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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言之，如果史可法不这样做，他就如同是抛弃了一个落水待毙的人，国家的生存也就毫无指望了。
② 谢国桢：《南明史略》，第70页。
① 朱文长：《史可法传》，第118—120页；刘约瑟：《史可法》，第90页。许定国的叛变极大地影响了清的政策，促使多尔衮南下。“豫王（即多铎）渡河，兵不满万。合许定国军，声大振。先是定国杀高杰，杰妻邢氏请于史阁部，必报其仇。定国惧，乃纳款□□，请兵南下而己为向导。时摄政王初定北都，南下之意未决。得定国，乃决策南下。豫王以轻兵径行千里，直抵扬州，定国一人故也。”李介立：《天香阁随笔》第二卷，引自李光涛：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53页。
② 谢国桢：《南明史略》，第57—58页。
① 关于榆园军起源的材料记载在乾隆年间的《曹州府志》。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90页。
② 阎尔梅：《白耷奇山人集》第十卷，第19—25页。
③ 阎尔梅：《白耷山人集》第十卷，第20页。“苫块”喻指居父母丧时睡的草荐。
④ 同上书第十卷，第21页。
⑤ 同上。
⑥ 同上书第十卷，第20—21页。
① 阎尔梅：《白耷山人集》第十卷，第20—21页。
献身与妥协
阎尔梅给史可法的信，不仅细述了采取进攻战略的各种原因，而且也解释了为什么阎尔梅自己感到有责任去这样做。无疑这代表了许多南明忠君之士的同感。阎尔梅告诉史可法，他自己的老师也认为他是一个特别固执好辩的学生，可能比大多数人都直言无忌，不过有很多由于南京政权拒绝采取积极军事行动而日益失望的人，也与他心情相同。
大之不能酬国家三百年之恩泽，小之不能庇宗族十亩之桑梓。②
对于他这样的忠君爱国之士，报效国家之责远远重于维顾亲友，尽 管履行这种高尚的义务可能意味着“逆祖”、听凭妻室饿死以及族人唾骂。
亲戚劝之行而不肯行，朋友招之隐而不肯隐。①
阎尔梅还把忠君义务置于苟且偷生之上，把良知置于俗论之上。
且古贤士所以重知己之感者，不重其恩，重其心也。重其恩者众人，重其心者贤士。重其心之爱之者众人，重其心之敬之信之者贤士。豪杰之士宁为人所不爱，不肯为人所不敬、不信，则知己之故，盖难言之也。②
这种绝对忠诚的典型是古代的侠义之士，他们的气节象征着礼的至境。阎尔梅说，今人多把礼当作仪式，但是那个概念实际上表明了一个人忠于其信仰的义务。③侠义之士对“诚”的执着追求——一己的是非之心——在理想上高于所有其他情感。同样，对阎尔梅来说，体现于“诚”的最高献身，概括了“礼”的古老而崇高的意义，这远高于把“礼”说成是“敬”、“顺”的通俗解释。“礼 之中有敬之之意焉，有信之之意焉，甚则有杀之之意焉（如果为了信仰的话）。”①
阎尔梅写给史可法的信在结尾颇为狂傲不驯。阎尔梅写道，一个豪杰之士可能并不认为别人会赞同他，但是他至少十分希望得到尊敬。可以肯定，如此固执之人在太平盛世是不易为别人所容的。但值此国难当头之际，需要的却是非常之人。如果有人想起用这样的英雄，那么他要么是认真地采纳其建议，要么就是全部把他们杀死。
用其所不得不用，斯杀其所不得不杀，杀之者敬之信之，非易之疑之也。易之疑之则亦不足杀矣。②
很难想象会有比这更咄咄逼人的要求了。
不过，阎尔梅的个人正义感并非无可争辩。他这种空想的、甚至浪漫的临难不苟行为，构成了一种用以升华自我的目的伦理。在满族征服战争中许多年轻的“有志之士”都是如此。但是也存在着另一个同样强大的责任伦理，如果需要，甚至可以用孔子的话来证明其权变观。
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③
史可法是一个“惧”多于“豪”的人。因为担负着保卫一个王朝的责任，他承担不了此时轻率决策的后果，也不取莽撞下令。不管阎尔梅解救徐州的呼吁如何激烈，史可法也腾不出手来完成此举。尔后史可法给了阎尔梅一个措辞巧妙的答复，对迅速进军徐州的计策含糊其词，感谢阎尔梅无可怀疑的忠诚，并且谨慎地暗示，他很知 道阎尔梅的急躁脾气。①此后不久，阎尔梅受命西进河南，加入高杰余部，组织了一道抵抗多铎军队的薄弱防线，以防满军南侵。阎尔梅确实向西出发了，但在3月6日他到达前线之前，他觉得他的使命毫无希望，于是返身而回。因而当满人最后进攻史可法扬州大本营时，他却在安徽中部的庐州平安无事。②
② 同上书第十卷，第20页。阎尔梅使用的“国家”一词无疑是来自孟子的用语：“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孟子·离娄》）根据对这个语辞的一般解释，“国”是指封建诸侯的国家，而“家”是指贵族士大夫的家族。这个概念恰恰是家族主义的，表明了引伸为父权，引伸为整个帝国统治者的一种家庭式等级结构。尽管指出这种国家概念和现代“国家”概念（它大略同于英语nation一词）之间存在着不同是很重要的，但阎尔梅对这个词的用法与现代用法之间仍然存在着一些相同点，它表明了一种向更为普遍和一般的忠诚的缓慢进步，就像现代民族主义所表现的一样。
① 阎尔梅：《白耷山人集》第十卷，第20页。一般说来，以忠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对统治者的责任兼有对其家庭的义务。后者是用“义”来定义的，阎尔梅在他的信中首先表明了这种态度，但是他随即又对史可法说，对他这样的忠臣来说，他对既有特殊性又有普遍性的“国家”所承担的更高义务，远远重于他对自己私亲所承担的直接家族义务。
② 同上书第十卷，第22页。
③ 在经书中，这种强烈的责任感常常用“义”来形容，以表示一个人在社会中严格地按照相应礼节和地位差别行事的责任。这样，一方面，存在着一种观念，即“义”意味着与“礼”、与当时社会现实相一致；而另一方面，“义”的解释也包含了强烈的理想主义内涵，表明了孔孟在社会政治权威面前对伦理原则不变的信仰。阎尔梅在他的信中谈到，韩愈（“夫天下人之所最恶者，莫如死所深愿而不可必得者”）便具有这种自我献身精神；朱熹（尽管在他的文章中没有提到这个名字）、王阳明也是如此。那种信仰也常常与文人的保护国家免遭侵略，为收复中原而斗争的责任联系在一起，例如朱熹。“在朱熹看来，抗金和收复中原的战争是一种道义的需要。反之，忘记耻辱，主张偏安，则是违反天理的。”康拉德·M·施罗考尔：《朱熹的政治思想与政治行为》，第87页。
① 阎尔梅：《白耷山人集》第十卷，第23页。
② 同上书第十卷，第24页。
③ 《论语·述而》。
① 阎尔梅：《白耷山人集》第十卷，第25页。史可法的调停才能，以及他左右为难的可悲处境——使他处于像阎尔梅这样的热衷党派活动者和皇帝之间，使得史学家温睿临对史可法非常推崇，因为温睿临敬重不事朋党的人。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中史学的作用》，第164页。
② 阎尔梅：《白耷山人集》第八卷，第18页。
满人渡河
然而，与此同时，史可法仍然肩负着指挥淮阳地区各方面防务的责任，以抵抗多铎和豪格对他防线的不断猛攻。③有一些迹象表明，他可能想在相当一段时间里避免北进，以使满人替他消灭大顺农民军残部，但史可法同样知道，一旦清军打败或收编了那里的义军流寇进而占据黄河的右岸，那么他们就会转向南方，进攻沿大运河一线的南明防线。因此，他与阎尔梅以及其他光复者的想法相 同，即最好的防御战略是进攻。①他上疏皇帝说：
自三月以来，大仇在目，一矢未加。昔晋之末也，其君臣日图中兴而仅保江左。宋之季也，其君臣尽力楚蜀，而仅保临安。盖偏安者，恢复之退步；未能志在偏安，而遽能自立者也。②
左懋第的信使也得到指令，朝廷已经决定采取更为保守的防御政策。与此同时，满人已经越过了在河南境内的黄河，并且到达了黄河在江苏境内的北岸。对史可法来说，防御和进攻是一致的。在时机尚未失去的情况下，他希望南明方面发动一次反击，用来援助可能正在守卫徐州的李成栋的明军，也用来保持和激发光复北方的信心。于是史可法从扬州出发，将其部队转移到洪泽湖边的泗州。然而在他要进军徐州之前，他得到消息说，在他离开的时候，黄得功知道了高杰被害的消息，准备对扬州发动突然袭击，洗劫这座城市，并且收编那些已经退到大运河的高杰残部。这样，为了拯救扬州，史可法被迫取消了他的反攻计划，并迅速赶回他在南方的营部。如要解救徐州，阎尔梅发动“河北千万忠勇之士”的简单计划显然是不够的。③
尽管史可法自己没有能去徐州，但是侯方岩率领的援军已被派往这个城市，而且南明的一支应急部队实际已渡过黄河，并且直接与满人交上了火。清旗军主力由准塔指挥，他的父亲曾是努尔哈赤的卫士。④准塔重创了明军。根据满人的战报说：
二月初三日（1645年2月28日），闻南兵渡河，围徐州沛县李家楼，随遣固山额真准塔等，领兵星夜前往。贼马步兵二千有 余，屯驻徐州十五里外，我兵冲击贼营，贼兵赴河死者无算。擒斩逆渠六人，安抚百姓，秋毫无犯，获人口牛马甚多。①
3月11日多铎部队的营部正式从西安迁到了河南北部；4月1日，多铎接到圣旨去指挥南征，以平定江南。②在豪格从东面加强进攻的同时，多铎率领他的部队兵分三路直奔归德；在那儿一支部队沿淝水直奔临淮，另一支部队沿黄河直奔盱眙，第三支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