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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密尔顿自己是很诚实的，从未想从他政府的任职上获利，也未曾想到用内部消息来帮助他的朋友。杜罗却不是这样守规矩。当弗吉尼亚的亨利·李要他的朋友汉密尔顿提供关于财政部偿还计划的时候，汉密尔顿拒绝告诉他任何事情。但是，威廉·宾厄姆，费城的一个富人，杜罗的密友，却对未来相当有信心，他从阿姆斯特丹借了6万英镑—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可观的数目—希望能从联邦券的投机中获取较高的利益。
联邦法律禁止财政部官员在联邦证券上投机，杜罗消极地服从，而不是真心实意地遵守。但是，他一直对与财政部的关系感兴趣，特别想获得的是这个名誉，而不是对工作本身感兴趣。
1791年底时，杜罗与亚历山大·马孔姆结成了合伙关系，马孔姆是纽约最有钱、最显赫的人士之一。他们将一起工作一年，进行股票和债券的投机。在实际合作中，合同要求将马孔姆的金钱与杜罗的投机才能及其财政部门的内部关系结合起来。到这一年底，他们平分所获得的利润。
当时有流言说纽约银行将被美国银行收购，并且说纽约银行将成为美国银行的一个分行，所以杜罗就开始购买纽约银行的股票。如果真是这种情况的话，纽约银行的股票肯定要上升，杜罗和马孔姆都将获得一笔可观的利润。但是，杜罗可能是玩得过火了点。他在与马孔姆合作的账户上持有多头，而在自己的账户上持有纽约银行的空头（卖出他所没有的股票），他希望股价可以下跌。因此，在公开的场合，杜罗打赌说纽约银行肯定会被接管，而私下里却认为不可能发生这种事。如果收购失败，杜罗和马孔姆都将遭受损失，可是杜罗这方面却可以获利。但是，因为他与马孔姆的合同上规定他可以使用马孔姆的钱，而不是他的钱，所以，杜罗背弃盟友的损失仅仅是他的名誉而已，看上去，这个牺牲他是很愿意付出的。
第七部分：“我们对这个国家的贡献是相当大的”1792年大崩溃（2）
汉密尔顿并不知道杜罗表里不一的行为，然而却对其投机行为感到胆寒，“这个时候，”他在1792年3月2日写道：“应该有一个分界线，以区分诚实者与流氓，将高尚的基金股东及商人与完全不道德的赌徒区分开来。”当然，寻找到一条分界线，一直是华尔街和政府的高明之士的愿望，只是其结果是徒劳的。
杜罗投机进入了疯狂状态，他也成了所有注意力的中心，而且，他看上去还没有任何的错。很多人只是迫不及待地想借钱给他，也想加入他的行列中来。就是在这个时侯，沃尔特·利文斯通借给他20。3万美元。大家要想知道这笔钱在1792年是什么概念，就请考虑一下：1828年时，也就是整整36年之后，曾有一个纽约最富有市民的排行榜，这可能是第一个“福布斯400”排行榜了。尽管那时纽约市的人口已增长了3倍，但是，只有56个市民的身价不低于10万美元。
杜罗开始购买其他银行的股票，以备在将来时刻进行交割，他希望价格上升，从而能在交割日期到来之时偿还债务。但是，杜罗还从利文斯通家族的几个人手里购买了银行股票，这些人的操作跟他们的亲戚沃尔特之间是相对独立的。他们希望股价下跌。为了确保这一点，他们从银行存折里提取黄金和白银，从而收紧了当地货币的供给，迫使银行收回贷款。换言之，他们制造了信贷挤逼。利息率迅速上升，每天达到1％。
这对于杜罗和那些从银行里借钱以投机的人来说是毁灭性的打击。杜罗不顾一切地借来更多的钱以补偿债务，但是，几周前还借钱给他的那些人，现在却发现他已是一无所有了。尽管他遇到了麻烦，但是，却保持着从容的态度，就像华尔街的那些绝望者通常所做的那样。在3月22日，他写信给沃尔特·利文斯通说：“现在，我的敌人们并不能伤着我，我拥有纯洁的心灵，敢于向全世界挑战。”然而，就在发表这一勇敢宣言的第二天，他就进了债务人临狱。
随着杜罗的失败，恐慌发生了，价格也急剧下跌。第二天，当时还很小的金融社区中，就有25个人破产。沃尔特·利文斯通，当初还找到那些愿意听他说话的人，一家一家告诉他们“他有偿还能力”，现在却宣称他已不具偿债能力了；亚历山大·马孔姆4月时破产，也因债务而被关进去了。
托马斯·杰斐逊对于投机行为恨之入骨，所以对于投机者所遇到的窘境是压抑不住的欢欣快乐，他计算出来的总损失为500万美元。这一结果与他所计算的纽约房地产当时价值相等，也等于某一自然灾害对纽约城所造成的损失。
对于这一次崩溃中某些倒霉的人来说，实质上真的像遭遇了一次地震。很多破产的投机者再也没有返回华尔街。威廉·杜罗也未活着走出债务监狱一步，而沃尔特·利文斯通回到了他偏僻的老家去舔舐伤口。
但是，对于整个国家来说，事情却没有那么糟，这是因为联邦政府所采取的快速行动。汉密尔顿要保证这一恐慌并未打击到那些基本上健全的机构。他命令财政部购买了价值几十万的联邦债券，以支撑市场，并要求银行不要再收回贷款。另外，为缓解货币短缺，他允许商人以45日期限的可偿还票据支付海关的进口税，而以前是只能以黄金或美洲银行券才可偿付。说到财政部和银行，汉密尔顿信中写道：“如果这些机构保持健全，就不会有什么灾难真正会发生。”
华尔街并没有很快平静下来，几个月后，好兆头才又回到了纽约证券交易所，美国经济在繁荣的18世纪90年代继续迅速地扩张。理由也是相当简单的：汉密尔顿所采取的行动，正是公共货币当局和财政当局在金融危机时期所应该做的事。他防止失控的恐惧传染而散布开来，确保恐慌形势对整个美国经济不造成长期的恶性后果。
可是，这一经验并没有被杰斐逊式的政策制定所认识，这一政策认为华尔街及其活动必然是一种罪恶。一直到195年后—即1987年大崩溃—联邦政府才再次坚决地采取行动以防止金融恐慌发展成为金融灾难。
这也是1987年恐慌与1792年的第一次恐慌差不多被人忘记了的原因。如果联邦政府已真正认识到这一教训，美国人的群体记忆就会是另一种情形了。
第七部分：“我们对这个国家的贡献是相当大的”另一个“大萧条”（1）
1937年时，美国经济已经慢慢从1933年的谷底爬上来了，突然掉头向下，再一次向下沉沦。GNP在减小；失业从本已很高的水平上向上增加；税收下降。这一新的经济衰退增加了美国人的痛苦，也给了经济学家们一个难题：这一次又该称之为什么呢？
19世纪伊始，经济下滑就一直被称为萧条，但是，1937年时的美国已经处于萧条状态了。所以，经济学家们可能是很高兴现在又有了一个需要面对的问题了，他们用衰退来称呼这一现象。因为委婉修辞的铁律的作用（“弱名词驱逐强名词”），“衰退”一词走上前台，而且自此之后，我们就再也没有遇到萧条这个词了。现在，萧条这一名词专用于20世纪30年代，实际上，人们还常用大写来说明它具有的特殊含义。
但是，大萧条并不是美国经济的第一次大型的经济下滑。实际上，美国革命之后就发生了一次严重的经济紧缩。1837年，在持续了几年的经济扩张后（它体现为华尔街第一次持续的大牛市），华尔街就受到了第一次真正的大崩溃的冲击。
萧条一直延续到19世纪40年代。然而，尽管它深深地影响了华尔街的银行家和商人们，但是，它却没有太多地改变大部分美国人的日常生活。大部分美国人以农业为生，自给自足地生产粮食，制造的物品也多是他们自己所需要的。19世纪30年代的大部分美国人还生活在经济学家所说的“货币经济”之外。
然而，到19世纪末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上百万的美国人已经依赖于月薪收入了。1860年时，一个在工厂里辛苦工作的工人，就对应着四个在农场里工作的农民。到19世纪80年代时，这一比率就下降为二比一。1860年时，没有一个工业单项列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名单中。到19世纪80年代中期，就有了20家，每一家都雇有上万名工人。
因此，1893年对美国经济形成冲击的大萧条，也相当有权被称为另一个大萧条。因为它不仅直接影响了银行家和商人们的生活，而且影响到上百万人的生活。GNP大约下降了12％；1892年时失业率还只有3％，两年后就上升至18。4％。城市的贫民区在扩大，饥饿在贫民区的街道上令人恐吓地逡巡，但是，只有一个私人慈善机构在缓解这个国家的痛苦。
萧条的原因，部分在于常见的过度扩张，特别是铁路的建设。1893年初，费城及瑞丁铁路公司和国家考德公司，进行了所谓的互相借货，都破产了。并触发了华尔街的恐慌。在这一年底，另有1。5万家公司（其中包括491家银行）破产。在19世纪90年代的大萧条结束之前，美国铁路总里程的约三分之一都接受了破产管理。
今天是很难想像了，可是在19世纪的最后20年里，金本位制作为一个话题出现在各种场合，有泛泛的正式谈话，有街角的长篇大论，有酒吧里的争吵，这些都反映了美国政治的深刻分歧。
执行金本位制，仅仅意味着：这个国家将用黄金来锁定其货币价值，而且，也随时准备以此价格用黄金来换回任意数量的货币。用华尔街和J·P·摩根所概括的话来说，金本位制受到了“有钱一族”的欢迎，如银行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