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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廷议东归
１７７１年４月，清政府从俄国政府的函告中获悉，土尔扈特部众正在东返途中，当时清政府对土尔扈特东归的态度是：“若靠近边界，允许入界之，抚慰安置，若未至我边界，半途被俄罗斯追缉，发生冲突，则不可理（《清朝文献通考》卷二九七、四斋考）。”
有的大臣却认为：“自弃王化，按之国法，皆千严谴，事属可伤，实则孽由自作”（《癸巴存稿》卷六、《书西域闻见录后》）。不主张抚慰。有的大臣说：“以抢伊犁之故，其部众悼于远徙。”认为渥巴锡想趁准噶尔新亡，利用真空来抢伊犁，所以东归。作为清政府也有这样一种考虑，担心返归土尔扈特部众重返故地后，会扰犯边地，破坏边疆刚刚获得的安宁。
１７７１年５月１０日（乾隆三十六年三月二十四日），乾隆在得悉土尔扈特部来归消息的两天后，增派正在返京途中参赞大臣舒赫德，命其“在何处接旨就此立即返回伊犁，协助伊勒图（时为伊犁将军）办事，此去伊犁，不必声张，务必谨慎，伊到彼处，真有其事，可细心从事（《满文土尔扈特档案》乾隆三十六年三月二十二日折，第四十二件）。”
乾隆在得到舒赫德各种密报，及时得到了阿布贲汗向伊犁将军关于土尔扈特东归的报告和渥巴锡派格桑喇嘛快马向清政府的说明东归的报告，又认真听朝廷大臣的议论，在分析了这些大量材料后认为：“土尔扈特部归顺，是因为俄罗斯征调师旅不息，并征其子入质，且俄罗斯又属别教，非黄教，故与全族台吉密谋，挈全部投中国兴黄教之地。”乾隆从当时土尔扈特实际处境来看：“彼已背弃俄罗斯，岂敢与我为难，是其归顺十有八九，诡计之伏十之一耳。”他指示廷臣对土尔扈特东返的意图，不必多加疑虑。
然而清朝的廷臣，民间的野吏为了维护清政府的利益，仍然是众说纷纭，不时俱奏条陈。乾隆根据得到的情报，最后作出了符合实际的判断：“明知人向化而来，而我以畏事而止，且反至寇，甚无谓也。”并进而制定了收抚土尔扈特部落的方针。
二、廷议舍楞
清政府对于10年前叛逃被俄国收容的舍楞等大众归来，认为不大可能。当获悉归来大众之中有当年外逃的舍楞、劳章札布等人，担心其再行滋事，扰边犯境，破坏安宁。清朝大臣们一时间“议论沸起”（《满文土尔扈特档案》乾隆三十六年三月二十二日折，第一件），不少廷臣“以舍楞同来情属叵测，而主张慎重行事”，也有的大臣认为“不宜收俄罗斯叛臣，虑启边衅”，还有的认为“舍楞系出尔反尔的奸诈之臣，应收尔诛之”。
乾隆在得到舍楞等人的情报后认为其获罪远遁，岂敢重返，自投罗网。当确知有舍楞等人后，他根据大多数大臣的意见提出：“若舍楞、劳章札布等前来，则酌情安置等属众，将尔等安抚诱来（《满文土尔扈特档案》乾隆三十六年三月二十二日折，第二十四件）。”就是先以招抚手段把舍楞诱来，来了以后怎么处置，是赏、是罚，待诱来再说。当乾隆得知舍楞的投诚的态度后，他的思想有了重大的变化，他认为“舍楞一人，岂能耸动渥巴锡等全部，且俄罗斯亦大国也，彼既背弃而来，又扰我大国边界，进退无据，岂将焉往？”进一步认识舍楞部众“此次伊等前来者，并非我以武力索取，乃是伊等自愿亲自乞来，反而将其治罪之理乎？”而应“往咎概不介意，前罪一律宽宥，还特加恩赐，照杜尔伯特之例，接济产业，分定游牧，伊之所属部众 ，仍归伊管辖……尔等可进京入觐，分享圣主恩赐（《满文土尔扈特档案》乾隆三十六年四月十一日折，第二件）。”乾隆对舍楞的过去是不介意，以前的罪全部宽大处理，并且因为投诚还要大加奖赏，不仅奖赏，还要按前几年杜尔伯特部投诚者的例子，帮助他发展畜牧业，并给他划定游牧地，他所领导下的部落和人民，仍归他舍楞管理和统治……他和劳章札布等人可以进京朝拜我大清皇帝，享受我分给的恩赐的物品。乾隆这番话确定了清政府对舍楞等人的政策，这就当时的历史情况来说，是客观的，是进步的，也是难能可贵的。
三、救济
土尔扈特人东归，深受清朝政府的重视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欢迎。乾隆命舒赫德等“分拨善地安置，乃购运牛羊粮食，以资养赡，置办衣裘庐帐，俾得御寒，并为筹其久远资生之计，令皆全活安居，咸获得所（《清高宗实录》卷八八九，三十六年辛酉）。”由陕西银库内拨银３００万两，新疆、甘肃、陕西、宁夏、内蒙等地的各族人民，以大量的物资供应土尔扈特，计有马、牛、羊２０万头，米、麦４１万石，茶２万余封，羊裘５１万多件，棉布６１万多匹，棉花５９万余斤，以及大量的毡庐等（马汝珩、王思治《土尔扈特蒙古西迁及其反抗沙俄压迫重返祖国的斗争》《准噶尔史论文集》第３４４页，新疆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这些物资及时帮助了土尔扈特人民渡过难关，使他们皆安居得所。
四、朝觐
１７７１年８月５日，渥巴锡在舒赫德陪同下，到巴里坤西木垒之时，舒赫德接乾隆皇帝命令，返回伊犁主持安置，由色布腾巴拉珠尔陪同直奔承德。
清政府为了接待渥巴锡，令沿途官员对其一行要“设宴款待”，并要求“在宴筵伊等时，须显示大方，为之丰盛热情”。而且对渥巴锡一行所用马匹、牲畜“务必多备，不致耽误伊等上路”。沿途地方大吏因玩忽职守，接待不周而被革职者有总兵恒德、山东按察使德文、口北道明琦、知府博尔敦、怀安知县何燧。甚至山西巡抚鄂宝，直隶总督杨廷璋也为此受到申斥。为了慰问土尔扈特首领沿途辛劳，乾隆皇帝两次送荷包、桂子，“权且分赏来朝之众”，并谕告“待伊等抵达承德避暑山庄后，仍赐宴恩赏多样朝物（《清高宗实录》卷八九二，乾隆三十六年九月二日至十三日）”。
１７７１年１０月１５日（九月八日），渥巴锡一行抵达木兰围场，在伊锦峪觐见乾隆，进献礼品。渥巴锡恭进：“撒袋一副、箭三十支、弓一张、钟表一个、十样景一个、刀子一把、腰刀一把。”策伯克多尔济恭进：“手枪二杆、腰刀一把”；舍楞恭进“表一个、弓一张”。乾隆以蒙古语垂询渥巴锡，在蒙古包内以茶食招待了他们，并给予多种赏赐。次日，乾隆又在伊锦峪围猎营地设盛宴招待渥巴锡一行，参加盛宴的有大臣权贵、内外蒙古王公和卫拉特蒙古诸部首领８６人。渥巴锡一行在一年一度围猎中，见到了先期东归的车凌乌巴什的围班扈跸行围。舍楞与乌巴什是老相识，“两人围场相见，握手盟誓，誓为天朝臣仆（《乾隆三十六年九月八日折》第三件），”一时传为佳话。
１０月２０日（九月十三日），渥巴锡随乾隆放围3天，经博尔城行宫、中关行宫于１０月２４日（九月十七日）抵承德避暑山庄，即日清政府对土尔扈特部蒙古大小首领均予封爵位。１０月２５日（九月十八日）乾隆在澹泊敬诚殿接见渥巴锡一行，之后又在四知书屋和卷阿胜境个别接见了渥巴锡并与之长谈，渥巴锡向乾隆讲述了东返历程和祖辈的历史（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卷十四，《厄鲁特要略》六）。
渥巴锡一行在承德避暑山庄住了近半个月，参加了清政府举行的所有盛典，赐宴万树园、赐宴溥仁寺，命设灯宴，观看火戏（祁韵士《土尔扈特部总传》卷一二，第八十六传。）；参加了普陀宗乘之庙落成典礼。渥巴锡等与喀尔喀、内蒙古、青海、新疆等地的少数民族王公贵族一起赡仰礼佛，参加大法会。因渥巴锡每一次参加盛典，乾隆专下谕旨：“将土尔扈特辈，则使着其更衣。”也就是要他们穿祭典的衣服。乾隆帝在普陀宗乘之庙内建立《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和《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两通石碑。
渥巴锡等在山庄停留期间，除一次赏给渥巴锡银５０００两、策伯克多尔济银４０００两，舍楞银３０００两之外，几乎每宴必赏，赏赐名目很多，而每次渥巴锡所得与诸少数民族王公、权贵大臣相比，都列首位。
１１月６日（九月三十日），渥巴锡一行，始一日启行一批，开始返伊犁。第一批渥巴锡、舍楞、沙拉扣肯。第二批默门图、恭格。第三批策伯克多尔济、雅兰丕勒。第四批为余下有病人员。
清政府为统一多民族的封建国家，对少数民族采取恩威并用的方针，对土尔扈特部的恩抚措施，是其怀柔拉拢的具体政策。
五、中俄之争
为土尔扈特部落回归祖国，清政府和俄国政府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早在１７７１年４月（乾隆三十六年三月），俄国政府致函清政府，如土尔扈特叛逃到大清，要求送还。乾隆作了认真考虑后指出：“此额鲁特、乌梁海等，亦为我之臣仆，前次尔等出奔，俄罗斯应遣还，反而接纳安置，实为不近情理耶，今尔等已向圣主求恩归顺，再无送还之理。”乾隆视土尔扈特部为臣子和人民，我——清朝理应安置，过去舍楞逃到你俄罗斯，你不送还我清朝政府，反而安置接纳，现在他回到清朝来，我们也绝不会送还给你们，而且他们回到的是自己主人的身边，更没有送还的道理。
理藩院在１７７１年８月１３日（乾隆三十六年七月四日）致俄国萨纳特衙门（枢密院）的咨文中明确宣称：“土尔扈特渥巴锡等并非我们武力征服归来我国的，也不是我们从俄罗斯设计骗来的，是他们居住在俄罗斯忍受不了你们俄国政府压迫，希望得到我们皇帝的恩典，愿意做我国的臣民，精诚寻求来的，既然是如此恭敬顺从归附清朝，难道还有交给你们俄国治罪的道理吗？这是绝对不可行的事情（《满文土尔扈特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