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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次挥手让他超过。他的嘴在动，脸上现出怒容，似乎这是他的高速路，而且他讨厌有个笨蛋跟着他的拖拉机。亚当微笑着又摇了摇手，仍然呆在后边。
几分钟后他看见了监狱。路边没有高高的铁丝网，也没有闪闪发光的锋利的铁刺去防备犯人逃跑，没有武装的警卫在塔楼上监视，也没有一伙伙的囚徒冲着过路人喊叫。亚当看到道路右边有个入口，密西西比州立监狱几个字横亘在入口的拱门上。入口旁边是几座建筑，全部面向高速公路而且显而易见没有守卫。
亚当再次向拖拉机的司机招手，然后驶离高速公路。他做了个深呼吸，打量着这个入口。一位穿制服的女人从警卫室走出来站在拱门下盯住他。亚当缓慢地开到她身边，摇低窗户。
“早啊，”她说。她的胯上挂着一支枪，手里拿着个纸夹。另一个警卫从屋里望着。“你有什么事吗？”
“我是个律师，来见死监里的一个委托人，”亚当心虚地说，觉得自己的声音尖锐而紧张。沉着点，他对自己说。
“我们这里没有什么死监里的人，先生。”
“对不起，我说错了吗？”
“没这么个地方叫死监。我们在加严管制区关着他们那一帮人，简称严管区。找遍这块地方，你也找不着死监。”
“好吧。”
“姓名？”她问，边查看着纸夹。
“亚当·霍尔。”
“你的委托人？”
“萨姆·凯霍尔。”他在期待着某种反应，可是警卫毫不在乎。她翻过那页纸说：“就呆在这儿。”
入口变为一条两旁有树荫和一些小房子的马路。这里不像是监狱——倒像是一座小镇上一条充满生机的小街，随时都会从街角跑出一群骑自行车和滑旱冰的孩子们。右边是一座有着前廊与花坛的古老建筑。一个牌子写着此地是访客中心，就像有纪念品和柠檬水出售给那些热切的旅游者似的。一辆白色小卡车载着三个黑人青年从他身边驶过而没有减速，车门上印着密西西比州惩戒所。
亚当瞥见警卫站在他的车后，她边走近他的车窗边写下些什么。“伊利诺斯州哪里？”她问。
“芝加哥。”
“有没有照相机、枪或录音机？”
“没有。”
她伸进车窗在挡风玻璃后放了一张卡片，又看了一眼她的纸夹说：“有个通知说你应该去见卢卡斯·曼。”
“那是谁？”
“他是本监狱律师。”
“我不知道我该去见他。”
她举着一张纸离他的脸有三尺远。“这上面说的。第三个街口左转，往前开，然后绕到红砖房背后。”她用手指着。
“他要干什么？”
她哼了一声，耸耸肩，然后摇着头回到警卫室。天下律师都一样蠢。
亚当轻轻踩了一下油门，经过访客中心驶入林荫道。两面都是整洁的白色木结构房屋，他后来得知监狱守卫和其他工作人员与他们的家人住在这儿。他按她的指示把车停在一座旧砖房前。两个穿白色条纹蓝囚裤的犯人在擦房前的台阶。亚当尽量不与他们的目光相遇，走进了房子。
他费了点劲才找到卢卡斯·曼的没有标志的办公室。一个秘书向他微笑，打开了另一扇门。那是一间很大的办公室，曼先生正坐在他的桌子后面打电话。
“坐吧，”秘书在关上他身后的门时轻轻对他说。曼拿着电话微笑着向他打招呼。亚当把公文包放在椅子上，自己站在后边。办公室又大又干净。两个长方形窗户对着高速公路，使屋里光线充足。左边墙上挂着一张镶在大镜框里的照片，看着挺面熟，一位英俊的有个大下巴的年轻人带着真诚的微笑。这是大卫·麦卡利斯特，密西西比州的州长。亚当怀疑他的标准像会挂在每一间政府办公室里，没准连他领地上所有的走廊、壁橱和厕所里都有。
卢卡斯·曼拉着电话线走到窗前，背对着桌子和亚当。他实在不像个律师。他大约有五十五六岁，飘垂的深灰头发，大概用了什么方法把头发固定在脖子后边。他的穿着时新别致——两兜卡其布工作衫浆得笔挺，一条混合色拉色的领带松松地挂在脖子上。领口第一个扣不系，露出里面灰色的全棉T恤；棕色丝光卡其裤同样浆得笔挺，一走路窸窸直响，翻起的一寸裤边恰到好处地露出一道窄窄的白袜子；平底皮便鞋光洁无暇。卢卡斯显然很知道怎么打扮，而且显然他所致力的律师业务也是不同的。如果他的左耳垂上再戴个小耳环，那他就该是个不折不扣试图在他后半生顺应潮流的老年嬉皮士。
办公室用代代相袭的政府家具布置得很整洁：一张旧办公桌放得很是地方，三把金属椅上铺着化纤的垫子，靠墙是一排不配套的档案柜。亚当站在椅子后边试图让自己镇静。难道每一位探监的律师都要经过这样的会见？肯定不是。这里关着五千个犯人。加纳·古德曼没有提到过要见卢卡斯·曼。
这个名字似乎耳熟。在他的几箱审判记录和剪报上他见过卢卡斯·曼这个名字，他拼命想回忆起这是个好人还是坏人。他在死刑诉讼案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亚当知道得很清楚州检察长是他的敌人，只是他不知把卢卡斯放在什么位置。
曼突然放下电话把一只手伸给亚当。“很高兴见到你，霍尔先生。请坐，”他指着一张椅子用柔和愉快的拖腔说，“谢谢你路过这里。”
亚当坐了下来。“确实，非常高兴见到你，”他紧张地回答，“什么事？”
“有两件事。首先，我只是想见到你并问好。我在这里做了十二年的律师。在这令人作呕的地方，我主要是经手些民事诉讼，你知道，各种荒唐的诉讼都是由我们的客人提出的——犯人权益、伤害案，诸如此类吧。似乎天天有人控告我们。依照法令，我也参与一点死刑案的工作，并且我知道你是来见萨姆的。”
“非常正确。”
“他雇佣了你吗？”
“还没确定。”
“我想是没有。这就构成了一个小小的问题。除非你确实已代理这个犯人，否则就不能探视，我知道萨姆成功地结束了库贝事务所的代理。”
“所以我不能见他？”亚当问，几乎有种获得解脱的感觉。
“你不应该去。昨天我和加纳·古德曼谈了很久。几年前在梅纳德·托尔处死刑时我和他认识的。你熟悉那个案子吗？”
“不清楚。”
“一九八六年。那是我经历的第二个死刑案，”他的口气似乎像是他曾亲自按了开关。他坐在桌子边上俯视着亚当。他的右腿在桌边晃动，浆过的裤子轻轻响着。“我经历过四个，你知道。萨姆可能是第五个。无论如何，古德曼代理梅纳德·托尔时我们认识的。他是个好绅士，也是个凶猛的辩护手。”
“谢谢，”亚当想不出如何回答。
“从我个人来说，我讨厌它们。”
“你反对死刑？”
“大多数时候是的。事实上我经历了所有阶段。每回我们这里杀人时我都觉得全世界发了狂。然后，每次，我都会回顾那些案情，我会想起那些罪行是多么残酷可怕。我经历的第一个死刑案是特迪·多伊尔·米克斯，一个流浪汉，他把一个小男孩强奸致残，并杀死了他。在他走进毒气室时并没人为他难过。但是，嘿，听着，我有数不清的战争故事。或许我们以后有时间再讲，好吗？”
“当然，”亚当没作任何承诺。他想不出什么时候他会有兴趣来听那些暴力凶杀犯的案情和他们被处死刑的故事。
“我告诉古德曼我不认为你应该获准去见萨姆。他听了一会儿便作了解释，我必须说，他的话非常含糊，他说你这是一种特殊情况，所以你至少应该获准去探视一次。他不肯告诉我是什么使你如此特殊，明白我的意思吗？”卢卡斯边说边揉着他的下巴，似乎他已经解开了这个谜，“我们的政策是非常严格的，尤其是对于严管区。但是只要我请求，典狱长就会照办。”他的话说得很慢，一字一顿，悬在半空中。
“我，哦，真的需要见他，”亚当的声音几乎颤抖起来。
“是呵，他需要一个律师。坦白地说，我很高兴你来。我们从没有处死过任何一个自己的律师没有到场的犯人。直到处决前最后一分钟都有行使各种法律手段的问题，如果萨姆有律师，那会让我感觉好一些。”他绕过桌子坐在另一边，打开一份卷宗细看里面的一张纸条。亚当边等边试图调整自己的呼吸。
“我们对死刑犯的家庭背景要做相当仔细的调查，”卢卡斯说，仍在看卷宗，但说话的语调却透出严肃的警告，“尤其是当上诉驳回刑期逼近时。你了解他家人的情况吗？”
亚当胃里的结突然变得像篮球那么大。他竭力用耸肩和摇头来表示他什么也不了解。
“你打算和萨姆的家人谈谈吗？”
还是没有反应，只是又同样笨拙地耸耸肩，此刻他的肩膀是那么沉重。
“我是说，在这些案子中，一般当死刑期将近时就需要与犯人家属进行大量的接触。你或许也想和这些家属接触。萨姆在孟菲斯有个女儿，莉·布思夫人。如果你需要，我有她的地址。”卢卡斯狐疑地看了他一眼。亚当呆若木鸡，不能动弹。“你大概不认识她吧，是吗？”
亚当摇摇头什么也没说。
“萨姆有一个儿子，埃迪·凯霍尔，但那个可怜的人在一九八一年自杀了。住在加利福尼亚。埃迪留下两个孩子，一个儿子一九六四年五月十二日生在密西西比的克兰顿，已经不小了。说来也怪，根据我的法律界姓名录，这也是你的生日。上面说你是同一天生在孟菲斯。埃迪还留下一个出生于加利福尼亚的女儿。这些就是萨姆的孙子辈。我会试着和他们联系，如果你——”
“埃迪·凯霍尔是我的父亲，”亚当脱口说出，然后深深地出了口气，他往椅子里缩了缩身子盯着桌面。他的心在狂跳，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