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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历史性挑战和机遇，我们应当与时俱进，借鉴国外民事赔偿制度的成果和教训，尽快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惩罚性赔偿”制度。据媒体报导，中国法律界有识之士已多次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修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扩大民事赔偿的适用范围和标准。只有对违法者施以数十倍或数百倍以上的惩罚性赔偿，才能真正起到惩凶治恶、杀一儆百、杜绝假货、规范市场、保护弱者、完善法治的作用和效果。
“陈文丁画”临别赘语
陈四益
丁聪先生在《读书》上写了他告别读者的《感谢》一文。九十一岁的他，告别一生挚爱的读者和漫画创作，非情愿也，是不得已也。由于丁聪先生的“淡出”，我们之间差不多四分之一世纪的合作只能中断，被称为“陈文丁画”的搭配，也到了落幕时分。十年前，丁聪先生以八十高龄患肾疾住院，割去半肾。丁先生说：“再画十年。”果然，两个月后，又是一条好汉。去年，十年期满，不意又以股骨颈骨折住院，以九十高龄，更换股骨，奇迹般站立起来且行步自如。本与先生相期“再画十年”，孰知跌跤之际，脑部受损，绘事难再，所幸文化艺术出版社已将我们全部作品汇集出版，计《百喻图》《唐诗图》《世相图》《竹枝图》四卷，算是我们最后的谢幕吧。
《百喻图》之作，始于1984年，迄于1995年，历时十有一年。1991年结集为《绘图新百喻》；1997年结集为《绘图双百喻》，至今又近十年。
二十年前，严文井先生为《绘图新百喻》作序，说：“我决不祝愿寓言走俏，更希望它衰败，以至绝种。”我又何尝不希望如此！遗憾的是他不幸而没有言中。2005年，文井先生已归道山，今年，这本《百喻图》却又要再版，那原因，我想是因为《百喻图》中众生相、也就是文井先生和我都希望尽快灭绝的东西依然存在，甚至“于今为烈”的缘故吧。
愚昧者总希望用强力来消除揭露消极现象的文学，以为消除了这类文学，也就消除了它所揭露的社会现象，就像他们以为粉饰生活的文学泛滥，生活就会充满光明一样。可惜文学之于现实，如影之随形，形在影存，除非能造就无边的黑暗将这一切遮盖。但若真有这样的黑暗，影固不现，形亦随丧。所以，聪明者反其道而行，借助文学的力量来改良社会，改善人心。寓言虽系小道，笔墨所及，较之敷坐说法的高头讲章，或更接近于真相。作者随意拈花，读者会心微笑，灵犀既通，正不必耳提面命之为功也。
作寓言的伊索，据说是希腊的奴隶。奴隶没有坦率表达意见的权利，只好凭借智慧，婉曲言之。激进者遂愤愤于奴隶式的文字。在中国，先秦作寓言的诸子如庄周、孟轲、韩非者流，虽不是奴隶，却也不是当权的大佬儿。身处乱世，面对又多是动辄杀人的君侯，不说表达不同的政见，就是好心进言，也只好顺着统治者的心情和胃口婉曲言之。直言切谏，勇气可嘉，但好头颅无须白白送掉。在专制主义的社会环境中，赤膊上阵的战法，虽也可以造成轰动，从而激励未死者前赴后继，但从保存自己、争取将来的目标看，还是耐久的韧性战斗更为有效。因此，诸子说理，也每以寓言出之。“主文而谲谏”，以求“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说它是一种“奴隶式”的文字，固无不可，但我以为这种婉曲言之的办法，很有继承的价值，不必为了标榜勇敢而舍弃。即使不为君主考虑，为百姓计，用故事说理，也比口号式的号呼、骂詈式的教训或强迫命令式的学习要有效得多。以接受心理而言，寓言式的启发，把结论留给读者或听者自己去体味，或许是更为聪明的办法。自己经过思考得出的结论，其印象远过于外来灌输的各种结论。诸子寓言至今保留着强大的魅力就是明证。
到了今天，无论我们还并没有真正实现言论的自由，即便已经达到，从思想的艺术表达言，寓言大概也依旧有它存在的环境和理由。
触发我作《百喻图》的，是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因缘，许多当有本事可迹。有朋友建议作本事注，说得直白些，就是想探究一下其中的“真故事”，我期期以为不可。《百喻图》中每一则，虽然都有现实中某事的触发，但绝非某事的摹写，它是许多同类事在头脑中综合发酵的结果。本事注或许能投合索隐者的心理（如今日之某类“红学”），但于作品的理解则鲜有价值。
据说今天已进入“读图时代”，有人戏谓陈文丁画得风气之先。其实我们无此先见，当时不过觉得寓言、漫画，形虽各异，意实相通，左图右文，相得益彰。合作的愉快，产生了由此及彼的联想；生活中各种现象的刺激，也使我们欲罢不能。于是《百喻图》由一百至于二百，又有了《唐诗图》《世相图》和《竹枝图》。二十年间，丁陈合作之文图，大过半千之数。
待到编完最后一卷《竹枝图》，长长舒了一口气。《百喻图》《唐诗图》《世相图》《竹枝图》，同丁聪先生二十多年的合作，尽在于斯了。
我成长的时代，是一个赞歌盈耳的时代。起初是大家倾心竭力地唱，许多人（包括我）是发自内心地唱，以为我们真正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一个有类于《礼记》所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时代，一个从此告别了积弱贫穷落后的时代。可是后来看着看着，觉得不然了。虽然赞歌依旧盈耳，但唱的人已经觉得勉强，只是看到不肯唱的人一个个成了“人民的敌人”，只好继续敷衍着唱。再后来，敷衍着唱也不行了，因为那苦难的后果实在无法以强颜欢笑遮掩，于是开始了大约十年逼着唱的时代，即便到了山穷水尽处，还要一样地大唱“就是好，就是好”。谁不唱就是异类，就要被清除，而那段时间被清除的也实在太多，包括许多我素所敬仰的前辈。
物极而反，于是，有了1976年的改弦更张。
有了差不多三十年的经验，我也到了不惑之年。古圣孔老先生毕竟不凡，他知道人大概只有到了三十岁才开始能有独立的判断，而到了四十，有了比较多的人生经验，才会把世情看得稍微明白一些，所以叫做“不惑”。在那之前是最容易被煽惑的年纪。时圣似乎也明白这个道理，不过反其意而用之，所以“十年浩劫”在最前面冲锋陷阵的正是未届“不惑”、被大力煽动起来的“小将”。
以“不惑”的眼光看世事，赞歌固不可无，但天天赞、月月赞、年年赞，听不到赞歌就心里发慌，实在不是强大而是虚弱的表现，倒是经常有人在旁边横挑鼻子竖挑眼，可以使人保持清醒。清醒乃有自信，这是成功的条件。
有了因听不得批评导致倾覆的教训，按说，改弦更张后，就应该立下一个保护批评者的规矩。赞歌不用保护——喜听赞歌乃人情之常；批评则需要保护，因为为政者大多把批评当作“噪音”或“杂音”。自始皇帝起，便不喜逆耳之言，因而迁怒于说这种话的人。迁怒便要整肃。整肃到了极致便会鸦雀无声。今天被一些人大加忽悠的所谓“康乾盛世”，从舆论看，正是鸦雀无声的时代——那并不是一个值得赞颂的时代，所以没有多久，便渐渐露出下世的光景。乾隆时期已经是个空壳子，嘉庆以后便一败涂地、不可收拾了。
可惜，改弦更张之初虽有保护批评者的建言，但因为忙着其他，这个十分紧要的事倒忽略了。大概在逼着唱的年代终于结束之后，政治空气为之一新，理论务虚会就很有些畅所欲言的气氛，所以乐观者也便以为从此再不会重蹈覆辙了。这种乐观是否埋下了无穷的后患，还要走着瞧。
畅所欲言，带来了思想解放。这个时期给我的印象是七嘴八舌终于使中国走出了一条新路。可见一齐动脑筋要比依赖一个人，哪怕是一个绝顶智慧的人有效得多。七嘴八舌，自然物论不齐，有赞扬的，有批评的，有反对的，也有不管世事只说些不咸不淡闲话或爱恨缠绵怨语的，但这是一个比较真实的思想界，就像七彩缤纷才是真实的自然界一样，不像舆论一律那样的虚假。
物论不齐，本是常态，惟其不齐，才有判别、有争锋，有比较，有抉择，也才能在思想的碰撞中闪现耀眼的火花，点燃起照亮前程的火炬。为政者的本领其实并不在一切都要由他们来发明，而在于能通过一种制度，把整个民族的思想潜能充分调动起来，然后从中筛选出适应于当前需要的元素，组成可以实施的治国方略。但是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家，有一个古老的传统，就是喜欢把一切成功都算到某一个人——比如“圣天子”——头上。起初或许是众人的谦逊，也或许是有心的逢迎，但后来便成为一种通例，谁不遵守，就会被清除。于是，一切好主意算在一个人账上，渐渐变成了只有一个人才可以说“好主意”（哪怕只是个馊主意），众人则只能唯唯诺诺，听任这一个人胡调。随着传统的走俏，我很有些担心物论又会渐渐向着一统天下的路上挪去。
变革的潮流倾向未来，因袭的传统又迷恋过去。就现在的情势看，物论不齐的局面恐怕谁也无法全然改变，舆论一律的场景又确实令一些人十分艳羡。所以，中国的舆情就像万花筒，不停变幻着模样。我同丁聪先生的合作，就产生于这个变化多端的时代。
我们的共同想法并无新奇：文章还是合为时而著，尽管时兴的思潮好像是要为自己而著，或者不知为什么而著。如果仅仅为了自己，何必示诸他人。如果还是要拿给人家看，便有了“为时”或“为人”的动机。至于不知为什么而著的话，我是不大相信的。写作的冲动不会不知所以而旺盛起来。
为时、为人，当然不必定是什么“经国之大业”。在我们现存的体制之下，“经国之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