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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世祖实录》第十二卷，第140页。
① 顾诚：《论清初社会矛盾》，第143页。顾诚认为此时是南明发动北伐的最好时机。清山东巡抚王永吉曾上表说，由于增援西线，当地守军所剩无几。如果南明趁机攻打山东南部各城镇，必将势如破竹。一些南明的官员意识到这一点，并且承认真正可怕的敌人是清军而不是大顺残部。江西总督袁继咸写道：“闯为虏败，虽可喜，实可惧。虏未及谋我者，闯在耳。闯灭，非江南谁事？”
② 许定国，河南太康人，行武出身。在山东镇压白莲教起义时屡立战功，从游击晋升为副将。崇祯年间，他继续在山东镇压农民起义，后被任命为援剿总兵。崇祯朝灭亡前夕，被派往山西。南京政府命他驻守睢州。胡山源：《嘉定义民别传》第四册第七卷，第30—31页。李际遇是一位有文化的农民，率领着一支由矿工、当地宗派成员和灾区流民组成的队伍。他曾与刘洪起共同抵御过李自成对南阳的进攻。谢国桢：《南明史略》，第104页；德·弗格斯：《中原起义》，第25—26页。此时，许定国已同豪格暗中往来，伺机反叛。
③ 多铎奉命在河南西北部收缩，以保证其后方部队对西安的攻势。李自成的残部又成了清军的主要攻击目标。放弃进攻西面的大顺残部而转向进攻东南的命令，是在与左懋第谈判之后下达的。《世祖实录》，第十卷第12页；第十二卷第1—21、27页。
第六章 清朝统治的建立
明季骄淫坏法，人心瓦解，以致流寇乘机肆虐。我朝深用悯恻，爰兴仁义之师，灭尔仇仇，出尔水火，绥安都城，兆姓归心。近闻士寇蜂起，乌合倡乱。念尔等俱吾赤子，不忍即加兵革。已往者姑从宽宥。谕到，俱即剃发，改行安业，毋怙前非，倘有故违，即行诛剿。
《世祖实录》，1644年6月15日，第五卷，第53页。
北京新政府面临着三个十分紧迫的任务：恢复京城的治安并使行政机器重新运转起来；平定北直隶和邻省山东的动荡不安的农村，以及追击并消灭现已逃到太行山西部的大顺军队。其较为长远的重要的任务，则是官僚机器的改革，与平民困苦生活的改善。①
① 正如多尔衮在1644年7月20日训谕礼部时所言：“古来定天下者，必以网罗贤才为要图，以泽及穷民为首务”。（《世祖实录》第五卷，第59页）。尽管多尔衮堂而皇之的辞语是受了像范文程和冯铨（他作为顺天巡抚，始终强调征集贤才的重要性）这样的合作者的启迪，但是，他的政策毕竟是出于对形势的全面理解。至于冯铨，他在摄政王面前自诩为“老马识途”。参见琴川居士《皇清名臣奏议》第一卷，第1页。两个多世纪以后，当美国军队因1900—1901年“义和拳”包围使馆而占领了北京部分地区之后，马肯雷（Mckinley）将军告谕其军官：“培植一批精英，从而最大程度地减少抵抗的可能性……同时，美国人应该赢得大众的好感——通过了解他们的困苦，通过鼓励内政改革，通过约束军队以及来到此地的美国投机商。”亨特：《被遗忘的占领》，第502—503页。
地方合作者
如果没有汉人的军事合作的帮助，满族人是不可能征服中原的。而这种征服，随即又恢复了汉人降官的权力。明末兴起的一批军事力量，特别是左良玉、刘泽清这样的军阀，都使得回天无术的文官们更加虚弱无力了。无论是大顺军对北京的占领，还是勤王将领们在南京政权中的专横，都使这个帝国中的军人们越来越显要了。清人在华北与中原的胜利，既没有终止对这类军人的需要，也没有剥夺他们的权力。①中央政府与地方军人的这种对立，直到70年代“三藩”叛乱时才得到最终的解决；但在攻占北京以后，新的满族军事领袖们，随即就开始让昔日文职官僚们重新发挥作用——这种作用由于明末社会军事活动的频繁，曾经大为下降了。在清王朝的统治奠基过程中，有一个看来似乎自相矛盾的现象，这就是来自东北的满、蒙、汉军的旗人将领帮助在中国重建文官的权力。②
由于从多尔衮进入北京那时起，他就公开申明他欢迎明朝官僚加入新的政权，所以，北京及其周围城镇的占领，在开始就非常顺利。1644年6月7日，多尔衮谕示兵部，对于迎降之处实行赦免，因为帝国的百姓“皆属吾民”。①同时，还特别向地主官员做出保证，如果他们剃发归降，那么他们不仅可以恢复原职，甚至还将官升一级。②三天以后，多尔衮正式表示，如果明朝的城市官僚剃发并纳名投诚，则将官复旧职。多尔衮许诺：“各衙门官员，俱照旧录用”。③由于那么多的官员因为投顺李自成而已经名节扫地，所以他们大部分立刻就接受了这一招降要求。④这样，整个政府都投降了，并且没有一个人因为忠于明朝而自杀殉节。⑤
除了原有其职的官员，另一些文士名流也被推荐到政府中做了官。⑥在这方面，有些关键人物向政府推荐了一批可能合作的名流。1619年进士、江苏人金之俊（崇祯皇帝的最后一位兵部侍郎），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曾遭李自成部下的严刑拷打，并在后来很快就 投降了多尔衮。他迅速地官复原职后，就参与了贯彻大赦政策，登录了所有的前明军官，其中许多人被金之俊推荐到新政权中去任职了。①其他为清廷频频推荐地方官和前明官僚的重要人物有：卫周允，1634年进士，山西人，崇祯朝的御史；沈惟炳，吏部侍郎；王鳌永，山东人，以前负责过河南与山东的防务。②
另一个决意归顺的人是奉天地区最后一任明朝巡抚、著名的河南官员、1625年进士宋权。像侯方域之父侯恂一样，宋权是商丘地区乡绅中的名流。商丘士绅的社会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至他们敢于公开与地方当局分庭抗礼。③在1644年春，他受任顺天巡抚，驻 距北京65公里的密云县受事。当李自成攻陷北京时，宋权刚刚就任三天，这样他只好暂时归顺，等待时机了。①在闯王被赶出北京之后，宋权便动手攻击地方义军将领并将之处死。6月6日，他宣布降清，并代表许多明朝地方驻军将领的立场声称：“吾明臣，明亡无所属，有能为明报仇杀贼者，即吾主也。”②
对于这些前明官僚来说，使孔教所要求的忠节与在清廷中就职这二者协调起来，多少有些困难；但至少在清人降低了对汉人剃发改从满俗的要求时，这就容易一些了。③多尔衮开始不愿改变初 衷，宁愿强行贯彻他在进京次日颁布的剃发命。①当刑部侍郎告诫他，令汉人强行剃发将失去民心时，多尔衮怒喝道：吾乃汝民之首，你且先顾自己的头发吧！②但在三河与保定爆发了反剃发令的农民起义之后，多尔衮变得温和些了。③6月25日，这位摄政王发布公告说：
予前因归顺之民，无所分别，故令其剃发，以别顺逆，今闻甚拂民愿，反非予以文教定民之本心矣。自兹以后，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悉从甚便。予之不欲以兵甲相加者，恐加兵之处，民必不堪，或死或逃，失其生理故耳。今特遣官传谕，凡各府州县军卫 衙门，来归顺者，其牧民之长，统军之帅，汇造户口、兵丁、钱粮数目，亲来朝见；若逆命不至，当兴师问罪而诛之。①
这是一个勉强的让步，并且显然曾使多尔衮为之不快。但满族家长制的传统精神是强调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约”，这一决定的制定也体现了这一精神。②新的政策颁布之后，汉人的归顺就变得容易得多了。③
在这一新的情况下接受清廷官位的最著名的文人之一，是著名的上海诗人李雯。其父李逢甲，死于大顺军占据北京之时。这位诗人因为丧父的巨大悲痛，许多天都不能离开父亲的棺材去略进饮食。这种孝行使多尔衮周围的官员大为感动；多尔衮也接受了建议，让李雯做了他的私人幕僚。④
对李雯来说，要报复大顺军的杀父之仇就只有走降清这一条路吗？或者说，这就是他早些时候对陈子龙所表白的要为国效力而名垂青史的途径吗⑤？李雯当然得到了一个英雄造时势的机会，尽管极少有人赞许他攫取这个机会的方式。1644至1646年间他作 为多尔衮的秘书，所有奏表文告皆出其手。①
然而，李雯之例有些特殊之处。那时，大部分归降者，既不是在野诗人，也不是南方文人。②在1644年加入清廷，并在18世纪编纂的《贰臣传》中有传的50名高级官员中，大部分是京都的旧官僚（详见下表及书后附录B）。③。然而，在崇祯朝，3/4的高级官僚来自南方；而在1644年，2/3的归降者是北方人。④这种比例的倒转，主要在于山东的大量降人，1644年投降的“贰臣”中，有1/4来自山东。如果说东北地区为满族征服中国提供了大部分军事将领的话，那么，正是山东一地在为北京清政权提供文官上，遥遥领先。山东人在清初的这种骤然显贵，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该省平定较早，部分地由于在各处起义时这里的乡绅名流遵守了王朝的法令。⑤
1644年及以后降清文官
先附李自成，后降清的明朝文官：
姓 名 明官职 省 籍
陈名夏 给事中 江 苏
党崇雅 侍 郎 陕 西
梁清标 翰林学士 北直隶
卫周祚 郎 中 山 西
戴名说 给事中 北直隶
刘 昌 给事中 河 南
柳寅东 御 史 四 川
陈之龙 分守道丞 江 西
张若琪 侍 郎 山 东
方大猷 分守道丞 浙 江
高尔俨 翰林学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