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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陈独秀又在一九一九年《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上发表《新青年罪案之答辨书》说：“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大家平心细想，本志除了拥护德、赛两位先生这外，还有别的罪案没有。请你们不要专门非难本志。要有气力，有胆量来反对德、赛两先生，才算是好汉，才算是根本的办法。
德先生与赛先生之名因《新青年》而在八十年来流传全国，深入人心。这确实是“五四”精神，但是要进一步了解“五四”的“人文精神”，还得深究一下“五四”领导人的主张。
“五四”运动，按陈独秀在一九四二年追悼蔡元培的文章中说，“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归到哪几个人。可是蔡（元培）先生、（胡）适之和我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我们不妨看看他们当时“最尖端”的主张：
胡适之言曰：“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不使他自由发展。”“发展个人的个性需要有两个条件：第一，须使个人有自由的意志。第二，须使个人担干系，负责任。”他还说：“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起来的。’”
陈独秀之言曰：“举一切伦理、道德、政治、法律、社会之所向往，国家之所祈求，拥护个人之自由权力与幸福而已。思想言论之自由，谋个性之发展也。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也。个人之自由权力载诸宪章，国法不得而剥夺之，所谓人权也。人权者，自非奴隶，悉享此权，无有差别。此纯粹个人主义之大精神也。自唯心论言之，人间者，性灵之体也；自由者，权利之实行力也。所谓性灵，所谓意志，所谓权利，皆非个人以外之物。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名与个人主义相冲突，实以巩固个人利益为本因也。”
至于被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护法的蔡元培，姑且不提他说过“道德之精神在于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与思想自由为现代共和国家“绝对之原则”这样一些名言谠论，仅以陈独秀在纪念他的文章中说的，他任北大校长时“对于守旧的陈焕章、黄侃，甚至主张清帝复辟的辜鸿铭，参与洪宪运动的刘师培都因为他们学问可为人师而和胡适、钱玄同、陈独秀容纳在一校；这样容纳异己的雅量，尊重学术思想自由的卓见，在习于专制、好同恶异的东方人中实所罕见”。
正是蔡元培在一九一七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以后，以“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精神改造了北京大学，使之成为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
由此可见，“五四”先贤的思想倾向就是三百年来早已成为世界思想的主流正脉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
至于还有一位“五四”运动中特别杰出的人物，中国新文学的开山大师鲁迅，不但以其文学的天才刻画出中国人在两千年的专制主义下受扭曲的性格，如阿Q和《狂人日记》中的“我”，大大扩大和加深了“五四”运动的影响，而且也在思想战线上树起一面不朽的个人主义旗帜，而且在晚年和蔡元培、宋庆龄一起组织保卫人权大同盟，为确立和发扬中国的民权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大约十年以前，也就是“五四”七十周年纪念的时候，在海内外忽然兴起了一种论调（大概是因为探索中国为什么会在二十世纪后半期出现二十年的“极左思潮”与十年文化大革命而引起的吧），据说中国之所以出现文化大革命是因为“五四”精神过于激进的缘故；据说“五四”先贤的思想以“打倒孔家店”与“全盘西化”为代表，主张彻底推翻中国的旧文化，结果使中国社会失其统绪，中国传统价值完全失落，社会无法维系，逐致造成后来的十年浩劫。
“五四”先贤的思想过激了吗？
胡适是“文学革命”开第一炮的人，他自己也因此而“暴得大名”。至今中国文人可以下笔万言，洋洋洒洒地用白话写文章，都应拜他之赐。当时在主张保存古文的人如林纾到胡先骕这样的人眼中，他已经是一个过激派了。然而在整个二十世纪，他是中国自由主义的第一位代表人物，以“宽容”为自由主义的第一要义。他往往因此而倾向妥协，遭人诟病。然而，他本人倒是立场一贯，守正不阿，到晚年还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地呼吁蒋介石开放民主。如果胡适还要被称为过激，那真不知天下还有谁不是过激派了。
陈独秀是“五四”运动当之无愧的第一员猛将，反对起作为儒学用以维系社会的精髓的“名教纲常，君道臣节”来，真有千军辟易的气概。但是如果说他全部否定孔子，也是诬蔑不实之辞。他不但在一九一七年就说过“孔学优点，仆未尝不服膺”，而且在二十年后的垂暮之年还作《孔子与中国》，其中明确地说，“在现代知识的评定之下，孔子有没有价值，我敢肯定地说有。”
何况，据罗荣渠考证，“打倒孔家店”之说，出于胡适在给《吴虞文录》作的序中称赞吴虞是“只打孔家店的老英雄”这句话，其中并无“打倒”字样。后来，倒是张申府提出过“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
事实上，多亏“五四”先贤们的努力，在二十世纪末的中国，知识分子已经只知道孔子说的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苛政猛于虎”“和而不同”“天下为公”……这样一些话，而不像八十年前的人们（不仅是知识分子）所领会的，极其繁琐的、据说都是孔子说的或转述的、一体遵行不得有违的那一套“周公之礼”。那套细致严格的规定，陈独秀在《孔子与中国》中言之略备，现在即使是专家学者也弄不清了。把这一切统统忘掉，是中国的一大进步。但是如果要怪罪“五四”先贤为何非孔，那么看一看倒是有益处的，那一套是非“非”不可的。
确实曾经提出过“全盘西化”，后来又改为“充分世界化”的胡适说：“如果对新文化的接受不是有组织的吸收的形式，而是采取突然替换的形式，因此引起旧文化的消亡，这确实是全人类的一个重大的损失。因此真正的问题可以这样说：我们应当怎样才能以最有效的方式吸收现代文化，使他同我们固有的文化相一致协调和继续发展。这个问题的解决，惟有依靠新中国知识界领导人物的远见和历史连续性的意识，依靠他们的机智和技巧，能够成功地把现代文化的精华相连接起来。”
这不正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所艳称的“综合创新”或“创造性的转化”吗？
所谓“极左路线”和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出现，其原因应当到中国历史中去找，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去找。
应该说，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历史中都曾有过专制主义与蒙昧主义，只是中国在这方面的传统实在太长久，太深厚。谁叫我们早早当上了世界第一大民族，而且还是四夷“向风慕化”的“天朝上国”呢？从鸦片战争到中日战争，从戊戌到五四，不论看起来一次又一次的刺激何等强烈，其实还是刺激不到深处，刺激不了全民。中国传统文化托体于“上下五千年，纵横九万里，人口四万万（现在是已经超过十二万万了）”的这个庞然大物，真是有足够的生命力腐而不朽、垂而不死，来包容、来消解，尤其厉害的是还可以篡改与转化这些刺激，使许多一度反对之者最后又回到原来的样子，而以文化大革命达到顶峰，它是对“五四”精神的完全背离与反动。
正如几十年来不少中国人说过的那样，中国是一个大染缸，不论什么东西进去，都可以染成一团墨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力量，必须要有足够的估计。
如果我们不能继承“五四”先贤的志业，进行持久的、全面的、认真的启蒙，历史不但已经重复了，而且还不是没有可能再重复，至少至今还没有能看到足以防止的保证。
我们当然不能对历史提出苛求，但是从学理上看，“五四”对传统的批判确实还不够全面。第一，“五四”先贤把批判的矛头针对儒教，却放过了其实同样是中国传统意识形态的正统的法家。曾经有过一场争论：三纲之说起源于儒家还是法家？结论还是归到儒家。然而中国专制主义的鼻祖秦始皇却正是以反儒任法而统一中国的。其次，“五四“先贤还有赞扬以洪秀全为代表的太平天国革命的，其实农民革命胜利的结果还是回到专制帝王的统治，两千多年来未尝到有一日脱出这个循环。
中国近代自由派知识分子的特性是重视思想学术而轻视政治的作用。其实中国传统文化的重中之重就是政治，就是政治的运作和制度的建立。现在，几乎人人都知道中国的传统哲学是“政治/伦理哲学”，然而很多人都不去注意既然是政治/伦理哲学，它对两千多年来的政治与伦理，实际上也就是对全中国人的精神生活，起了什么样的主导与规范的作用。
文化大革命实质上就是中国传统哲学在百年来受到某些挫折以后卷土重来的一次强烈表现，它在政治上大搞个人迷信，在伦理上强调斗私批修，总之都是要扼杀个人，扼杀个性。
宣统逊位以后的民国历史实际上充分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继续在起作用的点。虽然风云多变，然而草蛇灰线，轨迹宛然。袁世凯当上了大总统还不过瘾，非要当皇帝不可。虽然只当了八十三天，但是一方面天下嚣然，一方面群臣劝进，这是最初的表现。贤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