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印保堑母副捕际侵亩值橙耍质谴蠊倭牛庑┕由倌昶ⅲ谀暇笆纬德恚ū隹汀伪刂镁普俑栉琛薄５笔蹦暇┑南钒嘧佑侄嘤趾茫煜挛琶匀罴野嘧邮谝弧Ｋ裕墓又械娜怀露ㄉ⒚氨俳⒑罘接蛟诩γ孪轮镁蒲缫保偃罴野嘧永纯纯淳烤寡莸迷趺囱Ｕ饫镆桓觥罢佟弊郑置飨允菊庑┕蠊拥馁瓢粒畲箢竦姆从θ词牵骸按笙苍唬骸酥罹佑莆乙玻 甭诔杏Γ种厥樱唤雠衫瞎芗衣柿煜钒嘧忧叭ビφ伲遗扇饲那母湃ヌ教还涌聪诽蟮姆从Α＝峁蟠ッ雇罚馊还铀淙怀圃匏拇是吹貌淮恚痈娜杪钜埠芾骱Γ耗阏飧鎏嗟母啥樱鹨晕愕拇是吹貌淮砭湍苁晗茨愕淖锬酰 萌畲箢瘛按反泊蠛蕖薄：罄慈畲箢裼衷ㄇ扇说ザ蓝院罘接蜃龉ぷ鳎隽艘槐亲踊遥哟撕透瓷缃嵯铝松畛稹�
阮大铖在南京住了十几年，对外宣称是“蛰居”，其实一天也没有安分过日子。这期间他结交了太监李永芳、勋戚刘孔昭、革职巡抚马士英等一批官僚特权人士。复社志士陈子龙曾说阮大铖结交的这些人是“狎邪之交”，即吃喝玩乐的酒肉朋友。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事情的另一方面是阮大铖与他们在政治上互相荐引、共同谋划，一致对付东林复社。这在崇祯上吊后的南都政局演变中，便充分暴露出来：这几个人合伙排斥东林党、控制朝政，形成了以马士英为头面人物、以刘孔昭为打手、以李永芳等太监为内线，而以阮大铖为军师的政治核心。这个核心正是阮大铖多年来苦心经营的结果。
也是在这十年的“蛰居”期间，阮大铖不仅和北方的冯铨“朝发夕闻”地声气相通，而且和致仕回老家的首辅周延儒也多有联络。崇祯十二年，受到《南都防乱公揭》声讨和驱逐的阮大铖“窜身荆溪相君（宜兴周延儒）幕中，酒阑歌遏，襟解缨绝，辄絮语贞慧（（陈定生）何人？何状必欲杀某？何怨？语絮且泣”〔5〕。由于陈贞慧（定生）也是宜兴人，又是《留都防乱公揭》的主谋人物，所以阮大铖特地溜到宜兴去找周延儒哭诉。崇祯十四年，周延儒和复社首领张溥终于达成政治交易，即复社同意抬举周延儒出山，周延儒则答应出山后一改从前亲阉党的政治态度变为亲东林、复社。阮大铖得到消息后，立即和马士英一道掏出数万两银子，资助周延儒做活动经费。当周延儒奉诏复出途经扬州时，隐居在南京城郊祖堂山中的阮大铖更专程赶去，在扬州和周秘密会晤，要求周延儒帮助他，以能获得重新起用。而周延儒因有和复社协议的缘故，也考虑到崇祯对逆案中人的态度决绝，便明确告诉阮：这恐怕办不到。阮大铖又立即拿出第二套方案：如果我不能起用，那就请你设法起用马士英吧。因为此时马阮已成死党。从这里也可以看出阮大铖的权谋机变之才：正门走不通就走侧门。果然，崇祯十五年，朝廷起用马士英为凤阳总督，统率刘良佐等多支部队，成了东南半壁的实权人物，为后来的拥立福王、专权乱政奠定了基础。而这盘棋中的关键一子，正是阮大铖。如果说，从学识、人品、道义感召力等来说，阮大铖根本不能和东林诸君子相提并论的话，那么在政治谋略、政治手腕这些方面，当时著名的东林党人中却没有一个是阮大铖的对手。这当然不是说阮大铖比他们都聪明高明，而是因为东林党人信奉的儒家理念重“道”轻“术”，做人处世诚笃，讲究光明正大。所以从万历末年到弘光败亡，数十年间换了五个皇帝，在党争中东林党人每次都以失败告终。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阮大铖广厦高轩，轻裘肥马，整天宴饮玩乐交游广阔，又造别墅又养戏班子，一出手就是数万两银子搞政治投机……他哪来这么多钱？答案是现成的：在当时玩政治不仅需要花钱，更能来钱。崇祯八年，农民军进逼庐江，知县吴光龙在土豪劣绅家中“纵饮”，毫无准备，结果城破，“杀生灵数十万”，皇帝降旨要查办吴光龙。阮大铖利用自己和当时的淮扬巡抚朱大典是同年这一关系，收了吴光龙六千两银子，写信给朱大典为他求情，结果吴光龙仅获“杖责”，打了一顿屁股就大事化小了结了。另外还有一位建德县的知县何某，此人为官清廉，“乡绅士民戴之如父母”。但明朝官制是三年一次“外计”，对外省官员进行考核，分别优劣以定赏罚。这种制度本身并不坏，问题在于有权势者往往乘机敲竹杠。阮大铖虽被革职，也不放过这一机会，他派一位监生去向何知县索要两千两银子，给就保举，不给就参劾。何知县既是清官，当然拿不出两千银子，阮大铖便“暗嘱当事列参”，致使何知县被革职。就这样，阮大铖利用自己和在职官僚的各种关系，见缝就下蛆，敲诈勒索行贿纳贿，获得“赃私数十万，通国共能道之”，有的是钱。
崇祯十一年七月，在南京活动的复社成员吴应箕等人看不惯阮大铖交通官府、招摇过市、恫吓敲诈、上下其手的行径，便找陈定生商量，又和陈子龙等人通信联络，纠集一百四十余人联名发布了一份《留都防乱公揭》。御史成勇也表示要依据这份“公揭”写奏章上达皇帝。虽然他不久就因弹劾权臣被逮，此事没有上奏，但“公揭”已像今天的传单一样到处散发，形成了舆论压力，使得原本和阮大铖很热络的南都某些官绅，这时也有了顾忌，不敢和阮往来了。阮大铖也被迫收敛行迹，搬到城郊祖堂山别墅中去了。这是阮大铖第二次被声讨、驱逐。但他并未中止活动，反而在这避人耳目的山间别墅之中，更加自在地与来访的宾客如张岱等人吟诗看戏宴饮畅谈，同时更加隐晦地从事政治投机活动。除了上述曾溜到宜兴和扬州去两次找周延儒密谈以外，在这期间，阮大铖又和马士英等人开始谈兵论剑，努力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未被赏识的军事天才。因为这时的崇祯王朝已在“虏”侵“寇”乱的交逼中风雨飘摇，渴望能找到“知兵”的人才稳定大局。阮大铖使劲纸上谈兵、口头谈兵，无非是在迎合皇帝的胃口，造成“知兵”的印象，为可能的复出掌权预先做些铺垫而已。其见风使舵的心机和手腕，又在跃跃欲试了。
四
1644年6月，南明的弘光小朝廷建立还不足一个月，已经在内阁中掌控大权的马士英便迫不及待地奏上一本《冒罪特举知兵之臣阮大铖共济时艰疏》。他为什么说“冒罪”？因为阮大铖是逆案中人，而逆案是崇祯钦定的。弘光登基以“为先帝复仇”号召天下，如今大仇未复却要首先推翻先帝的决策，马、阮一伙当然很清楚要这样做的危险性。虽说他们和太监、勋戚、江北的几个军阀已在拥戴弘光登基的过程中形成政治联盟，但内阁和朝臣中的大多数都倾向东林党，他们肯定会以“先帝钦定”为由，拼命反对阮大铖复出。因此阮大铖能否复出，就成了阉党和东林党在新形势下的又一场决斗，也成了影响弘光王朝今后政治走向的关键之处。
事实表明，马、阮一伙对于这一场斗争是早有准备的，而东林方面却缺乏必要的警觉和预防措施。换句话说，马、阮始终握有这场斗争的主动权。早在弘光登基以前、“监国”之初，勋戚刘孔昭就在朝会上提出应当起用阮大铖，当即遭到史可法斥责：“先帝钦定的逆案，谁也不能翻！”刘孔昭当时并未争辩，因为他已经放出了一个政治气球，这就行了。接着弘光登基，原任中都守备太监的卢九德，这时升任司礼监秉笔太监，此人从小就服侍弘光的父亲老福王，绰号“胎里红”，是福王一系的“自家人”，所以他才卖力勾结刘良佐等军阀和马士英，坚决拥戴弘光登基，也从此就成了马、阮安插在皇帝身边的内线。他接过刘孔昭的政治气球，经常向弘光宣传阮大铖多么有才，再叫阮家戏班子进宫去演出《燕子笺》等阮大铖的剧作，让皇帝对阮大铖的才华有直观的印象。在做了诸如此类的铺垫工作以后，乘着史可法离开南京去江北督师的机会，马士英便抛出了这份推举“知兵之臣阮大铖”的奏章。
阮大铖十六年来念念不忘、苦心谋划的复出机会终于到来了。他见到弘光便“伏地哭曰：‘陛下只知君父之仇未报，亦知祖母之仇未报乎？！’”〔6〕——这句话非常恶毒，也十分厉害。弘光的祖母便是万历皇帝的郑贵妃。当初万历曾和郑氏密誓，想要册立郑氏的儿子福王做太子，但福王是老三，老大是恭妃所生，按照“立嫡立长”的皇位继承制度，太子应是老大，轮不着老三。当时一部分朝臣为了迎合皇帝心思，巴结郑贵妃，希图日后的富贵和现实的荣宠；另一部分朝臣则批评皇帝，要求他遵守祖宗成法，不应废长立幼，矛头直指郑贵妃及其兄弟。前一部分朝臣在后来演变成齐、楚、浙三党，最后汇入阉党，后一部分朝臣则渐渐演变而为东林党。万历皇帝迫于种种压力，最后只得立长子为太子，是为泰昌皇帝，也就是天启和崇祯的父亲。郑贵妃的儿子则封为福王，出居河南，崇祯十五年被李自成俘获后杀死，又把他的肉和鹿肉一道煮熟吃了，宣称吃的是“福禄宴”，此人就是弘光的亲爹。所以郑贵妃和福王这一房，在历史上和东林党是有仇的，而阉党才是他们的“自己人”。如今阮大铖初见弘光，劈头第一句就叫他应为祖母报仇，也就是应找东林党算老账，这是在叫皇帝分清敌友，发出策动镇压东林党的信号。所以，他是以报仇雪恨、杀气腾腾的姿态重新在政治舞台上亮相的。
阮大铖深知东林人士的强处和弱点：他们遇事先讲理，若是和他们辩论肯定辩不过；而且他们不怕贬官不怕死。但东林人士不讲策略而且不肯受辱，阮大铖于是便想方设法无中生有地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