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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林的秘密报告，匈牙利事件发生。毛泽东不愧为辩证法大师，善于变化，随时化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此时，则决定利用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力量，解决党内矛盾。经过一阵短暂的云雨低迷，风雷过处，果然出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
一九五七年四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五月，又发出毛泽东起草的《关于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此前，周恩来总理作过《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双百”口号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毛泽东本人也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这些报告，不断给知识分子以鼓舞，尤其是“双百”口号，那关于科学、民主与自由的五四式的潜号召，恢复了他们的勇气和信心。在经过一番“动员”之后，他们果然大胆地“鸣放”起来了。
最激进的是大学生。以“大学风暴”闻名于世的活动，于五月十九日在北京大学开始，也称“五一九民主运动”。一份学生刊物《广场》的发刊词写道：
北京大学是五四的故乡，北大儿女是五四的后裔，我们的血管里流着五四的血液，在社会主义的五四时代，我们要学会五四先辈们的大胆提问、大胆创造的精神，去争取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文化！
我们的刊物──“广场”便为此而诞生，“广场”的含义在于：北大民主广场是五四举火的地方！
五四的先辈们曾在民主广场上集会点火与誓师高歌！……先辈们的广场已经荒芜了，我们艰难地把它打扫干净，我们愿爱讲话爱唱歌的人们一起来打扫它，整理它，使它开出一万朵美丽的花！……
学生将批评性意见写成大字报，贴在学校的建筑物和教室的墙上；大字报的集中地称为民主墙，正是在这里出现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的第一份译稿。运动发展成为群众大会、游行示威和露天集会，这些活动都集中在校园内重新命名的民主广场上。自发组织的团体开始涌现出来，散发传单和油印小报，讨论会，辩论会，没有平静的地方。从校内到校外，从中国到苏联，从减少学校党委会的职权到反对官僚主义，从反对个人迷信到历次政治运动的再评价，从人事档案制度到民主选举，甚至到所谓“新阶级”制度，他们纵意谈论，无所顾忌，公开亵渎神圣之物。从拥护党的立场出发批评党，从社会主义本身寻找标准批评社会主义，这种被称为“体制内的批评”，自建国以来还是第一次。六月初，学生运动进入高潮。这时，野火从大学向中学蔓延，而且愈来愈猛烈。
参加鸣放的知识分子，基本上属于党外人士。他们没有青年学生的过激行为，只是在座谈会上发言，在报上写写文章；但是言辞是激烈的，批评也显得更系统，更广泛，更集中。其中，知识分子和民主问题尤其突出。在这里，民主总是同党连在一起。章伯钧著名的“政治设计院”，还有关于党与非党、党与政府、党与群众等诸多的批评意见，被看作对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地位的挑战，不是没有根由的。储安平分明把共产党同国民党混同起来，所以才会在一个近于亮相的重要场合，重复使用罗隆基当年自造的语词：“党天下”。
“鸣放”的一群实在走得太远了。毛泽东开始叫停。六月八日，一直带头鼓吹鸣放的《人民日报》社论突然变调：《这是为什么？》；同一天，中共中央发出由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反击”一词，用语未免过于夸大；右派“进攻”惟用言论做炮弹，用毛泽东的话说，“事情好办，剥夺他们的言论自由就行了。”当整风运动一旦被宣告转为反右斗争之后，那些高举“义旗”的鸣放人物，便纷纷扯起白旗，换了跟储安平同样的模式检讨自己：“我真诚地承认我的错误，向人民请罪，向人民投降。”
一九五七年被划为“右派分子”的，按照官方统计的数字，共五十五万余人，占知识分子总人数的十分之一。对于知识分子的政策，由来是“团结，利用，改造”，“改造”是最后的。接着，这些戴了帽子――“戴帽”或者“摘帽”，在世界通用的政治大辞典中是查不到的――的人，便分别留在原单位监督劳动或被遣返乡下，押送到劳改营，或者投荒万里作“流囚”。他们的经历，完全可以用一个右派分子回忆录的名字来概括：“九死一生”。
这次反右运动，大体上被认为是毛泽东晚年所犯“错误”的起点，就像邓小平说的，“一九五七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一九五七年反右派的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7）同样的逻辑，也就被认为是“左”的指导思想“偏离”“八大路线”的转折点，如薄一波所说（8）。在这里，我们不妨转换一个思想文化的角度。五四传统作为中国现代文化的源头，科学理性、自由民主、人道主义的源头，就外部而言，早为群众性政治运动所中断，为战争所中断，为国民党一党专政所中断。一九四九年以后，在和平建国的新阶段，这个传统没有得到合理的承续；在某种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的指导下，政治运动和意识形态斗争从不间断，使它蒙受损害。反右斗争以言治罪，株连家属，覆盖面如此之大，是世所罕见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乃是对五四传统的全面背弃。背弃这一传统，其后果之严重，正如著名汉学家费正清所形容的：“其结果等于砍了中国人的头，使中国最精贵稀少的人才，丧失了活力。就是在这样谴责和反知识主义气氛中，‘大跃进’开始了。”接着他说：“革命的理想是解放人民，不是控制人民。然而这些理想主义者在革命成功后都受了罪。在成千成万这类事件中，我们看到革命开始吞蚀革命者了。”（9）
大跃进是毛泽东独出心裁的尝试，然而这个尝试遭到惨败。虽然在庐山会议的斗争中，他始终是赢家，却无疑承受了更大的心理压力。在此后几年间，他曾发起过类似“四清”之类的运动，试图释放这种压力，结果没有成功。他必须找到一种彻底解决的办法。进入六十年代以后，在他那里，政治斗争目标已经变得非常明确，理论上也形成了自成系统的一套；就在这时，“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概念被提了出来。可是，在他的同志中间，这个危险的思想并没有引起普遍的警觉。这样，一个号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运动，就像一枚重磅炸弹，于一九六六年通过一出历史剧突然引爆了。
文化大革命是一个新的起源，是一个因，但更多的是果。我们可以从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那里翻过来看这个问题。到了文化大革命阶段，不但毛泽东思想被推到了“顶峰”，流通在各个领域的被称为“左”的东西，各种潜在的矛盾和危机都发展到了顶峰。毛泽东就是站在多年所累积起来的结果——问题的顶峰——之上发动他的“革命”。他所以能够在“全面不抵抗”的情况下，顺利地推行他的计划而直奔目标，至少有两根固定的操纵杆与临时装置的方向盘连在一起：其一是反对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战略方针，要制造“党内最大的走资派”“中国的赫鲁晓夫”实在太方便了，更不用说臭知识分子；其二是政治挂帅，思想领先，权威主义的确立，使个人领袖处于独尊的地位。当然，个人魅力也不失为一个因素，那种享受斗争的挑战性格和自由意志，对热情、轻信、好动，具有天然崇拜倾向的青年学生是特别富于吸引力的。加以运动一开始，就鼓励采取“大民主”的手段，这在长期因为民主空气稀薄而感到压抑的广大的人们那里，自然容易产生共鸣，难怪居高一呼，天下风从了。
有人以五四的文化性、社会性比附文革，其实大谬。文革只是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的放大。如果要分期，文革可简单地裁为两截：一九六六至一九六八年，此为红卫兵时期，特点是造反，混乱，无序；后期在一九六八至一九七六年，为新秩序时期，建立革委会、收拾造反者、进入斗批改。同样是一乱一治，乱极而治。只是文革比反右更具规模，更复杂，也更荒诞；因为局面宏大而控制不了，才有部队以“支左”名义的介入；不过惟其如此，正好显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武斗的出现也许是预想不到的，然而无非是阶级斗争极端化的表现而已。其间，出现过许多“新生事物”，如样板戏、赤脚医生、“三结合”、学习班、交白卷、大批判写作组、工农兵学员等等，也都是建国后毛泽东系列试验的持续性或一次性展览，没有什么新意。毛泽东本人的“最新指示”，诸如“吐故纳新”，“走资派还在走”之类，也多是对运动现象的一种点评式总结，而非理论上的创造，是毛泽东思想体系中固有的东西。
毛泽东是五四运动的过来人，对五四也曾作过高度的评价；但是对于五四精神，在他的思想和实践中，都有着明显的矛盾和抵牾之处。尤其是文革，他容忍甚或鼓励个人崇拜，过于集中权力而独断专行，采取一种封闭而非开放的观点看待中国社会，满足于一种恩赐的自由和民主，这些都是脱离了五四精神的。五四全面反传统，而他对传统的观念多所偏爱和保留，轻视知识分子，有明显的反知识主义倾向，民粹主义倾向。作为启蒙运动，五四无疑重视思想文化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五四的启蒙，思想是来自西方的，现代的，新生的。毛泽东对意识形态不可谓不重视，在某种意义上说，文革就是“意识形态专政”；但是，这种专政，是在反传统的名义下对本土文化、农民传统的新的发扬。
除去背景的差异，在性质及其表现形态上，文革与五四南辕北辙，存在根本的不同。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