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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母亲看来，玛格达当时的想法简直可怕至极，但她却有一套自己的逻辑。她曾私下对朋友说：“一旦德国战败，戈培尔肯定会被视为罪大恶极的战犯，那样的话，我的孩子们每天都会受到别人的折磨、鄙夷和侮辱。他们那么善良，那么可爱，可未来的那个世界却容不下他们。我不会让他们忍受这样的苦难，我会让他们永远陪在我身边。” 玛格达·戈培尔不像爱娃那样温顺听话，她是一个很有主见的女人。希特勒非常信任和喜爱她，还特意给她颁发了金质纳粹徽章以表彰她的忠诚。
虽然玛格达很受希特勒宠爱，但在这段最后的时间里，她的丈夫和希特勒之间的关系却出现了微妙的变化。曾几何时，两人曾亲密无间、情同手足。在其他纳粹官员纷纷逃离柏林的时候，戈培尔毅然搬入地堡，这证明了他对希特勒的忠心，而希特勒也曾在他与玛格达的婚礼上担任过伴郎。但现在时过境迁，两人之间的冷淡与隔阂日益深重。希特勒很少正眼看他的宣传部长，更不同他单独用餐，甚至连戈培尔打来的电话都要通过鲍曼转接，才能到达希特勒那儿。事实上，戈培尔和希特勒的卧室之间只隔了一条会议室过道，但他打来的电话必须先转到隔壁的总机房，然后再接到鲍曼的办公室，最后才能和希特勒通上话。
深入地堡（3）
我们穿过餐厅，沿着水泥阶梯下到了地堡底层，看见门口处站着两个卫兵。这种情况并不常见，有好几次我来的时候就发现大门敞开，门口一个人影都没有。我们进入的第一个房间就是等候室，余下的几天里我多数时候都要待在这儿。房间里有好多人，基本都是些等候传唤的副官、传令兵和秘书。也有些人和我一样是信差，但他们的级别都是高级军官，年龄也比我大不少。从等候室里可以看到会议室的大门，每次开门时都可以瞥见里面的情景。希特勒总是身体前倾，双手支着桌子，而戈培尔和鲍曼则喜欢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即便空间狭小，也总是乐此不疲。希特勒始终身穿一套军装，这么多天都没改变，从衣服上的褶皱可以看出，他晚上一直是和衣而睡。
有一次，我正和其他几位军官一起坐在会议室的过道上等候，突然间，希特勒出人意料地出现在我们面前，他从地图室中走出，进入了过道。当时走廊里有好多人，看到他走过来，人人都立刻起身，像沙丁鱼一样紧贴着墙壁。希特勒走到我们这儿的时候，似乎正在思考着什么，没有注意身边的任何人。令人吃惊的是，他竟然直接走向了公文信件的收发室，迅速消失在我们眼前。
由于长久居住在狭小拘束的地堡中，许多人都开始表现出幽闭恐怖症的倾向。人造光长期照射再加上通风机不停地嗡嗡作响，让人们的神经陷于崩溃的境地，在那种地方生活实在是一种煎熬。我曾看见一帮将军从那间小小的地图室里涌出，他们一个个看上去都快窒息了，真不知道他们在里面呆了多久。希特勒还严令禁止他的部下在地堡内吸烟，这进一步加深了他们的痛苦。
我第一次去元首地堡时，在水泥楼梯左侧发现了一排厕所，全都冲洗得非常清洁干净，着实让我大感安慰。这也许是专门为那些在等候室里苦苦等候的纳粹官员们准备的，但我也管不了那么多，每次都借机享受一番。除此之外，地堡里还能供应日常的生活用水，这些水全都来自一口地下20米深的自流井。实际上，在整个大臣花园中，除了希特勒地堡以外，其他所有地方的用水供应都已经被切断或者被污染。
在地堡里，让我最受刺激的场景就是看到等候室内堆放着一车车的食物。所有三明治都是用新鲜面包做成的，这些面包来自于威廉姆斯大街的一个面包房。这家店在那种环境下依然正常运营，而且总有源源不断的新鲜原料：意大利腊肠、烧牛肉、新鲜奶酪和腌菜等等，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每次看见，我都忍不住想冲上去大吃一顿，但最后还是不敢造次。最让我感到痛苦的场景就是看见鲍曼走进了等候室，抓起一把三明治将他的外衣口袋塞得满满当当，然后心满意足地扬长而去。从那时起，我开始非常讨厌鲍曼。
当时，元首地堡和党总部之间的通信线路已经被完全切断，因此任何从地堡发出的指令都要由专人送到威廉姆斯大街（也可以通过宣传部的无线电设备进行发布，但只有党总部内的海军无线电室才能收发海军和党政信息密码）。于是，在之后的几天里，我不得不每天十几次地往返于威廉姆斯大街和地堡之间，简直就是一场噩梦。
这是一场俄式轮盘赌的游戏，每次一跨出防空洞，就等于把自己的脑袋拴在裤腰上。幸运的话只是尝尝燃烧弹带来的浓浓磷烟和有毒汽油的味道，要是不走运就会直接被苏联火箭削成肉泥。在威廉姆斯大街，到处都有被火焰喷射器烧焦的尸体，散发出的恶臭带着一种令人作呕的甜味，这种气味直到今天我还记得。如果你很倒霉地赶上了一枚喀秋莎火箭在附近爆炸，立刻就会引发突然的失明和方向知觉的丧失。这是最为凶险的时刻，你必须迅速移动双脚寻找掩护，否则下一枚火箭就会如期而至。
在苏军的持续打击下，平日通行的街道已经成了一个乱葬冈，到处都可以看见死尸，有些已经被炸得面目全非。位于威廉姆斯大街另一头的党总部花园也成了一个大墓地，空中弥漫的战火硝烟让人无法看清地上的尸体，我就曾两次被僵硬的死尸绊倒。每当我们以为敌人的火力已经到顶时，迎接我们的总是更为猛烈的炮火，钢铁洪流如雨点般倾泻在道路上，一时间火星四溅，留下一个个白炽斑点。有些人被子弹和爆炸后的弹片击中，立刻被撕成了碎片。我们把一些身受重伤的人拖进了格特鲁德医生的病房，有些她根本无力医治，只能提供最基本的急救措施。阿克斯曼要求我们尽量避开敌人的火力点以减少伤亡，但据我所知，在短短的四五天内，就有至少20个人死于苏军炮火之下，其中还包括柏林希特勒青年团的领导人奥图·哈曼。
不论何时前往地堡送信，周围总是充满着令人窒息的厚厚浓烟。炮弹击中目标后发出的轰鸣声几乎将我的耳膜震碎，更糟糕的是一时间耳朵还难以恢复，持续的嗡嗡作响折磨着我脆弱的神经，让人几近崩溃。
在地堡紧急入口的外面从来不会出现卫兵的身影，他们都躲在门背后的安全之处。在入口处还有一个小小的顶棚，可以稍稍抵挡一下从天而降的炮弹。每次我上气不接下气的跑到门口，那两个警卫总会调侃道：“幸运的小伙子！你又成功了！”，或者说“怎么又是你，小伙子！你怎么还好好的？”曼扎利厨房里的助手们常常称这些卫兵为“地堡士兵”，有一次其中一位还对那些士兵喊道：“为什么你们不出去和苏联人战斗，却躲在这儿让一个孩子去替你们做事？”
深入地堡（4）
在所有卫兵中，我最熟悉也是最喜欢的是军士长哈里·门格撒森。记得有一次，我气喘吁吁地跑到地堡门口，却意外发现大门紧锁着。在平时一般情况下，大门都会留出一道缝隙，绝不会上锁。我重重地敲了几下，希望里面的人能听见，过来帮我开门，但结果却没有任何反应，外面隆隆的爆炸声压过了一切，没有人听得见我的敲门声。最后，我不得不绕到大臣花园的正面，冒着枪林弹雨进入了地堡。当我向哈里抱怨时，他很幽默地说道：“老天爷，这可是个秘密地堡，难道你还想让我帮你配一把钥匙吗？”
在最后几天中，哈里和我一有机会就开始聊一些热点话题，例如苏联人现在离我们有多远等等。当然，我们谈论的最多的还是温克的第12军，我们都想知道他什么时候才会开到柏林来救援。
此时，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已仅限于柏林市中心若干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苏联军队的炮火几乎全部集中到纳粹的统治中心。该地区已经成为希特勒最后的立足点，其中包括了所有的政府办公大楼，而它的中心就是希特勒的官邸。该建筑整体呈正方形，周围被其他建筑群紧密包裹起来。东面是威廉姆斯大街街上的旧帝国大楼，西面是希特勒党卫队警卫旗队的大本营，南面的新帝国大楼将上述两座建筑沿弗斯大街连接起来。该地区周围还有一些辅助性建筑，例如西边的柏林动物园，它被称为柏林“绿色的肺”，不过现在那里有一座重要的军事医院，并且为艾利赫·凯姆普卡的地下汽车厂提供燃料支持。
在这片建筑群下面遍布着如迷宫一般的地窖和地堡，它们多数通过复杂交错的地道相连（在柏林的政府区还有其他5个相互独立的地堡，分别位于几个部门的大楼底下，戈培尔在位于赫尔曼戈林大街的官邸下面就拥有一个非常豪华的地堡，另外还有十几个防空洞和难民营）。斯佩尔位于弗斯大街的办公大楼下面有一连串的防空洞和地下室，里面早已经挤满了满面愁容的党卫队士兵、伤员、护士、医生和平民。
党卫队军官的指挥部和起居室也位于这些地下室中，其中有一个防空洞原先是专为200名孕妇准备的，可等我赶到那里时，里面却已经塞了近500名平民，整个环境惨不忍睹。在这个地下建筑群中间有一所急救医院，那儿原来是政府的医药房，经过改造后变成了一个临时的外科手术室。持续恶化的局势导致医院的医疗条件不断下降，已经快要沦落到普通地下室的水平了。
我对这个急救医院的情况了如指掌，因为我的一部分工作就是帮助格特鲁德医生从这里取药，再送到她那个小诊所里。医院主要由两位外科大夫主持日常的工作，维纳·哈思（Werner Haase）教授是希特勒的第一任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