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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从事本课题研究的过程中,得到诸多师友的激励,其中也有反对我的学术观点,但依然表示理解与支持的。自中央电视台的“读书时间”和“东方之子”做了专访后,我收到了不少不相识的读者来信,有向我查询其曾在北大念书或工作的祖上的情况的,有以知情人身份提供进一步研究的线索的,也有纠正我文章中若干细节失误的,更有撰写书评大加揄扬的。这些都让我感动,起码是意识到“吾道不孤”。时至今日,每当我到外地高校做学术演讲,总会被要求“讲讲北大”,而且每回的演讲都很成功。这当然主要归功于“北大”自身的魅力,可也与我如此投入此课题、如此认同所谓的“北大精神”,不无关系。
最后,有一点必须说明。在“人在燕园”一辑,我选录了一则此前已经入集的短文《十年一觉》,目的是使前后的叙述更为流畅,也让读者略为知晓我的燕园生活。小小私心,敬请原谅。
一九九九年七月十三日于京北西三旗
(本书年内即将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历史像个小姑娘(外三则)
? 韩 羽
戏曲《单刀赴会》,脍炙人口。早在元代就有关汉卿撰杂剧《关大王独赴单刀会》,可谓源远流长。
“可正是千丈虎狼穴,大丈夫心烈,我觑这单刀会似赛村社。”“水涌山叠,年少周郎何处也,不觉地灰飞烟灭。可怜黄盖转伤嗟,破曹的樯橹一时绝,鏖兵的江水犹然热,好教我情惨切。二十年流不尽的英雄血。”苍凉豪迈,单刀独往,好英武神威也。关云长在戏台上出足了风头。
然而《吴书》:“肃欲与羽会晤,诸将疑恐有变,议不可往。肃曰:‘今日之事,宜相开譬。刘备负国,是非未决,羽亦何敢重欲干命!’乃趋就羽。”单刀赴会的是鲁肃。
关羽乎?鲁肃乎?成了一笔糊涂帐。历史上的糊涂帐又岂止这一桩?难道真像有人所说,历史像个小姑娘,由人任意打扮?
老鸹飞到猪身上韩羽
《白蟒台》里的王莽边唱边骂,骂邓禹、骂岑彭、骂邳彤,骂他们一个个背叛了自己。感慨万端,怨气冲天。可就是不想想自己背叛过别人没有;“老鸹飞到猪身上,只见别个黑,不见自个黑。”
不赢则输韩羽
看戏曲《昭君出塞》,想起“独留青冢向黄昏”句,不免黯然。复想及李伯元之妙论,又不由得想笑。“惟画师毛延寿,作者极口痛诋,无为平反解脱者,余颇冤之。何况美人倾国,职为乱阶,毛延寿壅于上闻,不为昭君道地,殆鉴于历代女患,欲嫁祸外人耳。”(《南亭四话》)
做翻案文章,为古、今文人所好。独具只眼,再辨骊黄,抵瑕蹈隙,如老吏折狱,诚然大快意事。殊不知“翻案”犹如赌博,不赢则输,不见《官场现形记》作者本欲“嫁祸外人”、反而贻笑后人乎!
谁能忍住不笑?
韩羽
《盘丝洞》里的猪八戒抡起耙子要打女妖精。女妖精叉腰挺胸撒起娇来:“给你打!给你打!”面对姣好的小媳妇,猪八戒馋皮涎脸地说:“我舍不得。”随着话音,那柄高举着的本是挺直的铁耙,倏地像给抽了筋、弯曲软瘫下来。看戏看到这儿,谁能忍住不笑?却又不知是该笑猪八戒?还是该笑那善解人意的耙子?
我的“资产负债表”
? 何清涟
标题定为“我的资产负债表”,但其实并不谈净收益,恐有张扬之嫌,因为那些东西真真假假,外面也传得够多了。这里只谈“负债”,亦即负面的消耗,而且是那些没意思之极的只浪费精力,却没有收益的负消耗。
一
看了《书屋》今年第四期上题为《经济学“来了”》的文章,不禁想起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一九九七年十月号上一篇题为《真痞子来了》的文章,文风相似,谈的内容也相似,“真”文谈的是前年那本《关键时刻——当代中国亟待解决的二十七个问题》,那本书是那一年的热点;而《经济学“来了”》谈的则是现在的显学——经济学在中国的散文化写作问题。文中有两句话与我有关,一是“文学解释现实的能力太弱了”,二是“文笔漂亮的经济学著作当然会吸引更多的读者”。为这两句话遭到奚落而生气当然没有必要,但是由这两句话想到了现在的批评之风,以及这一年半以来无端遭遇到的一切,便想写几句话,算是清理一下本人的“资产与负债”吧。
先谈谈对郜先生文章几个观点的看法。一是关于“文学解释社会现实的能力太弱了”这句话究竟说错了没有。这一点关系到各学科的解释边界问题。宗教是人类关于生与死的对话;哲学则为人们寻找精神家园;历史告诉我们:人类的以往是怎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经济学则研究财富的生产与分配。就解释中国现实问题来说,最合适的学科当然是经济学与社会学,这点是学术界同仁比较一致的看法。不过,尽管经济学近几十年来已经成了社会科学领域中“最大的殖民者”,并且还在不断地开拓疆域,但毕竟也有自己的解释边界,因为它没办法为世人提供《阿Q正传》《百年孤独》《罗马帝国兴衰史》《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民治政府》《美国的民主》等文化产品,这一点正好比文学没办法研究一国的经济增长,国民财富的分配,总量概念上的就业与失业,货币供给及经济波动理论,国际贸易的静态均衡,资本国际间的流动等等一样。二是“文笔漂亮的经济学著作当然会吸引更多的读者”这句话虽然也被郜先生信马由缰地走笔刺了一下,但也想不出这话有什么值得讥讽的?难道世界上还有人希望读文笔不好的文章?或者是文笔好的文章就不能算是经济学著作?
还有一点是经济学家能不能写散文的问题。我觉得这一“问题”本来不是个问题,任何学科的学者都可以在写作之余写几篇散文,只要有市场需求——亦即有读者认可就行,即便他要放弃自己的专业研究专门从事散文写作,那也是他的“自由选择”权利,谁也无权干预,你不承认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不买他的书,二是可以写文章批评书,这是作为消费者——读者的自由选择。但权利仅止于此,不能将这权利扩大到取消人家写散文的资格。其实经济学家写散文,早已有之,号称“哈佛金童”的凯恩斯,就曾出版了几本散文集,如《精英的聚会》等;大名鼎鼎的弗里德曼的《自由选择》其实就是用散文体写作的一本经济学名著;“经济学界奇才”加尔布雷斯最爱用散文体裁进行写作,如《不确定的年代》《自满年代》等书脍炙人口。还有经济学家兼翻译家的,复旦大学的蒋学模教授即为一例,为广大读者喜爱的《基督山伯爵》就是他翻译的,我孤陋寡闻,没听人说过这书译得不好。八十年代中国思想界著名的“鸳鸯剑”金、刘二位,最开始名动中国的也不是他们的学术著作,而是他们的文学作品《公开的情书》,那可真是一本让一代人回肠荡气的书。不知为什么咱中国的经济学家偶尔写写散文竟引得郜先生如此动气?或者他忙于写文章去了,竟不知这些思想界与学术界的掌故?
关于“由蛋糕引起”的中心问题,即“公平与效率”之争,这一问题是经济学的基本问题。生产讲效率,分配讲公平,这公平不是讲小农的绝对平均主义,而是讲起点公正,竞争过程公开,“效率”属于经济学专业领域,“公平”除了属于经济学领域之外,还带有人文关怀色彩,是许多学科相通的问题。这一命题非“新经济学”所垄断,而是自“经济学之父”两百多年前开创这门学科之始就已将其纳入经济学研究范畴,至今还未被请出经济学神殿。公平与效率、经济学的人文关怀问题,我已在《我们仍然在仰望星空》一文里讲得明明白白,我的论文集为什么名之为《经济学与人类关怀》,也已在多处谈及,在这里不再扰大家清听。经济学家们以“公平与效率”为书名的书就有好几本(在英文中,公平与公正均是一个词),一本是阿瑟·奥肯的《公平与效率》,另一本是国内学者曾昭宁的《公平与效率》。用“切蛋糕”比喻分配在经济学著作中司空见惯,非“新经济学”所创造。这里只想补充一句,这一经济学已研究了两百多年的命题,经济学界不会因为它遭到一位文人淋漓尽致地讽刺以后就立马放弃,只怕以后还要有大本的专题著作问世。即便郜先生以后上街看见蛋糕房里那些白衣白帽的人,要被刺激得晕倒也没法让经济学产生一点怜悯之心。“拉动需求”这一经济学专业名词竟费了郜先生这么多笔墨进行嘲讽,那经济学名词中值得嘲讽的名词还有许多,如“经济起飞论”、“博奕论”、“路径依赖”、“经理革命”、“公共选择”、“搭便车”等等,翻上几本经济学著作可以找出许多许多,够郜先生忙乎好大一阵并写出洋洋数十万言了。
郜先生文中此类“问题”甚多,不再一一列举,因为要“讨论”这些“问题”,得退到“1+1=2”这种起点来谈,未免有点侮辱郜先生的智慧。这类讨论(如果还能称之为“讨论”的话)只能用三个字来概括:没意思。郜先生文笔犀利且善于调侃,提着一口不知从哪里憋来的真气只管刺人,只可惜刺得不是地方,将多年辛苦积累的才智浪费在如此华章当中,窃以为未免大大可惜。
二
由此我就想到去年因为《现代化的陷阱》一书而受到的一些非议。
我个人认为,一本书只要问世,就成了公共消费品,消费者有权就这本书提出各种各样的意见。批评中肯,有助于我改进不足甚至错误,我不但欢迎,还要表示感谢;批评即使不到位,只要仅及于书,那我也没必要回应。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