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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朗性格活泼，专业和文化课又都是拔尖的学生，尤其获过国际大奖，自然是学校的白马王子，也成了女孩子们注意的角色。有个挺漂亮的女同学对郎朗非常亲近，常常没话找话跟他讨近乎。她问郎朗：“除了弹琴之外，你最喜欢什么？”“还是弹琴！”郎朗不爱跟她粘乎，故意这么说。
“难道你就不喜欢点别的？”那女孩子见郎朗走了，自己嘟哝着。
随后，她就给郎朗写了封信。（郎朗说是信，其实，那就是情书。）郎朗记得非常真切，信封是白色的，上边有个图案，一个男孩子搂着一个女孩子。郎朗说，肯定是她用心选的。郎朗看了那信，他认为文字写得一般化，不打动人，至少郎朗看了没什么感动。他把这封信交给了爸爸。这是郎朗接到的第一封情书，交给父亲处理。父亲说，你别给她回信了，这么忙，哪有时间。
郎朗就没给回信。哪知上学见到那女孩子，她两热辣辣地盯着郎朗令郎朗无法躲避。她单刀直入地问他为什么不给她回信。郎朗只能吱唔。这女孩子不死心，回去后，又连着给郎朗写信。郎朗照例不能回，她就照例盯着郎朗问为什么不给回信。这个女孩子虽然年龄不大，好像在这方面挺有经验。她说不爱回信就别回了，给我打电话吧。于是，她又把家里的电话写给了郎朗，还叮嘱他千万别弄丢了。
郎朗当面尽管烦她，但他不想伤害人家，就假装点头应允，可回到家，他就把那电话纸条给扔到抽水马桶里了……
后来，郎朗到日本比赛时，也接到了日本女孩写给他的信，还有照片，照片签着名字。这位日本女孩还让郎朗给她照片，也要求在照片背面签上名字，郎朗自然不会照办的。他认为这一切都是浪费时间的。
郎朗曾多次接到过女孩子的信，我问他那信上都写了些什么，郎朗的脸上挂着羞涩说我也没看清都写了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我问他怎么处理这些信的，他说，统统都扔抽水马桶里了。
都扔了？一封也不留？
当然啦！
郎朗跟我讲到那个比较适应改革开放的女同学时，用一种稚气的男孩子的正义口气说，她可真不要脸，她当着好几个男生喊，你们过来，看谁敢把我的裤子扒下来？
我问郎朗，有没有人敢过去扒的？郎朗摇头作怪状：我的妈呀，那谁敢。（郎朗说“我的妈呀”时，有股特别的回味。）
音乐院校与其他院校不同，管理上也相对要松散一些，而生源情况又是大中小学学生混杂，不同的年龄段互相影响。小学生与大学生混在一起，不学好的，学着抽烟，说下流话，小学生中学生抽烟现象严重，老师看管不住，有时来了烟瘾，会跑到厕所抽。还有的学生夜不归宿，在校外包了一个住处，天知道都干了些什么。校方对此很恼火，凡是抓着抽烟的，夜不归宿的就严肃处罚，情节较严重者，立即予以开除。校方希望能够杀一儆百，却仍然杜绝不了。令则不行，禁则不止。
胆大妄为的男孩子如果失去了家长管束，是很危险的。与郎朗比肩接踵差不多一块成长起来的一个男孩子，就是掉进了这种陷阱而无法自拔。那是一位非常聪明、音乐感觉非常好的孩子。在他10岁以前，与郎朗的感觉非常相似，也是属于表演型的，只要一坐到琴凳上就会兴奋无比进入状态。他年龄与郎朗相仿，看上去却是一幅十足的小孩相，显得比郎朗更小更活泼。那年，我曾听过这个孩子演奏中国曲子《闪闪的红星》，那个天真可爱的样子伴随着潘冬子的回忆，深深感染了我，令我至今无法忘记。但是，更让我为之痛惜的还是他所犯下的错误。那得从女生宿舍的洗澡间说起。洗澡间开着天窗，每天有一股股乳白的气流从那房盖上袅袅升起，对于那些遐想非非的异性极具诱惑力。最早对此注意的是那些干活的民工。他们先是爬到高处偷窥，再不就用望远镜观望。他们甚至有更为大胆的爬将上去“扒眼”。后来，这一秘密被一些思想不健康的男同学发现了，他们也学着民工的样子，悄悄爬到女洗澡间的屋顶上“扒眼”。在这些大胆好奇的男生中，就有那个音乐感觉极好的男孩。谁也说不清他究竟爬到屋顶上扒了多少次眼，但是，许多人能说清那天他是怎么出事的。其实，那天他也活该出事，当他趴到屋顶上面的那块透气玻璃窗往下边偷窥时，在雾气缭绕中看到了迷蒙的肉体在走动着。也许是他过于紧张，也许是在他之前趴的人多，把上面的承载系统破坏了，反正他在顶上往下偷窥时，突然把一块天窗连带着玻璃压掉下去，只听山崩地裂般的一声巨响，玻璃落地跌得粉碎，吓得里边光身子的女生一片惊叫。惊慌失措中，她们看到了这位男孩子斜挂在屋顶上，她们更是惊叫不已。学校保卫科被惊动了，当场把这位男生抓住，然后，一个无法改变的处分决定断送了这个极有钢琴天赋的孩子——他被学校开除了学籍。
当我不断看到郎朗在钢琴上突飞猛进时，我时常会为那个男孩惋惜。我们都是家长，将心比心，那个孩子的家长面对这种突如其来的事件，该受到怎样的打击？我想，他的家长还是有责任的，他们准是觉得孩子既然考上了中央音乐学院，那就是他们培养成功了，他们松劲了，忽略了对孩子的要求和管束。如果能够像郎国任那样管束他的亲戚小军，那么，这个男孩肯定不会掉进这种陷阱，丢那份人，现那份眼。
孩子正是处在成长发育阶段，可塑性极强。面对诱惑的陷阱，孩子们都有自己的选择。家长管束只是一方面，孩子自身的品格则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我们盛赞郎朗那么心不旁骛，那么有毅力苦练钢琴时，我们怎么能够忽略他那种坚定的奋斗意识与健康向上的心理品质呢？
第三节 仍然受气绝不再忍
德国载誉归来，郎朗在中央音乐学院所受到的礼遇并不如他们所期待的那样。并不是一顺百顺，甚至相反。郎朗去德国参赛之前，在中央音乐学院参加了选拔赛，是要选出代表中央音乐学院参加中国主办的首届国际钢琴邀请赛。前边已经写到了那次选拔赛上，郎朗非常遗憾地落选了。正是这一落选的刺激，导致了郎国任背水一战。而今，他是凯旋而归，他希望郎朗还能够有机会再到这次我们中国自己搭起的国际舞台上一显身手。
按着国际邀请赛的规定，即使没有被选拔上的选手如果想参加比赛，也可以为大会提供自己的录相带及有关资料。郎朗也在比赛前夕将录相带递交给了大会筹委会。按郎朗的水平，至少具备参赛资格。也有人希望郎朗能够参加比赛，但也有人反对。反对的人认为如果让郎朗参加比赛，那么，中央音乐学院组织的选拔赛那些评委不是显得太没面子了吗？中国人讲究面子，郎朗失去了参加中国北京首届国际钢琴大赛的可能。
在《百年钢琴》一书中，我比较详尽地书写了这次国际邀请赛事。四川姑娘陈萨横空出世一举成名。而代表中央音乐学院的那四名排在郎朗前边的骄子如何呢？无一人进入前六名，等于全军覆没。有记者为此撰文惊呼：全国最大最重要的音乐院校何以全军覆没。我不知道应该不应该提出这样的诘问：难道这所院校真的没有人才吗？如果郎朗也能参加这次比赛呢？
竟争时代，应该是公平竟争，然而，我们复杂的社会现状也只能把应该简单的竟争搞得复杂化了。家长和孩子一块参入竟争，还有一些别的因素特别是人际关系也构成了竟争中的重要筹码。因此，应该神圣的音乐殿堂也无法圣洁。音乐学院原本应该单纯的环境变得复杂起来。我们常常可以套用这样一个术语：微妙。
我们前边已经说过，郎国任是个何等精明之人，他什么事情看不明白？对于那些在竟争中靠不正当手段拉拉扯扯的猫腻，他更是敏感。他最看不惯那些有钱有势的家长跟学校把关系搞得那么不正常，使他们的孩子那么受宠。他们受宠，占了便宜，郎朗就得相对吃亏。竟争本来就是一种靠孩子们弹琴的真正实力的较量，谁有本事，谁就应该受宠，而一旦掺入了别的什么关系，竟争就变味了。
郎朗获得了国际赛事大奖，确实引起了中央音乐学院的重视。但是，这种重视程度在郎国任看来，还是很不够的。比如，郎朗是自费前往德国参赛，他获了大赛，为国争了光，国家理所当然地应该给报销这笔路费。据说以往也有这种先例。可是，郎朗却迟迟得不到报销这种安慰。过去得到过这种安慰的人肯定不如郎朗获奖的规格高，影响大，这就越发使郎国任心里边不平衡。
事情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特别是不能以郎国任的意志为转移。如果仅仅是不给报销（至今郎朗那笔路费也没给报销）那么郎国任也不会怎么样，该怎么干还得怎么干，甚至得比过去更努力。问题出在某些人对于郎朗的偏见，或者借用郎国任的话说，就是对郎朗的不公平。“人怕出名猪怕壮”，这话在这里也适用。但，郎国任不但要让郎朗出名，而且要让郎朗出大名。
郎朗很看重期末考试，因为这是他在小学阶段的最后一次考试，也是对他的一次检验。为了迎接期末考试，郎朗精心准备了曲目，他想再创造一个里程碑。既然在国外得到承认，在国内他也要创造辉煌。在去德国之前的那次国际邀请赛选拔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