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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说咧！”小哈一下站了起来，满脸胀得通红，大声地叫道。但聪明的她马上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再没跟宋振和往下较劲。又坐了一会儿，她只推说头疼，把宋振和打发走了，然后把那份我写回去的最新情况报告，仔仔细细地读了一遍，马上就给高福海打了那个电话……高福海得知我报上去的情况报告里居然写上了他“神经不正常”，大为震惊。这份材料在上报前，他亲自审阅过。审阅时，报告中没有这样的内容。怎么等报告送上去了，会添加了这样的内容呢？他在载波电话里问小哈：“看笔迹，加上去的这一段内容，跟其他内容，是不是同一个人写的？”小哈答道：“是同一个人写的。”“你看像谁写的？”“小顾呗。”“没搞错？”高福海还特地追问了一声。“绝对错不了。”她断然答道。这样，他大惑不解了。放下电话后，他呆呆地坐了好大一会儿，也没想出个所以然来，便通知马桂花，赶快去叫我，他想当面对证此事。
其实这件事，的确是我干的。那天，高福海安排马桂花带我去“实地考察”退伍军人情况，当晚我就按他的意思写了个情况报告，告诉各级领导，退伍军人事件已经得到“妥善解决”
，冈古拉一切恢复正常。报告写完后，经高福海过目，交专门负责机要交通的“军邮”送出。在交“军邮”时，我玩了个“掉包”花招。也就是说，发走的那个报告稿和呈高福海过目的那个报告稿，不是一个东西。当时我觉得，必须把朱、李、马、赵等人谋划密告高福海“神经不正常”一事报告给上面。这是不容忽视的最新动态。我在报告中，还表明了我对整个这事态的看法：“只有认真搞清高福海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各级组织才能为最后决策解决冈古拉问题，找到最坚实的依据。这件事远比当初搞清退伍军人下落要复杂得多，也重要得多。”宋振和曾许诺过，关键时刻，他会派人来和我联络。但这个联络员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刻偏偏没出现。我又不能使用那两部外线电话去向上面报告情况。情急中，才想到了这个“掉包”计。我以为，这样的报告一旦被送到各级领导手中，必然会得绝密级的保护。掉包计是绝对不会穿帮的。没想此报告刚送到哈拉努里，就从宋振和的手指缝中露了出来，还偏偏露给了这位“哈采英同志”；更没想到这位“哈采英同志”还是高福海的铁杆“谍报员”
跟他玩弄“卑劣”的“掉包计”
“您准备怎么处置小顾？这小伙子本质上还是不错的……他打这报告，也是他本职之内的工作，没法子的事。您千万别对他太怎么样了。倒是那些在你身边舐着你，溜着你，又背底里向你捅刀子那些货，你得好好收拾一下。”小哈在电话里还特地这么叮嘱了一句。当时她听到高福海在电话里，声音逐渐变得短粗、急促、深重，间隔、沉默的时间也变得越发冗长时，她有些害怕了，甚至有些后悔了。她担心高福海会控制不住地对我施加严厉的报复，反而使刚趋于平静的冈古拉事态，再度恶化……从感情上来说，小哈对我也还是有相当好感的。
只不过她天生不喜欢跟比自己年龄小的男性交往；而且潜意识地，总在渴望从年长异性身上获取她从幼年时就一直渴望而又从未得到过的那种强大的父爱式的“爱”和“保护”。但她并不希望我受到伤害。打完电话，再冷静下来想想，她也觉得高福海这些年有些事确实也做得让人费解。比如，她就曾多次劝说过他，不管怎么样，还是应该经常到上边来开开会，在领导跟前露露脸，听听新的工作精神。但连这一点，他也听不进去。其实他并不是不想了解上边工作精神，更不是不懂到上边来参加会议的重要性。他虽然不到上头来开会，但每一次会议结束后，他不仅要从与会的朱副场长那儿详细打听会议的情况，还一定会“秘密”地打电话给小哈，从她那儿了解会议的更多情况。（每次会议上的领导讲话记录、小组讨论简报，包括会后形成的正式文件和会议纪要，都会归档到由小哈负责的保密室保管。）连一些细节都不会放过，连续问个三五遍还不放心，一个电话能打两三个小时……既然如此，那么他为什么不亲自来听会呢？她知道，他只是不想见上边的某些人。他对他们有意见，有看法。有意见，有看法，也没什么嘛。现在上下级之间有谁是完全和谐、完全一致、完全协调的？不和谐，不一致，不协调就不能在一块堆儿开个会了？当干部，最起码的素质就得学会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嘛。但小哈知道，这个高福海就是控制不住自己。而且越来越控制不住自己。心里有什么，他就要表现在脸上。这个为冈古拉人所特有“臭毛病”正是哈采英最替他担心的。如果说，这就是那些人所说的高福海的“不正常”之处，那么，她比谁都早地感觉到了他的这个“不正常”。而且一直也为这一点担着心。要知道，冈古拉有两个“基干民兵值班连”，都配备有武器。一个是机炮连，配备了六门能打坦克的三七炮，还配备了六挺老式的马克西姆水冷式重机枪；另一个武装连虽说是一般的步兵连，也都配有步、机枪。这些武器说起来都是二战时期的老家伙，但使用起来威力仍然巨大。比如步兵连配备的那种七点六二口径的苏式步枪，在六七百米开外，仍能射穿解放牌卡车的钢质轮箍。这些武器弹药平时都存放在场部的武器库里，但是，这“场部的武器库”，却直接归高福海管。只要他下令，是完全可以打开这些武器库的大门的……
想到这里，小哈的心常常不禁皱缩到了一块，并且还会怦怦地快速跳动起来。
但是，事实证明，哈采英过虑了。在得知我跟他玩弄“卑劣”的“掉包计”以后，高福海并没有像她预料的那样暴跳如雷，虽然脑子里也闪过一丝要好好地收拾我一下的念头，但在呆想了一阵以后，他做出的惟一的行动，只是让马桂花把我尽快叫到他家。
等我赶到他家，他已经把晚饭吃完了。马桂花也到了。我俩在高家的过道里相遇。她气喘咻咻地压低了声音问我：“您没在学校吧？我找了好大一圈儿……听说您去我家了？有事吗？
“我忙低声告诉她：”没啥事。就是想去看看你。“她一愣，似乎有些不太相信，我会只为了”看看她“，而特地上她家去找她。而后，她问高福海：”还要我找啥人吗？要没啥事的话，我就回家去了。“高福海没留她。待她走后，高福海也没马上就追问”掉包“的事；一般性地问了问学校的近况，这才婉转地问：”听说，你在那份报告里还夹进了我没看到过的一些内容？“当时一下子我就蒙了，整个人都好像掉进了冰窟窿里，脸上却火烧火燎地红胀起来。脑子嗡嗡作响，同时又飞快地旋转起来，作出各种各样的推断，寻找各种各样可以为自己开脱的理由，并且又急速地猜测，到底是上头哪位领导那么不顾大局地向高福海透露了我这份报告的内容，把我推到了”绝境“，猜来猜去，惟独没往哈采英身上猜……我只是想到，这一回，高福海绝对不会放过我了。我所有的关系（组织关系，证明我是个共产党员；行政关系，证明我是行政二十五级干部；户口粮油关系，证明每月我可以从国库里得到二十八市斤的口粮供应；还有工资介绍信，等等等等，）都已经转到了冈古拉。整个人都在他手心里攥着。掐着。卡着。他收拾我的办法多得很。最简单的一招，就是免了我校长的职，把我放到某个生产连队（甚至都不必宣布免职，就这样不死不活地把我长期”挂“起），放到某个积肥组，起圈，垫圈；或者给我一个爬犁（是人拉爬犁，而不是马拉爬犁），天天去二十公里以外的南山牧场，往回拉羊粪。入夏后，再把我放到某个浇水班。天天上夜班，喂蚊子，在漫灌的大水地里扑腾……他可以不说明任何理由地让我这样干上三年五年，十年八年。即便要说明理由，也很简单：”工作需要“，或者再堂皇一点：”革命工作需要。“在那个时候，谁能反对”革命工作的需要“？而且为了狠狠地惩罚我，今后不管谁下令来调我，他都可以不放。让我一辈子这么窝死在冈古拉。只要他愿意这么干，下决心这么干，他完全可以办得到。
“我……我这个……那个……”我顿时唇干舌燥起来，一时间，含含糊糊地都说不清楚话了，既不知道自己嘟嘟哝哝地在说些什么，更不知道自己还能说些什么。
那一阶段的慌乱和恐惧
等最初那一阶段的慌乱和恐惧过去后，我稍稍镇静下自己。心想，不管他怎么处置我，我都要给自己这个行为留一个明确的坦诚的说法。即便不为今天，只为明天也要留下一个说法。
我不想狡辩。狡辩没用。俗话说，越描越黑。我也不用狡辩，因为在我行为的动机里，确实没有掺杂任何自私的打算。我可以昂起头来坦坦荡荡地面对天地。虽算不上什么特别的“正大光明”，但也可算是“一心为公”。只是，分到冈古拉，自己还没来得及做更多的事，就不幸折翅……而自己还只有二十三四岁……后几十年的人生之路必将百倍千倍地坎坷艰难，一切都可能要从零开始，甚至还要从负数开始……想到这里，鼻子居然酸涩起来，眼眶也有些湿润了。好在那时还没送电。高家大房间的油灯也不怎么明亮。我这些情绪上的波动，并没有让高福海觉察。我赶紧再次镇静下自己，正要开口做一番申述，只见高福海从他那张木圈椅里吃力地站起身，去拉了一下他身后的灯绳。电灯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