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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我刚才提到了梭罗。梭罗的随笔集《瓦尔登湖》，同蒙田的随笔一样，既是文学经典，又是思想史上的名作。而《瓦尔登湖》开卷第一篇，便是《经济篇》。在这篇长文中，梭罗表达了自己对人类物质需求和经济生活的思考。这既是一篇表达了独特的经济思想的随笔，又是一篇文学美文。
被称作文学家的人对经济问题有所关心和谈论，这样的例子真不知能举出多少。不是有一位被曾经的新潮小说家奉为典范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访问中国时却拒绝与文学界有任何接触，而只对中国的政治、经济问题有深切的关注么？经济问题，从来就与政治、文化等问题分割不开，在当代中国，情形更是如此。要对中国何去何从有所挂心，要对中华民族的命运有所留意，要对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状况有所了解，便不可能完全避开经济问题。就说《上海文学》上正在讨论的“市场意识形态”问题吧，这究竟是经济问题，还是文化问题？这样的问题与文学难道毫无关系？
的确有几个原本研究文学的人，近几年对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问题发表了一些看法。这在今日中国全部“文学家”中所占的比例有多大，够得上千分之几？然而，就是这么几个人对经济社会问题的关心，却遭到了《“来了”》刻薄的挖苦：“他们作为文学研究者，学有余力，啃了几本经济学著作，找到一切问题的总根，批大款，导大僚，恢恢乎游刃有余……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曲终奏雅，繁荣昌盛的局面大概很快就要到来或者已经来到了罢。”为什么一定是“学有余力”才去“啃”经济学？他们曾经作为“文学研究者”而今后为什么就不可以作为经济学研究者？既然已经“啃了几本经济学著作”，为什么就不可以谈谈经济问题？想当初，海德格尔“来了”时，不是有人啃了几本三四手货的海德格尔，便将海德格尔稗贩得唾沫四溅，以致于要在每一部当代小说里都找出一个他心目中的海德格尔来么？再说，您如此居高临下地对别人的文章施以嘲骂，不免让人要问一问您的双脚站在哪里：如果您的双脚垫着更多的经济学著作，那您比他们更“先进”；如果您的脚下连半本经济学著作都没有，那您的这种居高临下感是何处来的？
《“来了”》一方面反对“作为文学研究者”的人去谈经济，对他们“带有黑格尔和马克思气派”的非随笔文章极力挖苦，一方面又反对作为经济学研究者的人写不“带有黑格尔和马克思气派”的随笔。对经济学家的文章，这位先生也真可谓极尽嘲讽之能事。经济学界正在研究和讨论的扩大内需、公平与效率等问题，都被以漫画家的笔法加以奚落。读了经济学家的文章后，以致他“这一阵子上街，看见蛋糕房里那些白衣白帽的人，恍若就是口吐白沫高谈阔论的新经济学家了。”如果说，对“作为文学研究者”的人所写的谈论经济问题的文章采取居高临下的姿态，已颇让人纳闷，那对作为经济学家所写的谈论经济问题的文章，也如此高屋建瓴地讪笑，则不得不让人惊愕了：对经济问题您到底懂多少？对当代中国的经济问题您到底有怎样的研究？您究竟有什么资格把正活跃着的众多经济学家与蛋糕房里的师傅相提并论？把众多学兼中西的经济学家的文章贬得如此一钱不值，您如此良好的自我感觉和如此充沛的底气，到底是怎么来的？更重要的是，您认为他们肤浅、谬误，那您的看法呢？您认为当前中国经济的核心问题在哪里？您到底有没有自己的看法？——如果您比那些经济学家“啃”了更多的经济学著作，也比他们对当代中国的经济问题有更深的研究，我愿向您立正敬礼；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不得不说，这是十足的忘形和轻佻。
三
我没有写过谈论经济问题的文章。不是不想，而是自知不配。但我写过一篇谈论“经济”这个术语的语源的文章，也惨遭《“来了”》的谩骂：“用糟踏文学的笔杆子纵论经济学，即使摭拾旧谈，煞有介事地考证‘经济’一词的由来，也都算是聪明人”；“新经济学……实在就是文学的一个变种。……这种变种手术在文学领域也确实屡见不鲜，上述考证‘经济’的词源而急于和新经济学家攀亲的就是。这在新经济学方面，是俯下来，在文学方面，是迎上去，宜其相拥相抱之速也。”
考证“经济”的语源和研究经济问题，是并不相同的两回事。经济学家不必一定要知道“经济”的语源；而知道“经济”语源的人，也不必一定要懂多少经济学。现代汉语中的经济，同政治、文化、哲学、美学等众多名词术语一样，是一个日语外来语。日语，本也是我的专业。中日文化交流史，尤其汉日两种语言的相互影响，是我一向有兴趣的。在研究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语时，我查阅过一种由日本众多学者撰写的对政治、文化、文学、艺术等概念的语源进行考证的书，其中也有“经济”。几年前，“新经济学家”汪丁丁先生在《读书》上写过一篇《“经济”原考》，我读后受到启发，同时也觉得不够全面，便根据日文资料，写了一篇《“经济”补说》。文章开头，我特意声明：“我于经济学是纯粹的门外汉，仅仅对‘经济’这个术语的来源有点了解，便想狗尾续貂，来点补说。”尽管我的诸多文章都遭这位先生的谩骂，尽管我知道这位先生近乎到了不骂王某不作文的地步，但这样一篇不曾伤及任何人，仅仅只是谈了一点自己的专业知识的文章，却也在劫难逃，仍然有些出乎意料。这位先生把我的这篇短文也算作是“文学领域里”的“变种手术”之一例，那是自己变来变去变晕乎了。我是以一个日语专业者的身份写了《“经济”补说》一文的，与您的文学毫不相干。您要对此置喙，当然也可以，但有话也该好好说。出语如此刻毒，倒好像我不是谈了一个术语的语源，而是揭了谁的什么短似的。
骂“作为文学研究者”的人对经济的谈论，骂经济学家文章的文学化——《“来了”》是在为文学严守门户。有如此有“出息”、很“足观”的文学家在捍卫文学，该是文学的大幸吧。倘是有人用那种见风使舵的笔杆子来捍卫文学，那文学也就只能变成“风派文学”了。
四
“要说现在文人可好过多了，”《“来了”》说，“例如随便挨整的机会就渐渐稀少，尽管厉害的棍子还很有几条。这是值得庆幸的，虽然也并不保证人人都可获此幸运。”对“挨整”的理解也不只一种。偷儿将失手后的挨打说成是“挨整”，嫖客将被查获后的罚款说成是“挨整”，赃官将丑行的被曝光也说成是“挨整”。您这里的“挨整”，是什么意思？
“经济发展和经济学繁荣本不是一回事。”《“来了”》说，“现在坊间大行哈耶克的书，但哈氏在世，英国经济明显衰落了，而亚洲四小龙却未闻有什么了不起的经济学家。”对经济问题的研究本不仅是为了经济的发展，正如对玉米的研究不仅是为了提高玉米的产量，对人的研究并非为了人口猛增一样。倘若您认为对经济问题的研究就是为了经济的发展，那您实在对“经济”二字有着极错误的基本理解。难怪您如此大胆地对经济学家指手划脚，冷嘲热讽，也真可谓无知才能无畏。至于哈耶克，祖籍奥地利并在母国度过青年时代，中年后则长期旅居美国。哈氏就并非这位先生心目中的“纯粹”的经济学家。一九七四年，他因“在经济学界自亚当·斯密以来最受人尊重的道德哲学家和政治经济学至高无上的地位”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哈氏是作为自由主义大师走红于当代的。在他那里，个体的自由与经济制度和经济生活的方式紧紧连在一起。任何一个关心、热爱、追求个体自由的人，都不可能对经济问题无动于衷；任何一种对个体自由的谈论，都不可能撇开经济问题。说得简单些，哈氏认为，只有市场经济才是个体自由的保证，而对经济活动进行宏观严密的计划，则必然通往“奴役”。用《“来了”》讥讽当代中国经济学家的话说，哈氏正是一个“人文经济学家”或“蛋糕经济学家”。中国近年流行的哈氏的几本书，并没有一本是以“精确的统计数字”为基础的“纯粹”的经济学著作。奠定了哈氏世界性声誉的《通往奴役之路》，是作为“现代西方思想丛书”出版的，是从经济制度切入，谈自由与奴役的问题。至于最流行也最有代表性的《自由秩序原理》，是作为“宪政译丛”之一出版的。正如书名显示的那样，探讨的也是自由问题，即使涉及到经济，也完全是在做哲学性的思考。而且，该书写于美国，卷首便写着“献给正在美国发展的未知的文明”。以哈氏在世时英国经济的衰退来说明经济发展与经济学繁荣不是一回事，真让人哭笑不得。要说“亚洲四小龙，”它们在金融风波中的崩溃，或许正因为缺少“了不起的经济学家”。《“来了”》对经济问题的好一番胡言乱语，显示出作者对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之间的区别缺乏最起码的感觉和了解。一再对自己压根儿没摸着边和摸不着边的事放言高论，何来此等神勇乎？说句玩笑话吧：莫非您动笔前喝了不止二两么？
《“来了”》又说：“过去二十年，每隔一段时间，总有某种配合当前形势的文化样式或学术趋向炫耀于一时。形势每个阶段都不同，文化界也就相应地呈现出阶段式推进。……一会儿是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的理论来了，但听说洋人莎缪尔·亨廷顿也有类似说法，甚有碍于中国的国际形象，于是乎群起而攻之，据说还特地出了一本讨论专集，自己先前类似的理论自然也就趁人不备，悄悄藏了起来。”这是对“风派”的批评。这位先生近年常常批评“风派”，有时还引用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