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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爱尔兰共和国签发的。罗兰出入国境，通过验证检查毫无困难。
罗兰的众多化名中另有一个名字只有他自己知道，他从未向别人透露过，那便是罗利·韦奇。一九六七年，在克雷默爆炸事件之后他逃离美国，曾在北爱尔兰居住，后来还在利比亚、慕尼黑、贝尔法斯特和黎巴嫩住过。为了观察对萨姆和道根的审判，他在一九六七年和一九六八年曾两次短期返美。那时他已经有完备的证件可以自由旅行了。
这以后他还有数度短期返美，每回都是为了处理凯霍尔一案的混乱局面。不过随着时光流逝，他对这事已不再那么担心。为了传播纳粹主义的信息，他搬进这个地堡已有三年。他不再把自己视为三K党徒。如今他已是个自豪的法西斯分子。
在结束上午的阅读时，他在十份报纸中发现有七份登了有关萨姆的报道。他把这些报纸放进一只金属筐，然后决定上去看太阳。他给他的泡沫塑料杯里加了咖啡，乘电梯上升八十英尺来到一座木屋的门厅。今天是个好天，天气凉爽，阳光灿烂，万里无云。他顺着一条羊肠小道朝山上走去，不到十分钟就可以俯瞰到下面的山谷。远处是无边的麦田。
对萨姆的死，罗兰已经梦想了二十三年。他俩共有一个秘密，只有萨姆被处死才能把这个沉重的负担卸去。他非常敬佩这个人。萨姆不像道根，他坚守了自己的誓言，始终没有说出来。历经三次审判，几度更换律师，无数次的上诉及提审，萨姆从未屈服过。他是个可敬的人，可罗兰却要他死。啊，是的，在头两次审判期间他迫于无奈曾递话威胁萨姆和道根，不过那已过去好久了。道根在压力下崩溃了，他招了供并作证指控萨姆。于是道根便死了。
这个小伙子让他不安。和所有别的人一样，罗兰也失去了萨姆的儿子及其家人的线索。他知道那个在孟菲斯的女儿，但那个儿子却失踪了。可是现在这个——这个来自一家财力雄厚的大犹太律师事务所的相貌英俊、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律师无端杀出来，准备搭救他的祖父。罗兰对行刑的情况有充分了解，所以他理解律师们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都会尝试各种办法解救自己的当事人。萨姆要是会吐口，就是现在这种时候，而且会在他孙子在场的时候说出。
他把一个石子扔下山坡，看着它跳出了自己的视野。他必须走一趟孟菲斯。
星期六对芝加哥的库贝法律事务所来说所代表的只不过是又一个辛苦的日子，但在孟菲斯分部情形却轻松一些。亚当九点到办公室时发现另外只有两名律师和一名助理在工作。他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拉下了百叶窗。
他和萨姆昨天一起工作了两小时，到帕克带着脚镣手铐回到法律图书室时他们已经在桌上摆满了几十部法律书和律师的记事簿。帕克不耐烦地等着萨姆慢条斯理地把书放回书架。
亚当重新看了一遍他们的笔记。他进入电脑着手自己的研究分析，又对诉状作了第三次修改。他已经给加纳·古德曼传真了一份诉状，后者修改后又传了回来。
古德曼对此项申诉是否能在听证时得到公正对待并不乐观，不过案子进行到这一步上已没什么可损失。万一联邦法院果真举行紧急听证会，古德曼已准备好就梅纳德·托尔的受刑情况出庭作证。他和彼得·韦森伯格目睹了这次行刑。事实上，韦森伯格因为受不了一个大活人被毒气处死的场面才从律师事务所辞职去教书的。他的祖父是大屠杀的幸存者，但他的祖母却不那么幸运。古德曼答应与韦森伯格取得联系，并且相信他也会出来作证的。
到中午时，亚当在办公室已经呆得烦了。他打开他的门，听不到有脚步声。其他的律师已经都走了。他也离开了办公楼。
他向西驶去，过河进入阿肯色州，途经西孟菲斯的卡车停车点和跑狗场，终于驶出拥挤的车流来到到处是农田的乡问。他驶过厄尔、帕金和威恩的小村庄开始进入山区。他在一家乡村杂货店停下来喝了一瓶可乐，三个穿褪色工装裤的老人坐在门口忍着酷热打苍蝇。他放低头顶上的车篷，加大车速开走了。
两小时后他再次停车，这回停在芒廷维尤城，买了个三明治并打听了一下道路。人家告诉他卡利科岩就在前面不远，过了白河就到了。那条路风景宜人，盘旋穿过欧扎克斯山麓，穿过茂密的树林，越过山涧小溪。傍在道路左边如蛇般蜿蜒前行的白河河面上点缀着一只只钓鳟鱼的小船。
卡利科岩是坐落在岸边高地上的一座小城。沿着河东岸靠近桥头有三个渔人码头。亚当把车停在河边，向第一个码头那儿的一个称作卡利科小游艇船坞的旅游用品商店走去。商店是被粗大的缆绳拴在岸边的一座浮动建筑。一排空空的出租小船被绳子拴在一起靠在码头边。唯一的一个加油泵散发着刺鼻的汽油味儿。一块牌子上列着租船、导游、船具和钓鱼执照的价目。
亚当走上那有遮篷的码头，观赏着数英尺外的河面。一个两手脏乎乎的年轻人从后面房间出来，问他是否可以帮上忙。他上下打量着亚当，显然看出他不是来钓鱼的。
“我想找温·莱特纳。”
年轻人的上衣口袋上面绣着他的名字“罗恩”，不过名字上面遮着些许油污。罗恩返身走回房间，一边朝一间小店的纱门喊着：“莱特纳先生！”然后罗恩便不见了。
温·莱特纳是个大块头，身高有六英尺多，骨骼粗大，超重相当厉害。按古德曼所述他有喝啤酒的嗜好，亚当瞟了一眼他的大肚子不由想起这一点。他已经近七十岁，一顶标有EVIRUDF机船发动机商标的帽子下面是一头整齐但稀疏的灰白头发。至少有三张特工莱特纳的新闻照片分开放在亚当的卷宗中，在每张照片上他都是一副标准的联邦调查局调查员打扮——深色套装，白色衬衫，窄窄的领带，军人发型。那时他苗条得多。
“是啊，先生，”他擦着嘴角的面包屑，边从纱门中出来边大声说，“我就是温·莱特纳。”他嗓音低沉，笑容令人愉快。
亚当伸出手，说：“我是亚当·霍尔。很高兴见到你。”
莱特纳握住他的手，热情地摇着。他的前臂肌肉发达，二头肌高高隆起。“是，先生，”他声音隆隆地说，“有什么我能为你做的吗？”
幸亏码头上除了罗恩没有别人——他的人看不见，却在他的房间里正用工具弄出一片声响来。亚当有点紧张，说：“噢，我是个律师，我代理萨姆·凯霍尔。”
莱特纳笑得更厉害了，露出两排大黄牙来。“这是件对你很适合的工作嘛，是不是啊？”他边说边放声大笑，并且在亚当的背上拍了一下。
“我看也是，”亚当局促不安地说，恐怕他再来一下，“我想跟你谈谈萨姆的事。”
莱特纳突然间严肃起来。他用一只多肉的手掌摸着下巴，眯起眼睛打量着亚当。“我在报纸上看到了，小子。我知道萨姆是你的祖父。你一定觉得很难对付，而且会越来越难，”说着他又笑了，“萨姆也一样会觉得越来越难对付。”他的眼睛闪着快活的光，似乎他刚刚说了一个令人捧腹的笑话，希望亚当听了会笑得直不起腰。
亚当没领会他话里的幽默。“萨姆只剩下不到一个月了，你知道，”他说，确信莱特纳已经从报上得知行刑日期。
一只沉重的手掌猛然间落在亚当的肩头，把他推向商店那边。“进去吧，小子。咱们来谈谈萨姆。要啤酒吗？”
“不，谢谢。”他们走进一个狭窄的房问。墙上和天花板上都悬挂着钓鱼用具，东倒西歪的货架上摆满饼干、沙丁鱼罐头、罐装香肠、面包、猪肉青豆和杯形小蛋糕——全是在河上玩一天所必须的。屋角还立着一个冷饮柜。
“坐吧，”莱特纳说，朝靠近现金出纳机的角落一挥手。亚当在一把摇摇晃晃的木椅上坐下，莱特纳则伸手到冰柜里，摸出一瓶啤酒来。“你真的不来一杯吗？”
“过会儿也许喝点。”这时已经将近五点了。
他拧开瓶盖，头一口就喝了至少三分之一，咂咂嘴，然后坐在一把无疑是从一辆定制的货车上卸下来的旧船长皮椅上。“他们终于还是打算把老萨姆给干掉是不是？”他问。
“他们正在拼命争取。”
“胜算如何？”
“不太妙。我们可以提出通常那种临刑前的最后一刻上诉，不过时间已经很紧了。”
“萨姆并不是坏人，”莱特纳语气中带着一些遗憾，随后又喝了长长的一大口啤酒冲走了那点憾意。地板由于下面甲板随着河流浮动而发出轻轻的吱嘎声。
“你在密西西比州呆了多久？”亚当问。
“五年。胡佛在三个民权运动分子失踪后给我打来电话。一九六四年，我们组建了一个特别行动小组投入工作。在克雷默事件发生后三K党似乎变得灰心丧气。”
“那时你负责什么工作？”
“胡佛先生的指示具体明确。他告诉我要不惜一切代价渗入三K党。他要把三K党搞垮。说实话，我们在密西西比州的行动开始得很慢。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胡佛憎恨肯尼迪兄弟①，而他们又催逼很紧，于是他就故意拖延。不过那三个小伙子失踪后，我们立刻开始了行动。一九六四年对密西西比来说是热闹的一年。”
① 当时的美国总统肯尼迪及其弟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
“我是那一年出生的。”
“是啊，报纸说你生在克兰顿。”
亚当点点头。“我有好久都不知道这个情况。我的父母告诉我我出生在孟菲斯。”
门吱地响了一声，罗恩走进店里来。他瞧瞧他们，随后便细看起那些饼干和沙丁鱼来。他们注视着他，等待着。他瞟了亚当一眼，好像在说：“继续谈。我没在听。”
“你要什么？”莱特纳冲他喊了一声。
他用脏手抓起一听维也纳香肠，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