众的激情。在这决定性的紧要关头，百姓的情绪正处在混乱之中：可能转向这边，也可能转向那边。
今者人情泄沓，不异升平，从无有哭神州之陆沉，念中原之榛莽者。臣瞻拜诸陵，依依北望，不知十二陵尚能无恙否。而先帝、先后之梓宫何在？③
陈子龙主张必须抓住这一时机。山东、河北“义旗云集，咸拭目以望王师。”机不可失，“臣恐天下知朝廷不足恃，不折而归敌，则豪杰皆 有自王之心矣。”①
陈子龙对江南百姓是否有能力组织起强大的地方自卫系统，心中颇有疑虑。以一种地缘政治决定论（此种理论被后来的王夫之充分发挥）为依据，陈子龙认为，由于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商业化，当地百姓主要聚居在集镇，难以同近邻发展互相关系。此外，由于南方的农活十分繁重，百姓无暇习武，事实上也没有马匹、兵器或骑马操练的余力。他承认局势的发展会迫使江南缙绅组建乡兵，但又担心这些乡兵会像以往那样退化为治安组织。陈子龙的结论是：“故曰，欲为江南兴乡兵者，妄也。”但北方的情况完全不同，地理环境使人们息息相通，有较强的村社传统。人们聚居在不同于血亲组织的村庄中，从而形成了很强的互助和村防习惯。此外，他们习惯骑马，极容易组织起自卫的乡兵。②陈子龙希望，一旦弘光帝答应出师北伐，拥有乡兵的北方豪杰便会受到鼓舞，起而支持南京政权。③
这也是其他主张北伐者的希望。敢于直言的湖南籍官员，刘宗周的弟子章正宸也曾就此问题上疏弘光帝。他认为，一旦皇帝离京北征，很多“营寨相连”的豪杰便会群起响应，协助收复中原。④可见，陈子龙等人对发动各类地方领袖支持和积极参预收复失地寄予极大的希望，而这些地方领袖正是在明朝末年、朝廷日趋衰落之时乘机扩大了自己的实力的。早在1643年就曾上疏崇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