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自由主义者往何处去？”一九四七至一九四八年间，《观察》杂志围绕这个问题展开过一场松散的争论。这个问题，牵涉到对国共两党斗争的前途的看法。所谓“天下不归杨，则归墨”，知识者是必须从中做出选择的。“自由主义者”对共产党心存疑虑，当然也与对国民党尚怀希望是有联系的。发起争论的杨人楩教授声称，中共根本上是否定自由的，它的干预比国民党更为严厉。张东荪说：“至于中共，我们觉得它的组织太强大，不适于一个民主国家。”储安平则认为，从经济的准则来说，中共没有什么可怕，可怕的是共产党人进行政治活动的方式。
在时间的峡谷里，没有任何从容思考的余地。无论信仰也好，抗拒也好，疑虑也好，时代列车的巨轮是轰隆轰隆地开过来了！
思想：地面状态与地下状态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开国大典，正是在发生五四运动的古老而年轻的天安门广场举行。在五万万人中间，所有的知识分子，怀着期待的、兴奋的、间或焦虑的心情，都听到了喧天的礼炮，和毛泽东的宏伟坚定的声音：“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
土改。镇反。三五反。各个领域，以异常的速度进行毁坏和重建的工作。知识分子队伍也在重新整合，从生活到思想，没有一个人可以置身局外。首先是进入“单位”。美国著名记者巴特菲尔德以他在中国的体验，总结说：“单位是中国社会的高楼大厦的砖瓦，几乎是中国人仅次于国籍的身份证。”（5）单位教会知识分子认识：“组织”是什么东西，这个从纺织物那里引伸出来的语词是何等严密。通过单位，他们领取工资；通过单位，他们认识自己的同行、领导、同志和敌人，同社会发生关系；甚至通过单位，认识自己的思想。单位是一个巨物，无所不包，每个人都可以感觉到其神秘而威严的存在。作为“单位人”，他们被赋予一种集体感、归属感；惟其如此，才觉得自己的渺小，任何独立的企图，转瞬之间就会变得孤立无援。他们被“分子化”了。他们害怕为组织所抛弃。这种依附关系和危机感的产生，使他们从外部到内部，从被动到自觉，变得十分顺从。
在组织建立的过程中，我们发现，知识分子得不到平等的关怀与尊重。“解放区”与“国统区”，党内与党外，组织与非组织，所受到的信任和使用的程度是不同的。在这里，从档案管理到日常生活，都产生了一种对“身份”的普遍的重视与认同。在这个基础上，随之萌生种种的优越感或自卑感，萌生依靠组织谋取身份的欲望，同时也萌生着对自由和平等的渴求。
知识分子所在的单位：大学、报社、杂志社、出版机构，剧团等等，全部国有化。社会上不再出现个人组织的社团，职业性团体如“作协”、“文联”，实际上也都成为了“国家组织”。作品必须经过审查，不能随意发表。上海书店通知沈从文，即称：你的作品已经过时，凡在开明的已印未印各书稿及纸型，已全部代为焚毁。其实，这种文艺禁令，此前早就成文或不成文地存在了。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完稿后，征求有关方面的意见，因为曾经有人指责为“同情地主”、“反映的是富农路线”等，难以获准出版。连根据茅盾小说《腐蚀》改编的电影，刚刚问世，也因被指责为有同情特务等立场问题，被公安部下令禁演。萧也牧的小说《我们夫妇之间》受到批判，同名电影曾经电影界负责人夏衍的推荐，同样因受批判而停映。夏衍本人写的剧本《考验》，被柯庆施下令停演。建国初，禁区已经相当森严。这是为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所决定了的。长期以来，由战争培养起来的敌情观念和军事化作风对文化的介入，沿袭下来而成了一种常态。所谓“运动”，不过是在此基础上的集中强化而已。
的确，“运动”是一种可怕的体验。运动依赖组织又高出于组织之上，有它独特的规律和形态。由于权力趋于集中，缺乏制衡，各级组织都存在着可能的凹陷和缝隙，于是政治思想运动成了必要的补充。“思想改造”运动，是知识分子建国后经历的第一次运动。运动发生很早，始于一九五一年，首先深入学习毛泽东著作，特别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系统地阐述了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性质，“世界观”的转变，以及任务问题。因为知识分子必须同工农相结合，也就是说，知识分子必须放弃独立的一切，知识分子不成其为知识分子。后来，毛泽东陆续提出的“知识分子劳动化”、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五七指示”等等，都是这种普及化、一体化的思想。这场运动波及所有重要城市地区，使用了从延安整风时期形成的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办法，包括群众大会、“小组斗争会”、公开批判、口头或书面表态、坦白交代并承认“错误思想”等。运动从文艺界及大学的知识分子开始，然后扩展到中小学教师，甚至波及学生，于一九五二年结束。比起“土改”和“镇反”，（6）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显得较为温和，但是，精神的威慑力仍然是强大的。
在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层中，毛泽东特别注重意识形态问题。在政治斗争和经济建设以压倒的优势向前进行的时候，他不时出现在文化前哨，独自指挥一场又一场战役。其中包括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梁漱溟，批判《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适思想，批判《文艺报》，直到批判乃至整肃“胡风反革命集团”。在胡风“集团”案中，私人通信被当成罪证，而且加了“钦批”由党报率先发表，逮捕也是“钦准”的，无须任何法律程序。刚刚通过的宪法成了一张废纸。
此间，知识分子心理发生了极其复杂微妙的变化。作家萧乾有一段话描述说：“包括我在内的众多由白区投奔来的知识分子，都是以浪子回头的心情力图补上革命这一课。搞文艺的，热切地捧着《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向喝过延河水的老同志打听一九四二年整风的盛况，批《武训传》时，我们这些留过洋的，赶紧聚在一起检查自己的改良主义思想，三反五反本来同知识分子不大沾边儿，大家也主动认真地深挖起灵魂里的资产阶级根子。那时的报刊经常可以看到学术界文艺界非党人士的长篇自我检讨，批判自己的超阶级思想，寻找在感情上同工农兵的差距，反省过去对西方文艺的盲目崇拜，同时歌颂斯大林，歌颂苏联，歌颂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检讨”，或称“思想汇报”，作为一种群体性行为，一种流行文体，在中国知识分子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在世界知识分子历史上，也不失为一种奇观。他们紧张、忧虑、恐惧，像沈从文就因为无法接受这种精神压力——郭沫若称他“一直是有意识的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而一度精神失常。有人因此改变多年形成的生活习惯，如萧乾所自述的，即在胡风等人因信函获罪入狱后，写信和讲话都懂得了克制。他说，“只要能口头或电话上说的，我就不写。即使写，也只限于事务性的干干巴巴的几句话。这种心态我一直严守到一九七九年。”有人因此改变自己的职业和工作，如作家骆宾基，在胡风事件后，从此转向古金文甲骨文研究。一些在国民党退离大陆时坚持留下来的知识分子，徐訏、张爱玲等，则先后奔赴香港。在这样一种精神氛围里，自卑是最普遍的心理。一批著名学者以同样的话语形式否定自己，哲学家冯友兰一九四九年十月写信给毛泽东，说自己是“犯错误的人”，同时表示“愿为社会主义做点工作”；稍后出访印度，说：“中国革命成功，我认识到我过去的著作都是没有价值的。”贺麟一九五一年在《光明日报》发表《参加土改改变了我的思想》，表示赞同唯物论。社会学家费孝通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恨不得把过去的历史用粉刷在黑板上擦得干干净净，然后重新一笔一笔写过一遍。”政治学家钱端升发表文章，以《为改造自己更好地服务祖国而学习》为题发表文章，在完全否定自己的同时，否定蔡元培的教育思想和实践，说：“北京大学的自由散漫，蔡元培先生是要负一部分责任，而将他在北京大学的主要教育思想――所谓‘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长期地保留在北京大学之中的老一辈的教师们，包括我自己在内，则应负更大的责任。”五四时代的那份尊严，那份自信，那份浪漫主义激情，至今已是迢遥的记忆，不复见诸于知识分子及其文本之中。
经济的繁荣，国力的上升，掩盖了严重的知识分子问题。本来，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文化和文化人是得不到重视的，毛泽东后来发动文化大革命，正是利用了这种习惯心理，把一场意想中的重大政治运动称作“文化大革命”，借以遮蔽目标，尽可能减少来自政治方面的阻力。总之，知识分子命运与社会无关，即使出现胡风案，也不曾引起足够的关注。对于公然违宪的行为，人们不加谴责和制止；大约在他们看来，只要是阶级敌人，动用怎样的惩罚手段是无关紧要的，何况是极少数。直至“右派翻天”，他们才赫然发现：共和国竟然有这么多有文化的敌人！
如何管理中国？如何创造现代经济？这是一个问题。随着工业化的进行，规范化科学化的要求愈来愈明显，行政机构也变得愈加庞大、臃肿，指挥不便。这些对于一个植根于深厚的民族文化传统，且习惯于游击式行动的人来说，构成相当的心理压力是无疑的。毛泽东决心走自己的路。一九五六年，国际大气候不佳，赫鲁晓夫在苏联二十大作了一个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匈牙利事件发生。毛泽东不愧为辩证法大师，善于变化，随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