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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梅纳德是具有现代气魄的艺术家，敢于破除经典的迷信；另一方面，他又非常谦虚，因为他写下的一切，是“预先”写下的，早就存在于历史上的东西，真正的经典必然包含了这种东西的萌芽。“思考，分析，发明……是知识分子的正常生活”。（同上，第98页）梅纳德思考过了，分析过了，也进行了独特的发明，他的吉诃德是完全符合塞万提斯作品原意的吉诃德，他的决心要让书消失的吓人企图正是现代艺术家创作的初衷，每一个阅读他的字迹模糊的地底下的作品的读者，必须充当考古挖掘人的角色，在加入创造的同时与作者共享发现真理的喜悦。
为什么梅纳德没有在现实中留下他的书呢？因为永恒的真理不是任何书可以达到的，它总是同人拉开距离，人只能隔着距离去描绘，这样的书没法最后完成，它只能存在于梅纳德的头脑中——那焦虑、迷惑、痛苦的头脑。梅纳德在阅读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时，就体验了这种永恒，这种状态表现为一种饥渴，而不是以书籍形式固定下来的满足。除了连续不断的想象之外，人还有什么其它的接近永恒的途径呢？书只是记录那想象的记号，它的作用是唤起想象，对象永远在书之外。
名人不足信
？ 陈四益 文 黄永厚 画
写下这个题目，心里不禁打了一个激灵。舞台上穿红袍、戴乌纱的大人先生，一听此言，准会将惊堂木一拍：“嘟！大胆！”——名人都是社会的精英，“言为士则，行为世范”，代表着秩序，代表着真理，代表着学问。可你竟敢说名人不足信，岂非狂悖？不信名人信谁？信你吗？你也配！
本来嘛，这世界打早儿就是个名人的世界，一国的名人之外，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名人——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这“状元”，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是名人又是什么？他既当了名人，如果再红得发紫，就担当起领导舆论的角色，你不信他信谁？这就叫名人效应。比如伯乐，那是相马行里的名人，他看中的，当然都是“千里马”，至于他有没有走眼的时候，有没有“受人之财，与人消灾”把劣马当良骥的时候，书上虽有记录，常人是不大管的，只是一味盲目地跟在后面喊万岁，叹息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从来不想想把人才脱颖而出的机遇，建立在几个“伯乐”的慧眼上，是多么地不科学、不可靠。鲁班爷是工匠行的名人，尽管后来工匠的技艺早已超过了他们的祖师，但磕头跪拜还是冲着鲁班爷，所有关于建筑奇迹的传说，七曲八弯也还得归到鲁班显圣的老套子里来，似乎我们最高的成就都是无能后辈的久远先辈创造的，后人只能匍匐在祖先的脚下以分享他们的光荣。当然，今天也有今天的名人，他们也要制造今天的名人效应，有的也很取得了一些成效。比如，写文章的名人说，他写文章如何如何投入，以致一篇文章写完，就要大病一场。听到的人无不肃然起敬，觉得名人毕竟是名人，一篇文章就要付出一场大病的代价，乖乖咙丁冬，岂不吓杀人也么哥！很少有人会想，这位名人出过几本书，每本书中收了多少篇文章，如果每写一篇就要大病一场，虽有铁打的身胚，恐也早就“阎王不请自己去”了，哪里还会满面红光地在那里坐而论道呢！练功夫的名人则一本正经地宣布，要在某年某月某日实现用气功载人飞行，一时闾阎轰动，广为传播。但后来究竟有没有这种载人飞行的气功，人们早已淡忘，也不会认真地去追究当初吹牛的大师。所以，吹牛不会脸红的人，是最有希望充当大师的人。因为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必有非凡之事，方有赫赫之名；必有赫赫之名，方有煌煌之功。懂得了这个道理，就晓得为什么凡是名人的传记或遗事逸闻中，都有许多稀奇古怪的遭遇，稀奇古怪的脾气，稀奇古怪的故事，稀奇古怪的本领。有些当然是名人的自述，有些则是名人的朋友、名人的亲戚、名人的熟人、名人的崇拜者说的。这些有机会同名人有一面之交或几面之交的人，也就靠了这一点，沾上些许名人气，写些“我的朋友”某某某之类的文字，成了准名人。如果他们不能写出点特别的东西，哪能取得自己的地位呢？所以，即便是编造，他们也总要拿出点新奇货色来的。
其实，这也是古已有之的事。《儒林外史》里的那位杨执中，凭什么成了名人？不就是靠着自己的做作和别人的吹嘘？当这种吹嘘同某些官僚或特殊人物的需要结合起来的时候，他们也就加入到吹捧的行列里来，有了这股外力的推动，名人的“名”就如气球注入了氢气，急剧膨胀起来了。
话说《儒林外史》第九回中，讲到湖州娄府的两位少爷——三少爷娄玉亭和四少爷娄瑟亭。这两位相门之后，是谁也不敢小觑的。如果他们要想讨个人情，批个条子，办个执照，打个秋风，划拨点地皮，走私点汽车，简直是小菜一碟。只须看河道上他家那一对灯笼的威势，就知道我言非假。按说，相门之后，自家的孩子，应当信得过，闹个师长旅长不成问题，没想到这两位阔少爷却科场蹭蹬，一直没能中进士，入翰林，文扬四海，位居清要，所以蓄积了一肚皮的不合时宜没处发泄，只得怪到那个夺了侄儿皇位的永乐皇帝朱棣，把个好端端的大明朝弄得“不成个天下”。这样自由化的思想，在京城里当然不好呆了，于是只好回到老家湖州。
想是娄家的两位少爷八股文还差些火候，但他们史书总是读过一点的。战国四公子因为养士得名。刘邦的儿子因为花大钱请来了东园公、绮里季、夏黄公、角里先生这四个老头，终于保住了太子的地位，汉高祖这等奢遮汉子，也只能歌一曲“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羽翮已就，横绝四海。横绝四海，当可奈何？虽有缯缴，尚安所施”，把废太子的念头从此丢到了一边。大概是受了这些故事的影响，娄家的两位少爷也开始广结名流，只要有点信息，钻山打洞也要把这些人礼聘来家。用个科举时代的名词，这就叫“养望”——靠广结名流来提高声望。有了声望，取青紫如拾草芥耳。由于官僚门第的需要，很快便招引来了一批奇奇怪怪的“名流”。
杨执中是由为娄家看祖坟的邹吉甫推举的。邹老儿一个看坟头的，能有什么文化，能有多少鉴别力？无非因为杨执中也有牢骚，也骂永乐皇帝，可以迎合两位少爷的心思罢了。果然，因为娄府的介入，杨执中的名气顿时鹊起。本来，杨执中不善经营，亏空了几百两银子，被盐商告到县里，一条索子绑去，收了监。这时听说杨执中成了“娄府的人”，知县忙不迭地给他垫补了亏空，放了回家。从此，这个穷廪生便因搭上了娄府而成了当地的名人了。大凡对名人的崇拜，多是出于一个“信”字。信则灵，信则迷，信则流氓可以成为高士，无赖可以成为奇侠，呆子可以成为宿儒，甚至痞子也可以供奉为神。杨执中懵里懵懂被放出监来，根本不知是谁搭救，无处谢恩，但在娄家两位公子看来，这就像春秋时的越石甫，恩不言谢，奇人奇行，佩服得不得了；娄府两位少爷来访，杨执中以为差吏索钱，避而不见，两公子又以为是他襟怀冲淡，不交权贵，更加仰慕不已。于是，杨老头的诗是好诗，联是好联，就是杨老头的破草屋也让人感到“此身飘飘如游仙境”了。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杨执中既然在娄家公子眼里成了高人，自然又会牵出他的一串狐群狗党。由杨执中推荐的权勿用（潜斋），是个生计不理，满口大话、却会奸拐霸占尼姑的地棍。乡里人说，“他哪一件不是骗来的！”他的口头禅是“我和你至交相爱，分什么彼此，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他自己既然一无所有，剩下的就只有他去占人家的便宜了。
因权勿用而引见的张铁臂，虽然不是衣冠中人，不懂国学，但他长于击技，精通国术，不学有术，当然也是有用之才。果然，一番人头变猪头的“戏法”，表明他的骗术是决不亚于旧相识权勿用的。
自己送上门来的陈和甫，是个走江湖的人，当初在周进设蒙馆的汶上县薛家集上行道时，处境还很寒碜，后来混到了京师官僚圈子里了，便顿时阔绰起来。他为荀玫、王惠扶过乩，据说是句句应验——反正王惠因为叛逆已逃得无影无踪，应验与否，只好由他说了。这位自称“卜易、谈星，看相、算命，内科、外科，内丹、外丹，以及请仙判事，扶乩笔录”无不神验的半仙，却偏偏算不清自己的命运，以致在蘧公孙的婚宴上，大大出了一番洋相。
骗子无赖一旦同官僚或巨商结合在一起，就会产生更大的欺骗效应。当官的在百姓眼里都是有地位、有身份、有学问的人——都是名人。能够与名人相与而且得到赏识的一定也是名人。巨商有的是钱，用钱买名，决非难事。于是，靠权力与金钱哄抬出来的名人，大家歙然相从，骗子便大行其道了。当然，官僚与巨商也各有所图。官僚是要培植自己的声望，巨商则为培植自己的钱囊。
陈和甫的一席话是颇堪玩味的：“向在京师，蒙各部院大人及四衙门的老先生请个不歇，经晚生许过他升迁的，无不神验……所以这些当道大人，俱蒙相爱。”若不是这些当道的大老抬举，陈和甫哪里挣得起那样响的名头。有这些先例在，今天的各色人等便视为捷径，有的傍大官，有的傍大款，即便在常人面前大搭其架子的，在其所傍者面前，依旧是温顺和平，低眉谄笑的。画界有所谓“外倚奸商，内靠官僚”之说，确实是某些名人的发迹之术。我们今天真个是大师满街走，奇人多如狗。大师、奇人之中，虽不是全部，却也有不少是与官僚富商结合的产物，同《儒林外史》里权勿用、陈和甫、杨执中、张铁臂的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