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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她的恒心和耐心相比时，我常觉得我自己软弱；现在我更觉得如此。无论她觉得我怎么样，或我觉得她怎么样，哪怕我在很久以前也许还勉强可以与她相配，可我已今非昔比了，她也不同了。时机已过了，我错过了那时机，失去了她是我活该。
在这些回顾反思中，我感到很痛苦。这些反思使我苦恼悔恨，这是事实；但我仍清醒地感觉到：既然我在希望尚存时轻率地背弃了那可爱的少女，那么在希望已荡然无存时，我就应当含愧知羞地不再缠绵于对她的思念——每次一想起她，我就这么想，这也是事实。这时，我已不再拼命自欺了。我爱她，我崇拜她；不过，我也深知为时已晚；我们之间那长久的关系不会再有变化了。
以前，我常想到朵拉在那些注定不是磨难我们的岁月中向我含混说到过可能会发生的事。我曾想，为什么我们觉得从未发生过的事竟和已完结的事同样那么真实。她说过的那些让我受到惩罚的年月现在都成了真，就算我们在最早期的可笑举止交往中分手，我遭惩罚的日子也会是真实的日子，只不过稍迟一点开始罢了。我想把我和爱妮丝之间可能有的关系变成一种手段，能使我更克己、更坚定，更能对我自己和我的缺点错误有所觉悟，所以，通过对有可能有的关系反思，我更认为那种关系永远不再可能了。
从我离家到我回家，整整有三个年头，其间在我思想上总萦绕着、沉浮着的就是以上种种矛盾和纷乱。自从移民船启航以来，已过了3年了。也在那日落的同一时刻，也在那同一的地方，我站在载我回家的邮航甲板上，看那玫瑰色的水——也正是我当年看那艘移民船映出倒影的地方。
3年，计算起来很长，但过着时却是一晃就去了。我觉得故乡很可爱，爱妮丝也很可爱——可她不是我的——她永远不会属于我了。她本来可以是我的，可那都是过去的事了。
第五十九章 归国
在一个寒冷的秋夜，我在伦敦登岸了。天色很暗，又下着雨，我在那2分钟里见的雾和泥比我在过去2年里见到的还要多。我从海关一直走到纪念碑下才找到一辆马车；虽然我觉得那些涨得溢出了的水沟上方那些商店招牌都很像老友，可我不得不承认这是些不太清洁的朋友。
过去，我常说——我相信人人都说过——我们离开一个地方时就像给那地方发出了变化的信号。我从车窗朝外看，只见鱼市商街上曾有些百年来未被漆匠、木匠或瓦匠碰一碰的老房子已在我去国期间拆除了；另有一条多年来既不卫生又不方便的邻街也修了下水道并被加宽；我甚至想圣保罗教堂也要有点见老了。
我朋友们的命运会有什么变化是我预料之中的。我姨奶奶已重返多佛住下；特拉德尔自我走后就开始经营承办些小小法律业务，他现在住在灰院。在近来的几封信中，他告诉我和那世上最可爱的姑娘在最近结婚并非妄想。
他们估计我在圣诞节前回家，却不料我会这么早就到家。我故意事先不告诉他们，这样我能看到他们惊喜时也感到高兴。不过，由于无人接迎，我只好一个人默默乘车穿过雾气腾腾的街道，我竟不近情理地失望和感到心灰意懒了。
可是，那些灯光温暖的有名气的商店给了我一些安慰；我在灰院咖啡室门前下车时，已感到又有了兴头。初看到这地方时，我记起投宿金十字旅店时那与现在迥异的时代，也记起从那以后我境遇的变化；不过都很自然。
“你知道特拉德尔先生住在院里什么地方吗？”我在咖啡室的火炉边一边烤火，一边问那个侍者。
“何尔本院，先生。二号。”
“特拉德尔先生在律师中声名蒸蒸日上吧，我相信？”
“嗬，先生，”侍者回答道，“他也许是的吧，可我个人却并不知道。”
这个瘦弱的中年侍者向一个更有权威的侍者求助。后者是个大块头的老头，挺神气的，生着双下巴，穿着黑裤黑袜。这老头从咖啡室顶头的一个像教堂执事席的地方走出来——他在那里陪着一个钱柜、一本人名录，一张律师名单，还有一些其它的本子和文件。
“特拉德尔先生，”那个瘦瘦的侍者说道，“本院二号。”
那个神气的侍者挥挥手，示意他走开，然后很气派地转向我。
“我在打听，”我说道，“住在本院二号的特拉德尔先生可在律师中声名蒸蒸日上？”
“从没听过这名字，”那侍者用他低沉的沙哑声音答道。
我为特拉德尔感到十分遗憾。
“他一定是个年轻人吧？”那个神气的侍者认真地瞪着我说道，“他进院多久了？”
“不到3年。”我说道。
我猜那侍者已在他那教堂执事的席位里住了40年了。他不能再就这么一个无关紧要的小问题再多说什么了。他问我晚餐想要吃什么。
我实实在在感到我回到英国了，我也的的确确为特拉德尔感到失望。他似乎再没希望了。我只点了一点鱼和肉排，就站在火炉旁默默地想着他的默默无闻。
当我的眼光落到那侍者领班身上时，我不禁想，逐渐使他开成这么一朵花的花园准是个晦气重重的地方，那个地方弥漫着陈见，固执、守旧、刻板和老朽的气息。我朝那房间看看，无疑，它那铺了沙的地板还是在那领班做小孩时——
虽然他是否也有过做小孩的时候还让人怀疑——那样铺的沙，我看到那张光亮亮的桌子，我能看见在那老桃花心木的澄净深处反映出我自己；我看到那些被装饰擦洗得无可挑剔的灯；我看到那纯铜柱旁遮掩厢座的整洁而又舒适的绿帷帘；我看到那两个火光熊熊的大火炉；我看到那一列列粗粗大大的注酒器，它们就像知道它们下面是一桶桶昂贵的陈年红葡萄酒一样；我觉得英格兰和法律这两者都难以被征服似的。我上楼，去卧室换下我的湿衣，那镶壁板旧房间的宽大（我记得那房间俯临通到院内的拱道），那回柱床的庄严，那衣柜的阴沉，似乎都联合起来向特拉德尔或向任何这类勇敢的青年的命运严厉地皱着眉。我又下楼用晚餐；就连那里上菜上饭的从容不迫，那地方的安静有序——那里客人不多，因为漫漫长假还没过完——都足以说明特拉德尔的大胆狂妄，也说明在今后20年内他生活的希望之渺茫。
自从我出国以来，我就没见过这类的东西了。眼前这一切着实让我对朋友怀的一腔希望化成了冷烟。侍者领班已经很厌倦我了。他不再接近我，而一心伺候一个戴着长长裹腿的上年纪的绅士。那一品脱特种红葡萄酒就像自己从酒窖里走出的一样来给他喝，因为他根本就没点过它。那个二号侍者小声告诉我说，这位老先生是住在方场的一个退休立券律师。据推测，他将把他那一大笔财产留他洗衣妇的女儿；据传闻，他柜子里有一套餐具，都放在那里生了锈。不过，从没人在他家看到过任何多余的勺子或叉子。这时，我真地觉得特拉德尔山穷水尽了，我断定他永无出头之日了。
不过，因为急于见我可爱的老朋友，我便以那领班会看不起的样子匆匆忙忙用完晚餐，然后从后门跑了去。很快我就到了院里的二号，我从门柱上的号牌得知特拉德尔住在顶楼的一排房子里。我上了楼梯，发现那楼梯破旧，在每一段楼梯顶头点着一盏大灯罩小油灯，灯火在那脏兮兮的玻璃牢房里微弱欲熄。
磕磕碰碰上楼时，我觉得听到了一阵欢快的笑声。这不是一个辩护人或律师发出的笑声，也不是辩护人的文书或律师的文书发出的笑声，却是两三个快乐的女孩发出的笑声。可是，当我站住听时，我的脚不巧踩空，踏进灰院荣誉学会缺掉了一块而未补上的地板洞里，于是咕咚一下我摔倒在地。等我爬起来时，又是一片悄然了。
以后的路上我更小心地摸索。当我发现写着“特拉德尔先生”字样的门在那儿大开着时，我的心跳得好厉害。我敲门。里面响起很大的响动，却没人应门。我只好再次敲门。
一个半听差半文书模样挺锋芒毕露的小伙子出来了。他气喘吁吁的，却瞪着我，好像是要我用法律来证明我的身份那样。
“特拉德尔先生在里面吗。”我说道。
“是的，先生。可他正忙着。”
“我要见他。”
把我打量了一会后，那锋芒毕露的小伙子决定放我进去，便把门开得更大一些，请我先进一个过厅，再走进一间小小的休息室。在那休息室里，我见到桌旁坐着头俯在文件上的我的老朋友，他也气喘吁吁的。
“好上帝啊！”特拉德尔抬起头后叫道，“原来是科波菲尔！”于是他一下扑进我怀里，我便把他紧紧抱住。
“一切都好吧，我亲爱的特拉德尔？”
“一切都好，我亲爱的、亲爱的科波菲尔，只有好消息呢！”
我们两个都高兴得哭了起来。
“我亲爱的朋友，”特拉德尔激动得乱抓头发地说道，他实在不该抓头发的，因为那已经够乱了，“我最亲爱的科波菲尔，我久不相见的最受欢迎的朋友，见了你我有多高兴啊！我晒得多黑！我多么高兴！我发誓，我还从没这么快活过呢，我亲爱的科波菲尔，从没有过！”
我也同样无法表达我的感情。一开始，我连话也说不出来。
“我亲爱的朋友！”特拉德尔说道，“你已经那么有名气了！我光荣的科波菲尔！天啊，你·什·么·时·候来的，你从·什·么·地·方来的，你一直在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