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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澶渊之盟”在政治上给宋朝带来的好处只有一明一暗两样：明的是和辽国和好之后，可以全力对付西北的党项，并成功地在景德三年议和，西北边境获得了暂时的和平。暗的是岁币使契丹群狼不劳而获，逐渐丧失了劫掠的本能，退化成了只会坐享其成的废物。到辽兴宗统治的时候，以往驰骋如风的契丹铁骑就被西夏连续击败，丢尽了脸面。
每年三十万的金帛，竟毁掉了一个剽悍的民族，金钱巨大的腐蚀力，不仅喜滋滋点钱的契丹贵族没有想到，就连赵恒、寇准也没有想到。
无敌的不是锋利的刀枪，不是纵横的铁骑，更不是“神授”的君权，而是人见人爱的花花钞票！
第五章 荒唐的心理战
从打击政敌开始（1）
和平降临，来自北方边境的巨大压力没有了，大宋终于把这块沉重的包袱甩掉了。
获得和平的过程虽然是屈辱的，但和平本身终究是可贵的。
当然，赵恒不觉得有什么屈辱，反倒洋洋得意地觉得自己是胜利者，就连寇准也是如此，逢人就宣扬自己力挽狂澜的功绩。
赵恒的心情好极了：消除了一块心病，浑身上下是那么的轻松。他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代圣主（宋代的皇帝都有这个情结），过去总被辽国搅得安不下心来，现在他要毫无牵挂地施展治理国家的手段了。
赵恒在寇准、毕士安的辅佐下，干劲冲天地忙活起来了。
北方既然不再打仗了，马上就合并防区，减少驻军、组织复员，把因战争荒废的土地重新开发，尽快恢复经济发展。
在那个农耕时代，农业绝对是立国之本，这个重点不能丢弃，赵恒在景德二年（1005）诏令各道州府的长官都要兼“劝农使”之职，通判兼管农之职。
赵恒还从景德三年开始，在各州郡（边境州郡除外）普遍设置用于准平谷价的常平仓和用于赈济灾荒的义仓。义仓没什么好说的，常平仓可是很有讲究，它是各州按人口多少，从上贡钱中留下一定的银两，到新谷上市的时候，以比市场价略为高一点的价格购入，等到市场上粮价暴涨时再以低于市价的价格卖出（但不得低于本钱）。这种做法很有些国家宏观调控的意味，可以平抑市场粮价，既可以防止“多收了三五斗”时谷贱伤农，又防止了青黄不接或灾年时谷贵伤民，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粮商囤积哄抬粮价，甚至在遇到灾荒时还可贷粮给灾民，用做种子或口粮。
这是功德无量的好事，比他以后搞的那个“天书”、“封禅”强上百倍。
商业在这个时候继续了咸平年间快速发展的势头。宋代人是中国历史上最会做买卖的，国内贸易不必多说，海外贸易远达阿拉伯各国。宋辽休战和平，又搞起了“边贸”，在雄州、霸州、安肃军、广信军设置了四个榷场，与辽国大做生意，赚得盘满钵满。景德四年又在宋夏边境的保安军（今陕西志丹）设置榷场，后来又在镇戎军（今宁夏固原）等地设置榷场，和西夏也做起了买卖。
发达的商业从大商人数量的急剧增加看出来，京城汴梁云集了好多富商大贾，继寇准以后任相的王旦就曾说过：“京城资产百万者至多，十万而上比比皆是。”就连一年赚上千万的千万富翁也并不少见。随着商业繁盛，给大宋带来了滚滚的财源，商税是宋朝国家收入的支柱之一，景德年间商税年收入高达四百五十万贯。
此时大宋王朝的繁荣，用盛况空前来形容并不过分。
要是按这种趋势发展下去，前景当真是一片光明。可是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好事要是遇到了心怀叵测的小人，会变成什么样就很难说了。
这个时期的发展，与寇准尽心尽力的辅佐之功密不可分。自景德二年十月毕士安暴病身亡以后，寇准就一直独居相位。赵恒对寇准也是信任有加，另外还带着感激和敬畏。这是因为寇准支持赵光义立他为太子，再加上这次力促亲征，才达成了“澶渊之盟”，赵恒加寇准中书侍郎兼工部尚书，对其更是倚为长城。
王钦若寇准这个人生性豪爽，不拘小节，很有个性，再加上少年得志（此公十九岁就考中进士），仕途比较顺利，做事难免有些率性而为，得罪了不少的人，其中就有劝赵恒南逃金陵的王钦若。
在太宗赵光义朝，王钦若一开始是亳州判官，一年阴雨连绵，老百姓上缴的谷物都很潮湿，管理仓库的官吏拒不收纳，可总出不进，存储的粮食越来越少，王钦若便下令把潮湿的谷物收到仓内，以后再支出粮食的时候，先发放潮粮。这样，既解决了老百姓无法缴纳“国税”的实际困难，还不至于坐吃山空，粮食还不会霉变，可算是办事有方。这件事后来被赵光义得知，很是赞赏，亲手写了个嘉奖令予以表扬，记住了地方上的这位从八品的小官，过些时候就将他选拔入京，当上了朝官。
赵恒即位后，王钦若第一个站出来请求减免五代以来积欠的赋税，并且在一个晚上就把该减免的数目理清造册，第二天呈上了朝廷，因此他又得到了想有所作为的赵恒的赏识，从此步步高升，一直做到参知政事（副宰相）的高职。以此看来，王钦若虽不是忠诚善良之人，却颇有才干，能干一些实事。
人，有可能是宇宙中最复杂的东西，很难以“好”和“坏”来简单地区分，假如硬要以“好”和“坏”来区分，只能说有干不成事的“好人”，还有能干事的“坏人”。有的“坏人”不仅能干事，而且机谋深远，奇变横生，在这个世界上纵横自如，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王钦若恰恰就是这种人。
当他劝赵恒“南巡”的时候，被寇准不指名臭训一顿，随后还被驱赶出京，他心里可就把寇准恨上了，虽然很快他又恢复了副相的职位，但和寇准怎么也合不来，便干脆自己请求解除了执政职务，担任了资政殿学士这个清职。
在这个期间，他和知制诰杨亿、直秘阁钱惟演等奉诏纂修“历代君臣事迹”。这是一部类书，直到大中祥符六年才编完，赵恒诏题为《册府元龟》。文人聚在一起免不了吟诗、作画、喝酒、嫖妓这些“风雅”之事，工作之余他们也彼此作诗唱和，竟然积少成多，被杨亿以《西昆酬唱集》为名汇编成册，这些诗作讲究辞采，多用典故，被人们称为“西昆体”。西昆体在当时成为时尚，欧阳修在《六一诗话》中说：“自《西昆集》出，时人争效之，诗体一变”，“唐贤诸诗集几废而不行”，足见影响之大。
王钦若也就是跟着喝酒凑热闹，并没有什么大作流传下来。“西昆体”的代表人物是杨亿、刘筠、钱惟演等人，其中成就最高的是杨亿，其诗《汉武》嘲讽了汉武帝求仙慕长生之事。
蓬莱银阙浪漫漫，弱水回风欲到难。
光照竹宫劳夜拜，露金掌费朝餐。
力通青海求龙种，死讳文成食马肝。
待诏先生齿编贝，那教索米向长安。
吟诗编书，这种悠闲风雅的日子对文人学士来说是好事，可对有着强烈政治欲望的王钦若来讲，就等于是在服刑，他想方设法要报复寇准。
终于被他想到了妙计，一天在散朝后，赵恒很恭敬地目送寇准离去，王钦若凑到赵恒近前问：“陛下这么敬畏寇准，是因为他对江山社稷有功吗？”
赵恒想也没想就说：“当然了。”
王钦若却说：“澶州那一战，陛下您不认为是国家的耻辱，反倒认为是寇准的功劳，真让我想不通。”
赵恒一下子愣住了，他听到的都是颂扬的话，这种指责性的语言是第一次听到，禁不住追问：“什么？”
王钦若解释道：“《春秋》里认为城下之盟是奇耻大辱。如今陛下以堂堂天朝帝王之尊，在胡虏兵临澶州城下和其签订盟约，这不是耻辱的城下之盟是什么？”
这话使赵恒不高兴了，他引以为荣的盟约竟然是个耻辱的城下之盟！
王钦若假装没有看到赵恒的脸色，接着往下说：“其实这事都是寇准干的，和陛下无关。当时的情景和赌博一样，当赌博的人快把本钱输干净的时候，往往会把剩下的所有钱都押上，以‘孤注’来最后搏一次。澶州之战时，您就是寇准的‘孤注’啊，现在想一想都可怕。”
王钦若巧妙地把耻辱的源头从皇帝的身上转到了寇准的身上，赵恒心里轻松了一点儿，但是却深深刺激了他的心，特别是最后那几句挑拨离间的话，使赵恒对寇准有了不满，并由不满产生怀疑。
寇准是性情中人，凡事都率性而为，就是在选任官职上，也不是按部就班的搞升迁，他说：“当宰相的职责就是选贤任能，循规蹈矩怎么能行？”这事后来成了他罢相的一个借口。
景德三年二月，寇准被罢相，以刑部尚书衔出知陕州，参知政事王旦升任宰相。在王旦照例入谢时，赵恒还遮遮掩掩地说：“寇准不按律条任用人员，用国家的爵赏来树立自己的声誉，现在不让他再执掌大权，也是在保护他嘛！”
寇准成了地方官，王钦若升为执政，出任知枢密院事，总算出了一口恶气。
王钦若挑拨打击寇准的那番话，使赵恒心海波澜难平，再加上他好大喜功，导致最终大行荒唐之事。
大宋的多事之秋即将到来。
创造升平盛世难，想要毁掉却很容易。
宋真宗的心事（1）
赵恒景德初年，天公作美，风调雨顺，连续几年都获得了丰收，“淮、蔡间麦斗十钱，粳米斛二百”。再加上北方安定，西北也消停了下来，整个大宋一片歌舞升平的景象。
作为大宋的最高领导人，赵恒心里高兴：我现在不就是历代君主都渴望做到的太平天子吗？
天下太平，就要好好享受。景德三年（1006）九月，赵恒下诏：“稼穑屡登，机务多暇，自今群臣不妨职事，并听游宴，御史勿得纠察。上巳、二社、端午、重阳并旬时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