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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主要限于那些束手归顺的地区，如北直隶、山东和山西。①。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在定期的科举考试中南人一直保持稳定的成功；而如今中举者北人占了优势，这看来要归之于其他特别因素，这可能包括以牺牲南方文人为代价而优宠北人这一有意识的政策。当多尔衮进京后不久就任命冯铨为礼部尚书时，人们对这一政策存在与否的疑问就不证自明了。冯铨是魏忠贤的党徒，当时最有争议的人物之一。②
1629年，在清流的压力下，冯铨被迫引退。如同我们所看到的，他在崇祯朝恢复旧职与声誉的努力屡遭挫折。③因而， 1644年6月18日他就任礼部尚书时，便引起了不小的震动。④多尔衮无疑在努力保护这位曾在家乡率兵自卫的河北重要乡绅的职务，但他任命了这样一位有争议的人物——这肯定要引起清流文人的愤怒，其原因却依然是一个谜。可以肯定，冯铨精通王朝礼仪，多尔衮后来命令他为清朝的宫廷礼仪与祭祠活动选定音乐。但也颇有这种可能，通过任命他为礼部尚书，多尔衮向其朝臣强调了他曾屡次申说的这一态度：晚明的党争已告结束，一切都已成为过去。由 于毫无偏袒地任命了一位公认的东林党人的敌人，摄政王大大地拓宽了政权的拥护者的范围。50000454_0329_0①
但不幸的是，无论在政府内外，大多数文人都不这么看待冯铨的任命。东林或复社的成员与党人，不能忘记冯铨是臭名昭著的《三朝要典》的编纂者之一。②并且，他们中的那些南人，不能不产生这样的联想：任命这样一位以敌视江南文士著称的人，与把南人从高级要职中排挤出去的既定政策有关。③而且，作为礼部尚书，冯铨很容易在科举考试中发挥重要作用。这种作用首先就将体现于1646年的那次科举考试之中。确实，多尔衮命令冯铨主持了这年的科举，在373名进士中，北人的进士就有365名，占98％。状元是一位山东学者，第二三名则是北直隶人④（见下表）。这些北人进士占了这么高的比例，或许是理当如此，因为长江流域的动乱使许多有资格参加考试者缺席未至。但许多南人也可能认为，是冯铨的监考才使许多南人落第了。⑤
1646年各省进士统计
资料来源：L。D。凯斯勒《康熙与清朝统治的巩固》，第180—181页。
正是由于上层官僚与中举名单中籍贯比例的这种重大变化，在摄政王多尔衮执政的头几年中，“南人”与“北人”的区别变得极为明显了，而省份的区别则已不为人注意了。同时，南人与北人的竞争，也取代了曾经引起官僚党争的“清流”与“浊流”的冲突。例如，浙江海宁名门的后裔、有名的降人陈之遴，在当时就这样说过：“南北各亲其亲，各友其友”。①
中央政府中的大部分降人，集中在户部、吏部和兵部这三个部门之中。这说明，擅长于财政、选官与军政的官员，比那些娴于礼仪、音乐与文学的文士更乐于接受新王朝的统治。①在这伙汉人合作者之中，过去兼有文武职位的官员，约有一半人获得了比过去更高的官位，另一半人也保住了旧日官职。但是，在文职的投顺者之中，便只有1/4获得了更高官位，这些人主要是兵部的官僚。在另外两个重要部门——吏部与户部中，文职的投顺者或只保留了原位，或官位还有所降低。②
多尔衮任命了这些官员，同时又没有削弱他对中上层官僚的控制，这是因为，他从东北带来了一大批老练能干的汉官。这伙辽东降人被称为“旧人”。就是他们，再加上满族将领们，最早担任了各部的尚书、侍郎。③然而，官僚体制的要津、各司郎中，是从满人入京后归顺的“新人”中选任的。在此之下，中央的低级部门与地方政府中的下级官吏，几乎都是清朝占领该地后随即就投顺了的那种人。帝国官僚机器的行政职员如此迅速地转而效忠新主，大大促进了清朝早期征服的巩固。但从长远来看，这也给新政权带来了更 大的麻烦。尽人皆知，在那些下层官僚身上，集中了古代政权的众多弊端劣迹。你只要随便指出一位吏员，那他就准是一名贪赃枉法之徒。因此，从清廷的统治刚刚建立之时起，它就不断地发出布告敕令，要严惩那些为非作歹的“衙蠹”与恶吏。①
① 当满军一进抵北京，多尔衮就让山西商人做了官商，隶属于内务府。韦庆远、吴奇衍：《清代著名皇商范氏的兴衰》，第2页；佐伯富：《清代的山西商人》，第282页。
② 《贰臣传》第六卷，第17—21页。关于多尔衮与两位大臣之间的对话，参见佐伯富：《清代的山西商人》，第282页。
③ 朱等编：《顺治元年内外官署奏疏》，第32页。1649年又颁布了同样的法令。吕元：《翰林院》，第59页。
④ 当左懋第的使团经过山东时，他们发现，山东省已完全为王鳌永和方大猷所控制。根据他们所述，王、方二人深为百姓痛恨，“众唾其脸。”陈洪范：《北使纪略》，第120页。
① 王的奏折中有这39个人的名字，参见朱等编：《顺治元年内外官署奏疏》，第32—34页。《清实录》也记载，王推荐了前明大学士谢升和其他40余人。《世祖实录》第六卷，第67—68页。王还另外推荐了其他一些山东人。1643年，山东进士之一张端，抛弃了李自成的官职，经山东巡抚向多尔衮推荐，成为宏文院的一名检讨（张的父亲张忻也曾供职于大顺政权，1645年由佟养性推荐为清朝天津巡抚）。1646年，任江南乡试主考官；后来又入秘书院为侍讲；此后又做了国史院侍读；最后升为大学士。《贰臣传》第十二卷，第14—15页。张端作为一名主考官列入了法式善著的《清秘述闻》之中。
② 朱等编：《顺治元年内外官署奏疏》，第19页（此书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编，朱希祖作序——译者）。
③ 同上书，第1页。
④ 《贰臣传》第五卷，第21—24页。李化熙（1634年进士）是山东士绅领袖之一，崇祯时曾为天津兵备道、四川巡抚、陕西总督。1644年初，李以兵部右侍郎总督三边。在李自成攻陷平阳后，李化熙意识到都城危在旦夕，因此他率领部众回到山东，就食于家乡。1644年9月，在满人决意留在北京已确然无疑时，李速遣游击吴伸上书归降。他除了得到过巴哈那和石廷柱的推荐外，还得到了清天津总督佟养性的支持。同上书第五卷，第21—24页。巴哈那的推荐日期记为1644年8月18日，见《世祖实录》第六卷，第70页。石廷柱早在1622年就降清了。1639年成为汉旗的成员，不再是佟养性的部将了。他和巴哈那都曾受命“平定山东”。石作为驸马拥有固山额真的称号，见《世祖实录》第十一卷，第127页。
① 《贰臣传》第九卷，第24—27页。
② 《贰臣传》第九卷，第21页。
③ 《贰臣传》第六卷，第32—33页。
④ 任濬（山东1624年进士）曾任明朝右佥都御史。刘余祐向多尔衮引荐了他。在为户部右侍郎时，任濬提出了几项改进财政管理的重要建议；为刑部尚书时，主持修订了一个重要法典。“满汉堂官专领其事，慎选司员一一商榷，疑难者请旨裁定。罪例可更者，一准于律；不可更者，即载入律条，著为令”。1644年多尔衮谕示刑部在量刑时宜依据明朝法律定夺。但是，明朝法律中有些条款与满人的惯例不一致，因此，又命令各有司分别为满汉开列律条，再将其意见送至刑部加以统筹；司法审判与诉讼程序都是满汉有别的。任濬也为《会典》的修改提出了意见。这样，通过不断的调整过程，才将明朝会典的条例纳入了清廷的政法活动之中。1646年农历五月，满语本《大清律》也告完成。见《贰臣传》第五卷，第33—34页。关于协调满汉法律的谕旨，参见1645年3月11日诏令，《世祖实录》第十四卷，第160页。至于司法审判及诉讼程序，见1646年2月12日谕旨。同上书第二十二卷，第270页；又见徐道邻：《中国法制史论略》，第106页。
⑤ 多尔衮的旨令附于王鳌永的内阁抄本中，参见朱等编：《顺治元年内外官署奏疏》，第34页；张其昀编：《清史》第一卷，第34页。
⑥ 《世祖实录》第六卷，第71页。此令颁布于1644年8月20日。《贰臣传》第九卷，第26页。
① 清人一进京，即宣布恢复科举考试。同时，奉天府学政推荐了一批进士，以供直接任用，结果把那些求官的进士们网罗一空。然而，应当指出的是，这一渠道很快就变得狭隘起来。1644年9月10日，有人建议辽东地区应该参加定期的科举；1645年初，一位礼部官员极力提倡汉满官员的儿子都应依例在国子监一起学习。这些措施获得了批准，同时，还为满、蒙、汉旗人特别规定了乡试员额，并增加了一些进士员额以使众多的举人们能按比例地分享。《世祖实录》第七卷，第82页；《清史列传》第七十九卷，第23—24页；何炳棣：《中华帝国中的进身之阶》，第111—115页；郑克晟：《多尔衮对满族封建化的贡献》，第9页。
② 多尔衮亲自邀请冯铨参加新政府。张其昀编：《清史》第二四六卷，第378页；张怡：《搜闻续笔》第一卷，第8页。
③ 冯也是一位有名的古董收藏家，引退时期他在北直隶积累了大量的田地。马米兹：《魏忠贤：对明末内廷宦官和党争的重新评价》，第245—246页。
④ 张其昀编：《清史》第一卷，第33页。
① 《贰臣传》第九卷，第29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240—241页。
② 冯铨极其清楚地意识到，他容易因曾为阉党而备受谴责。他进入清廷的内三院后，获得了接近国史馆的可能。据说，他秘密地将《明实录》中不利于自己的部分删改了。傅吾康：《明史资料介绍》，第18页。
③ 尽管这个法令颁布的准确时间不得而知，但在1645年后，苏州、常州、镇江、松江、杭州、嘉兴和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