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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阮大铖甚至感到完全有必要针对“正人君子”集团编制一套新的黑名单。①
⑤ 早在南明政权建立之初，马士英就向弘光帝表达了他对北京死难忠臣的关切。周时雍：《兴朝治略》第二卷，第2—3页。1644年10月3日，弘光帝为范景文、倪元璐及其他19名忠烈追授了谥号。姚家积：《明季遗闻考补》，第96页；顾苓：《金陵野钞》，第31—32页。
① 顾炎武：《圣安本纪》，第4页；文秉：《甲乙事案》，第46—47页。
② 文秉：《甲乙事案》，第48页。
③ 温睿临：《南疆绎史》，第109页。史可法认为，南明政府要聚集足够的人才，方能收复北土，而唯一的办法就是招纳落难的士大夫。可先由地方官举荐，待其任官履历查清后再邀请他们参加南京政府。杨德恩：《史可法年谱》，第52—53页。
④ 史可法曾上疏主张，必须处决大顺“伪官”，销毁他们的印绶，以明“泾渭”。对那些渡河进入其辖区的原大顺官员，他皆照例将他们斩首。周时雍：《兴朝治略》第三卷，第3页。
⑤ 史可程在1643年与陈名夏同科考取进士。一般都认为他是史可法的胞弟。但有人仔细研究了其家谱，证明他是史可法的二堂弟。史可程的兄弟史可鉴是锦衣卫军官。朱文长：《史可法传》，第97—98页。史可程曾在大顺政府任职，后逃到南方。虽然史可法要求惩处他，但弘光帝大发慈悲，命他回乡照料其母。南京陷落后，他在宜兴住了多年，成了顾炎武的朋友，后得以善终。《明史》，第3079页；朱文长：《史可法夫人姓氏考》，第88页。史可程与顾炎武常互通书信并题赠著作。见顾炎武：《亭林先生遗书汇辑》，1888年版；《同志赠言》第四十卷，第21—22页。程一凡先生向我提供了史可程与顾炎武两人通信赠书的史料，在此表示感谢。又见谢国桢：《顾宁人学谱》，第176页。
① 温睿临：《南疆绎史》，第109页。
② 文秉：《甲乙事案》，第54页。
③ 朱文长：《史可法传》，第34页。江南缙绅谴责“从贼官”的典型例子，见郑振铎《玄览堂丛书》第一一三册：《嵩江府阖郡士民讨逆贼杨汝成檄》。
④ 在一次祭奠崇祯帝的仪式上，阮大铖说：“致先帝殉社稷者，东林也，不尽杀东林，无以对先帝于地下。”温睿临：《南疆绎史》，第715页。
⑤ 《明史》，第1546、3091、3095页；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第二卷，第10—11页；钱■：《甲申传信录》，第64—65页；《贰臣传》第十一卷，第1—6页；姚家积：《明季遗闻考补》，第104页。杨汝成和项煜在苏州的家宅遭到暴徒的焚掠。陈名夏化装逃走。徐汧也是复社同仁，同他的密友杨廷枢一样，也是江南常州人。在1626年因周顺昌被捕而引起的首次由复社发动的苏州暴动中，两人都曾出资相助。徐汧还是黄道周的密友，并积极推动复社的事业。其子徐枋是苏州著名画家。《明史》，第3015页。尽管徐汧实际上从未降顺过李自成，但阮大铖和南京朝廷中的某些人却认为徐汧汧背叛了明朝，并将他作为复社成员降敌的又一例证。阮大铖高兴地说：“今陈名夏、徐汧俱北去矣”。温睿临：《南疆绎史》，第715页。其实徐汧已跳河自尽。《明史》，第3O16页。
① 周氏虽是金坛的大族，但其内部已出现裂痕，“周氏，金坛贵族，而其父子兄弟悉有离心。镳与钟尤以才相妒，各招致生徒，立门户。两家弟子遇于途不交一揖。”徐鼒：《小腆纪传》，第207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44—245页，及其《嘉定忠臣》，第263页。
① 宫崎市定：《科举——中国考试的地狱》，第91页。
② 文天样（1236—1283），江西人，1256年状元。1275年，他在赣州试图阻止蒙古人南进，但其所率由贵州土著组成的军队伤亡惨重。后来他奉命出使巴颜，被蒙古将领囚禁；但他设法逃出并在江西又组建了一支军队。再次战败后，他逃到广东，并被南宋进爵为公。他想重整旗鼓，不幸的是，他的许多部将被流行全国的瘟疫夺去生命。尽管如此，他仍率残部坚持战斗，甚至在战败被俘后仍不承认蒙古人的权威。文天祥被带到北京监禁了三年，而其立场从未动摇。最后，当他被带到忽必烈可汗面前时，仍毅然说：“天祥受宋恩，为宰相，安事二姓？愿赐之一死足矣。”临刑前，他向南方磕头，犹如宋帝仍在杭州一样。翟理斯：《中国人名辞典》，第874—875页（引文中的话见《宋史·文天祥传》——译者）。在满族征服中国的过程中，文天祥成为明室忠臣的榜样。其祠遍布各地，例如，1645年南京西50公里的全椒县便为其立祠。张其濬等编：《全椒县志》，第192页。
③ 这种用法无疑是周钟之“钟”的双关语。
④ 徐鼒：《小腆纪传》，第208页。
① 温睿临：《南疆绎史》，第714页；文秉：《甲乙事案》，第54页；马其昶：《桐城耆旧传》第五卷，第27—28页。
② 《明史》，第4112页。虽然按六等治罪者的名单于1645年1月底便上奏，但直到5月3日才下达死刑令。开列这一名单的官员被指责为过于手软而遭弹劾，接替其职者遂下令重挞周钟。徐鼒：《小腆纪传》，第208页。
③ 例如，曾被迫降于李自成、后逃至江南的侯恂（侯方域之父）也被逮捕。逮捕他的命令可能是阮大铖发出的。据说阮大铖正想除掉侯恂。侯恂设法逃出后，回到商丘老家。德·弗格斯：《中原的起义》，第34页。
④ 刑部于1645年1月20日颁布了关于此案的正式条例。姚家积：《明季遗闻补考》，第103页。
⑤ 有五种从贼官当处以“磔”刑：从贼攻京师者；邀贼入京并为贼撰写文告者；所有接受大顺政权所授予的三品以上官职者；所有降贼的督抚和总兵；所有主动助贼策划夺取地方的翰林院和科道官员。其他11种从贼官将受到较轻的惩处。若主动自首，则惩处更轻。顾炎武：《圣安本纪》，第12—13页；又见李清：《三垣笔记》下“补遗”，第3—4页。
⑥ 谢国桢：《南明史略》，第61—62页。
⑦ 顾锡畴是昆山人，可能与顾炎武同族。他曾被魏忠贤除名；复职后，又被杨嗣昌除名。弘光帝一度批准了他的请求，取消了温体仁的谥号。但后来因顾锡畴的政敌提出相反的意见，弘光帝又改变主意，恢复了温体仁的谥号。顾锡畴因此而辞职。后来，他到了福建并拒绝了唐王政权的邀请。最后，他定居在浙江东南地区，因警告贺君尧不得毒打当地生员，而被其雇用的刺客暗杀。《明史》，第2512—2513页。
① 其中一册名《正续蝗蝻录》。蝗，指东林党；蝻，指复社。另一册名为《蝇蚋录》。蝇，指东林党；蚋，指复社。温睿临：《南疆绎史》，第714页。斯特鲁弗（私人通信）认为：温睿临《南疆绎史》的最早版本中没有提到这两本名册，可能是19世纪编印此书者的伪作。
政治迫害
阮大铖开始编制黑名单时，对其政敌的迫害也进入了新阶段。由于马士英和阮大铖对东林党抱有明显的偏见，因此，他们开始招纳过去与魏忠贤有牵连的人作为支持者。而这些人被鼓动起来的主要原因是，他们担心一旦正人君子们重新上台，他们自己会因过去与魏忠贤的交往而遭到贬斥。比如郭如阇、周昌晋，特别是杨维垣，在公众眼中都与从前的“逆党”有关，而如今都在马士英手下任职。这无疑将使冲突更加残酷。②杨维垣在1624年吏部之争时便是阮大铖的密友，现在他又力劝阮大铖不择手段地打击政敌。1645年初，一位自称大悲的疯和尚为阮大铖一伙提供了这样的机会。③
1654年1月12日，南京西城兵马司得报说，西华门外有一个和尚自称是亲王。④一名官员奉命前去调查，将此和尚逮捕，带入南京，由京师提督戎政忻诚伯赵之龙率手下官员审讯。在审讯者看 来，这个和尚无疑是个疯子，他自称法号大悲。是定王，并说，1642年先帝为防不测而派他南下。①审讯中，大悲和尚几次改变自己的封号，还肆无忌惮地说自己与潞王有联系。最后，他向审讯者提到两位南京政府官员的姓名，其中之一是钱谦益。②
虽然在大多数人看来，大悲不过是个发狂的和尚，他自称亲王的行径是可怜的，可以不加追究。但阮大铖和杨维垣却抓住大悲提到钱谦益（他被视为与东林党和复社有牵连的人）这一情节，试图编造一起阴谋支持潞王谋反篡权的案件。③于是，他们令一名亲信参加了审讯，夸大了大悲的口供。使之牵连到143人，其中有史可法、高弘图、姜曰广以及其他一些具有同等声望和地位的人。④但阮大铖还没来得及下令逮捕这些人，钱谦益便上疏抨击了这一针对他的而又不堪一击的指控。这样一来，此事便公开化了。这就迫使阮大铖寻求马士英对此案的支持。马士英浏览了供词，意识到这项指控根本不能使公众信服。相反，只能使其同党显得滑稽可笑。⑤他看出这个可怜的和尚不能用来作为发动清洗的借口。遂于3月27日下令将大悲处决，并拒绝支持对那143人的指控。⑥
尽管如此，阮大铖仍继续对复社成员进行报复，特别是对那些曾在“南都防乱公揭”上签名的人或公开反对他复出的人。《桃花扇》对此有如下描写：
凶凶的缧绁在手，
忙忙的捉人飞走；
小复社没个东林救，
新马阮接着崔田后，
堪忧！
昏君乱相，
为别人公报私仇。①
有些人遭受打击，不得不更名换姓躲藏起来②，其余的则全部逃出南京，或到左良玉军中避难，或到扬州作史可法的幕僚。③侯方域显然是阮大铖寻求报复的主要目标，一位与之关系密切的将领（经常与他一起饮酒）警告他说，阮大铖打算逮捕他。④作为阮大铖发泄私愤之对象的其他官员，干脆在被革职之前就离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