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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这个世界上，绝对透明纯净的，无遮无掩的，不藏不盖的，三点成一线，直来直去的真君子，又有多少？凡人必伪，几成定律，只是在伪的恶劣程度，坏（动词）人程度上的有所区别罢了。一般而言，伪君子，是有其三部曲的过程。第一，说一些并非自己想说的话，做一些并非自己想做的事，是为初级阶段。第二，那些不想说的话，说得顺溜起来，那些不想做的事，做得顺手起来，渐渐地入港了，是为中级阶段。第三，不想说的话，说到严丝合缝的地步，泰山崩于前色不变，不想做的事，做到滴水不漏的程度，面不改色心不跳，是为高级阶段。到达这个台阶上，便是有资格“立德立言”的社会贤达，国家栋梁。数千年来，中国的大人先生们，哪一个不是这样历练过来的呢？
不过孔丘之伪，估计尚在初、中级阶段，还不得不向学生发毒誓以自辩。而朱熹之伪，就伪得坦然自如，不动声色，显然，青出于蓝胜于蓝，孔夫子当自愧不如。看他在收拾那个色艺双绝的台州营妓严蕊时，眼都不眨一下，盯着那漂亮女郎的美妙胴体，一鞭一鞭地抽得皮开肉绽，心中好不快活的同时，嘴上却在义正词严地批判，得到弗洛伊德性虐狂的大满足，又做出正人君子的冠冕堂皇状，说明朱的伪，是上了层次的非同小可的伪。所以说，这部记叙朱熹行状的《四朝闻见录》，是研究此人的重要著作。幸好他的后人不是焚书坑儒的秦始皇，否则，我们就看不到圣人背后其实更近乎人的原生态的一面了。
很遗憾，关于作者叶绍翁本人的史料，却所知甚少。不过，有一首脍炙人口的七绝，千年传唱下来，几乎被大多数文人雅士所熟知。
你绝有可能背不出朱熹的诗，但这首，你一定有印象：
应怜屐齿印苍苔，
小叩柴扉久不开，
春色满园关不住，
一枝红杏出墙来。
（《游园不值》，见《靖逸小集》）
诗写得很精彩，至少在朱熹的《南山集》里，很难找到这样动感十足的诗句。朱的诗，乏灵韵，多呆板，好议论，少情趣，这恐怕与他害了后人，也误了自己的理学有关。叶诗的最后一句，想不到成了港台地区经常用来形容妻室外遇的隐喻词，这自然不是诗人的原意。若以文衡人，似可想像这位诗人，是既风流，又浪漫的，不像朱熹，一副布道面孔，一副教父神气，让人很讨厌的。
据杨和甫《行都记事》：“朱晦庵为仓使，某郡太守颇遭捃摭，几为案治，忧愁万端。未几，晦庵为节他路，喜可知也。有寄居官者，因招守饮，出宠姬，歌大圣乐，末句云：‘休眉锁，问朱颜去了，还再来么？’太守为之起舞。”他离任，大家开庆祝会，他调走，众人如释重负，一个人，混到大家恨不能送瘟神似的盼他滚蛋，这张“朱颜”，至少要在冰箱里冻了一些时日，才有这种令人望而生畏的凛然之气。
小诗小词写得很俏皮的严蕊，应该是个生性活泼的女子。尽管她操的职业，很近乎时下女作家小说中，招之即来，来之能战的女主角，但她的诗词，倒还追求风雅。她有一首《如梦令》，即席赋成，倒也不俗：
道是李花不是，
道是杏花不是，
白白与红红，
别有东风滋味。
曾记曾记，
人在武陵微醉。（《赋红白梅花》）
唐宋间，有专门侍候官老爷们宴游娱乐，吹拉弹唱，席间陪酒，夜晚伴宿的官妓，直到明代，才由朱元璋禁绝。严蕊虽是官妓，但酷爱文学。她出卖身体，可作品离裤裆很远。我们知道，在封建社会中，一个女性，只有不专属于某个男人，成为每个男人都可以占有的公众人物，她才能拥有知名度，知名度愈高，其相对的自由度也愈大。因此，严蕊以其才女的身份，倾情于赏识她的知州唐仲友，是可以理解的。正如《巴黎圣母院》里的爱斯米拉达，宁可接近伽希莫多，也要离那个克洛德副主教远些，是她的自由。
虽然，新任浙东提举的朱熹，也是遐迩皆知的文人，但戴着理学家面具，披着道学家衣冠的他，那张一本正经的“朱颜”，可能使她举步趑趄。也许她像夜总会小姐，将不想服侍的客人放了鸽子，曾经惹得朱大人不悦过。加之，唐仲友讥弹朱熹，相当冒犯，朱的这一肚子的火，发不出去，于是，先将唐的相好严蕊，捉将官去。
“朱晦庵以节使行部至台，欲摭与正之罪，指其尝与蕊滥。系狱月余，蕊虽备受楚，而一语不及唐。然犹不免受杖，移籍绍兴，且复就越置狱，鞫之，久不得其情。狱吏因好言诱之曰：‘汝何不早认，亦不过杖罪。况已经断，罪不重科，何得受此辛苦邪？’蕊答云：‘身为贱妓，纵是与太守有滥，科亦不致死罪。然是非真伪，岂可妄言以污士大夫，虽死不可诬也。’其辞既坚，于是再痛杖之，仍系于狱。两月之间，一再受杖，委顿几死，然声价愈腾，至彻阜陵之听。”（周密《齐东野语》）
后来，朱和唐的官司，一直打到宋孝宗那里。“寿皇问宰执以二人曲直，对曰：‘秀才争闲气耳。’仲友眷官妓严蕊奴，晦庵系治之。后晦庵移官，提刑岳霖，行部至台，蕊乞自便。岳问之曰：‘去将安归？’蕊赋《卜算子》，岳笑而释之。”（邵玄同《雪舟脞语》）
这首《卜算子》，写得也颇有风致：
不是爱风尘，
似被前缘误，
花开花落自有时，
总赖东君主
去也终须去。
住也如何住，
若得山花插满头，
莫问奴归处。
朱熹报复不了唐仲友，那小女子严蕊被他无端地收拾以后，成了高风亮节的圣女贞德，着实让他血压升高，两眼发黑。其实，朱熹生前，仕途上起起落落，文场上名大实虚，并不十分得意，尤其晚年扣上一个“伪学”帽子，名誉扫地，很灰头土脸一阵。他是死了以后才逐渐风光的。这就是老百姓所说的高灯远亮的道理了，距离越近，灯下越黑，距离越远，不关痛痒的后代之人，通常都采取模糊哲学了。凡“以一眚而掩大德”者，都是太近，太了解，太知根知底而带有感情色彩的看法。庆元六年，朱去世，又隔了七年以后，好运才来临。嘉定元年，中宗谥曰文，封信国公，绍定间，理宗改封徽国公，从祀夫子庙，这时已是宋末。
宋亡，他继续走红，由元而明，而清，逐步升值为圣人，被彻底神化起来。每朝的最高统治者，都要颁行诏书，确定他对《四书》解读的垄断地位。于是，他的《四书集注》一书，说是中国儒生的《新约全书》，是不过分的，而这位朱文正公，被追捧得比耶稣教徒所信奉的使者，或者先知，还要圣明些。四时八节，孔孟之徒要向他三牲上供的，哪怕穷乡僻壤，也不成敬意地要端上一盘煮得半生不熟的冷猪头，请他老人家享用。
在旧中国科举取士时代，《四书》，是“学而优则仕”的敲门砖。《红楼梦》一书中，那位也属伪君子一族的贾政，对家塾的教育方针，发表意见时讲过：“你去请学里老爷安，就说我说的，什么《诗经》、古文，一概不用虚应故事，只是先把《四书》一齐讲明背熟，是最要紧的。”这一番话，便可了解《四书》的重要性。而要“讲明”这部儒家启蒙典籍，朱熹的《四书集注》，便是首选的“教辅”。朱的书，有点类似解放后的《干部必读》，也有点类似“文革”期间的“红宝书”，属于ABC的入门读物，是封建王朝认定的标准诠释本，是中国的读书人，从开蒙入塾，到进场应试，到上京赶考，到对策御殿，几乎一生都应手不释卷的书。旧时的莘莘学子，启蒙那天，磕过孔子、孟子、颜回、曾参的头以后，就要磕这位“峨冠博带”的朱熹的头。
然而，中国人后来的全部不幸，与朱熹的理学，与二程兄弟的道学，有相当大的关连。清初思想家颜元对宋儒的批判，有过一针见血的说法：“千余年来，率天下入故纸中，耗尽身心气力，作弱人，病人，无用人者，皆晦庵为之也。”（《朱子语类评》）
这位集伪君子、假道学、正经面孔、花花肠子于一身的朱晦庵，在思想领域中所起到的长期的消极作用，是为害甚广，流毒甚远的。如果说，汉唐时期的儒学，多少还有一点生命力，而宋以后，至明，至清，儒学，已是一块毫无墒情和养分，毫无生机和活力，只有板结和僵硬，只有迂腐和愚执的死土。只能起到窒息中国人思想，压迫中国人自由的作用，都是朱熹和宋儒的罪孽。可怜数百年来，那些不能够，也不允许，更无胆量去冲破桎梏，追求人性的知识分子，不作八股文，不作假道学，不做伪君子，何以为计？
于是，唐和宋，在中国历史上，便是一个在思想上是放还是收的分界线。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有一次，与日本国池田大作谈起华夏文明。这位日本学者政治家忽发奇想，问道：“阁下如此倾情古老的神州大地，假如给你一次机会，你愿意生活在中国这五千年漫长历史中的哪个朝代？”汤因比略略思索了一下，回答说：“要是出现这种可能性的话，也许会选择唐代。”
他为什么选唐而不选宋，因为自汉至唐，中国人的基本主张，为放，向外看。自从程朱的儒学系统出现以后，自宋至清，中国人的大政方针，是收，向内看。虽然，元曾地跨欧亚，明曾屡越重洋，清曾大拓疆界，但绝无汉唐向全世界袒露胸怀的盛世气度。汤因比，这位伦敦皇家国际关系协会的雇员，更愿意居住在唐代，因为唐比汉，更是中国历史上胡汉混杂，种族融合，与世界交往频密，在文化经济政治宗教各方面更敢往外看的时期。中土人的大度和器识，西域人的剽悍和浪漫，所凝聚起来的这股敢想敢干、敢作敢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