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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老婆在外头不正经
这几年里，常有新入狱的人，告诉他外头的世界大变了，也包括他的冈古拉，“再也不是你进来前的那个球模样了。”他听这些话，就像一个重刑犯，老听有人在自己耳朵跟前叨叨，“你老婆在外头不正经哩”一样，他将信将疑，却又忐忑不安；忐忑不安，却又将信将疑。他想象不出，几年的时间，冈古拉能变到什么地步去。他更不敢想象，在失去高福海那样的精神支撑以后，如果再遭受冈古拉的“遗弃”，自己将“沦落”到一种什么样的境地…………得到假释通知后，他迫不及待地要回冈古拉去亲眼瞧一瞧。他去车站买票，亲眼看到赵光的“风光”和“牛气”，又参加了小分队的那个“聚会”。他脑子里开始进入一些“真实”情况：他知道在冈古拉掌权的，都换成当年那批退伍军人了。他知道冈古拉也跟周边那些老乡公社一样，把土地都承包给各家各户了。原小分队的这些同伴们提醒他，你回冈古拉，也得从承包土地开始。你可得好好地给连长磕头烧香上供。你可再不能像过去那样小瞧那些连长。否则，他们不会把好地承包给你；到该使用机器作业时，不给你安排机力；到该浇水时，却把水先打到别人的承包地里……到秋后，你就尽等着倒挂欠账吧。有人还故意跟他说，冈古拉搞承包的头一二年，有些老职工端了一辈子铁饭碗，不习惯这种操作方式，到年终账上倒挂，欠下公家不少钱，心慌意乱地看不到前途，正经还有上吊自杀的哩。他从他们嘴中还知道，赵光现在发了，差不多成了冈古拉的一“霸”了，控制了冈古拉一多半甘草肉苁蓉的“进出口贸易”。每到甘草和肉苁蓉的采掘季节，这小子会雇用几百上千人，撒到冈古拉方圆几百平方公里的戈壁沙漠上去挖这些野生的肉苁蓉和甘草。这时候，从哈拉努里开往冈古拉的长途班车的车票，一多半都会控制在这小子手里，用来运送他雇用的“盲流仔”和“盲流妹”。他当然也会给长途车站的那些领导和售票员们许多好处。他掏钱给长途车站每位领导的家里都安了一部程控直拨电话。就是这许多好处中的一种。而那时候在私人家里安一部程控电话，得交四千多元到五千元的初装费。而那个时候的四五千元，实实在在说，对一个靠工资过日子的人，真是一笔不小的数字。他还知道了，过去一直瞧不上赵光，并老跟赵光做对的张建国，现在也“投奔”到赵光的门下，居然做了他的小车司机和“经理助理”，天天开着车拉着赵光东奔西跑地“作威作福”。就跟过去无比地忠诚于他韩起科一样，现在无比地忠诚于赵光。而孟在军也在赵光手下做了他收购部主任，每到夏秋两季，在军都会带着一帮人，开着东风牌卡车，在戈壁滩上四处设点，为赵光收购甘草和肉苁蓉。从今年开始，他们还将开设加工厂，对甘草肉苁蓉进行深加工，以从它们身上赚取更多的附加值。在聚会时，这些原小分队队员一个个都嬉皮笑脸地告诉他：“你就等着瞧吧，要不了几年工夫，赵光就能成为冈古拉新一代的‘高福海’，而且比当年的高福海还要牛皮，还要有钱！”
他们哈哈大笑。但，谁也没注意到，从那以后，韩起科再也没有跟在场的任何人说过一句话，直至聚会结束……他的脸色逐渐地灰暗起来，眼神也从陌生、好奇，到疑询、疏离，再到恍惚、呆滞……嘴角的笑纹似乎也显得有点苦涩、僵硬。
……他真的开始犹豫了。他活这二十多年还从来没有犹豫过。就连那天被捕时，他都没有哆嗦犹豫。
他心慌但并不犹豫，心里更没有任何迟疑。但是，到了这会儿，他开始疑问了，他问自己，冈古拉还是他韩起科应该回和能够回的地方吗？他，韩起科，还“回得去”吗？他开始预感到，过去自己看高福海的眼色过日子，现在，则可能要看赵光的眼色过日子。从看高福海的眼色过日子，到必须看赵光的眼色过日子，还能说，冈古拉真的是属于他韩起科的？他真的没把握了。他再也不是那个冲动起来就能不顾一切地向麦草路洒煤油扔打火机的那个韩起科了。他以一己之五尺热血之躯，突然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孤独、无能和无奈；于是，他决定暂时不回冈古拉。他要再想一想，再看一看，再等一等……是的，如果不回冈古拉，他只有重回监狱。他没别的地方可去。好在，他本人在这五年服刑期内，一直诚心地把自己放在一个赎罪的位置上，老老实实地接受惩戒和改造，能尽力帮政府方面做一点他们需要他做的、又是他能做的事，他总是拼命去做。再加上，政府方面的人都了解了他这案情的底细，因此，上上下下在情感上一直也没怎么太把他当刑事犯来看待。
现在他愿意回监狱来接受“假释”，虽然这在哈拉努里第一监狱是破天荒的，但大伙也愿意接受他“回来”，经郑重请示批准，这事还真成了。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结识了那位后来总叫他“小文盲”、并总自称是他“老婆”的那个胖女孩。这女孩——如果一个女孩过了三十，因为没正式成家，没生过娃娃，我们还能戏称她为“女孩”的话——原是那位分区监狱长（“沙哑嗓门”）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远房小亲戚。她的正式职务是省城一家博物馆电话总机房的守机员。那时候省城还刚处在筹建程控电话网的阶段。绝大多数单位绝大多数街区使的还是那种老式的交换式电话。也就是说，都得先把电话打到一个交换总台去。由守候在总台上的女话务员，替你把电话转到你想找的那个人的电话机上去。她守着的是一台当年俄国人留下的一百门老式电话交换总机。博物馆的老楼据说也是按俄国人设计的图纸盖的。墨绿色的铁皮屋顶和高大结实的天花板，和同样高大结实、直接砌在墙角里、显得极其笨重的圆桶状黑漆铸铁火炉，还有从那些高大的窗户里透进来的一条条诡异的光线，让博物馆里那些踩着嘎吱嘎吱作响的旧地板，朝夕在这里忙来忙去的工作人员，总觉得自己一年四季都在忙着参与拍摄那部百看不厌的老电影《列宁在十月》，或者是在拍摄后来又热闹了一阵的《两个人的车站》。
《黑雀群》陆天明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有一年冬天，这个胖胖的女话务员（那会儿她还不到三十，最多也是刚过三十），大老远地到哈拉努里监狱来，名义上说是看望她这位八竿子打不着的“老舅”，其实是受一位朋友之托，来请“老舅”关照这位朋友的一个朋友的。这位朋友的朋友正在这座监狱里服刑。按说，她不该过问这种烂事儿的。省城离哈拉努里好几百公里哩。大冬天的，长途班车里哪儿都灌风。人挤人的，怎么着也好受不了，能闻到的全是那么一股劣质烟的烟味，劣质酒的酒味，正犯着牙周病的黄板牙的牙臭味，还有从黑棉胶鞋里长期捂出来的臭脚味。就是到了哈拉努里也不好受。这儿的气温要比省城整低十度。没扫雪的地方，雪都堆得比窗台还高。但谁让她是个热情仗义的女孩呢？而且朋友还特别多。
这里对她和她那帮朋友的情况和“社会背景”，我得稍稍地做一点补充介绍。她和他们都是地方大院或军队大院的干部子弟。她老爹是省军区司令部管后勤的一个科长。“文革”一结束，这些父母们大部分都重新走上了工作岗位，在各自的岗位上，重新掌管起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的命运。这些老同志大都比较正统，再加上也是刚刚恢复工作，多数人都不会去（少数的则还来不及去）去搞那种“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名堂。所以他们的子女当时大多数都跟这位胖女孩一样，从事着非常普通的职业，话务员啊，保育员啊，会计啊、技术员啊，中小学教员啊，更多的甚至就是个普通工人和营业员，等等等等。但父母的恢复职权，还是使他们和别的那些普通从业人员发生了实质性的区别。首先，他们中的多数人都意识到，自己这种“普通”的地位，不会持续太久。他们会像他们的父母一样，有可能比别人承担起更多的一些责任，会有更多的机会去发展自己。而在别人眼里，他们也是与众不同的。
所以，到韩起科结识她的时候，她还在省博的总机房做她的“话务员”，但实际上，她已经很少去电话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