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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大铖深知东林人士的强处和弱点：他们遇事先讲理，若是和他们辩论肯定辩不过；而且他们不怕贬官不怕死。但东林人士不讲策略而且不肯受辱，阮大铖于是便想方设法无中生有地侮辱他们。例如，大学士姜曰广不仅反对起用阮大铖，而且在内阁中经常钳制马士英，阮大铖便自己起草一份奏章，让一个姓朱的宗室具名出面，诬告姜曰广谋反、奸媳，再把史可法、张慎言和吕大器等东林高官一一牵连进去，企图一网打尽。阮大铖没有提出姜曰广谋反、奸媳的任何证据，仅仅就是“传闻”。试想在给皇帝的奏章中公然宣称一个道学老夫子“奸媳”，这对姜曰广来说无异于刺心戮肺，然而他又怎能证明自己没有“奸媳”？哪怕他请自己的儿媳和阮大铖对簿公堂，也只会招致更多更大的侮辱。而这种卑劣的诬陷之词，和《春灯谜》、《燕子笺》中那些典雅婉丽之词，就这么奇妙地竟出自同一颗脑袋同一只手。
面对阮大铖一伙的流氓无赖手段，“东林君子”们除了气愤之外，便只有依据典章制度参劾、发议论了。宗室参劾大臣，按制度规定必须经过他那一房的亲王转达，而现在亲王不知此事，是谁把这份奏章送到皇帝手中的？他们因此要求对这个姓朱的宗室严惩。但是皇帝已经偏听偏信，反而严责大臣：朱某是我皇家的人，你怎么可以要求严惩他？大臣看到皇帝不讲道理，惟一的办法就是辞职抗议，这就正好中马、阮一伙的下怀。
用了诸如此类的造谣撒谎、污蔑诬陷等等手腕，只用几个月功夫，弘光朝廷中的东林党高官除督师江北的史可法以外，基本上都被迫辞职回家去了，一批复社精英像陈子龙等人，也因由失望而绝望，托故请假或辞职不干了。到了甲申年的十月，即小朝廷建立才不过五个月，马、阮专政弄权的局面便已形成。这里也许应该提一下“东林浪子”钱谦益。他在这一年的十月初三上奏，歌颂马士英，称赞阮大铖为“慷慨块垒男子”即英雄好汉，说崇祯逆案多有冤案，并主动推荐逆案中的一些人物复出当官，甚至阴险卑劣地宣称“以文统武，极是弊法”，要求把国家的安危完全托付给武将，不要文臣去干预他们的活动。这话分明是在背后对史可法捅刀子。这份奏章表明，钱谦益当时已完全投降阉党，利用“东林首领”的老资格在为马阮帮腔说话，成了十足的东林叛徒。但也正因为如此，他获得了马阮的谅解，官拜礼部尚书，却又不让他参加内阁，有点儿“控制使用”的意思。可见马阮一伙当年气焰之盛、手腕之狠、门户之严。
谣言可以杀人，“不说谎话办不成大事”，三百多年前的阮大铖早已谙熟此道。其实造谣也是撒谎，所不同的是造谣用以攻击对手，而撒谎则用以粉刷自己。阮大铖在复出时曾写了一份《孤忠被陷之由疏》〔7〕，读后只能佩服他还没有掌权便已有了当面指鹿为马的胆量和勇气。此文洋洋千言，首先说自己和魏忠贤等阉党向来“冰炭之不相容”，俨然正人君子，称自己去涿州是为了看望“文字之交”冯铨，而魏忠贤既然在皇宫里，所以根本不可能和他在涿州会面，完全抹煞了魏忠贤奉旨去涿州进香一事。而此事却是刊登在当年的邸报中的。另外，冯、阮二人跪迎魏忠贤，当时也是万目共睹的事。接着，阮大铖声称之所以和魏大中、左光斗闹翻，乃是因为自己维护弘光的祖母和老爸的声誉，而魏、左则倡“邪议”攻击他们。阮大铖的好友冯铨明明在当时已降清做官，阮大铖却说他是“合家殉难”的大明忠臣。主持编定《逆案》的崇祯朝大学士韩爌，明明已在李自成攻破北京时全家殉难，阮大铖却白纸黑字宣称他“公然开门迎贼”。明明阮大铖在魏忠贤手中升了官，他却宣称自己在当年从未升官……诸如此类的谎言，举不胜举。
阮大铖这一出新编自演的表忠献媚戏文，编得太过离谱了，弘光只需稍微核对一下，谎言不难立即拆穿。偏偏当时的弘光已躲在深宫里忙着征选美女宴饮观剧，有事首先问太监田成，而田成则已经和阮大铖结伙，所以阮大铖只要摸准了皇帝的胃口再投其所好，弥天大谎他都敢撒。果然此后不久，阮大铖就不经内阁票拟，却由皇帝直接降旨任命他做了兵部侍郎，几个月后再升任兵部尚书兼左都御史，既握兵符又管弹劾。再加上阮大铖和东厂太监们早已勾结，现在轮着他手握生杀予夺之权了。
马、阮专政后的南朝政局，撇开花花草草的表面文章不说，他们真抓实干的只忙两件事：第一是明码标价卖官。这可是经皇帝批准的。例如，文华殿中书一千五百两，内阁中书两千两，待诏三千两，如此等等。当时流传的“新民谣”唱道：“都督满街走，职方贱如狗……扫尽江南钱，填塞马家口。”需要说明的是：公开买到的官只有虚衔，那银子是归国库的；若想得到实缺，这就要走马、阮一伙的门路，私下孝敬了。考虑到阮大铖在“落魄”闲居时期都能靠敲诈勒索敛财数十万两，如今在这场“卖官运动”中究竟捞了多少万银子，也就可想而知了。他们那个时代一般人想做官是为了光宗耀祖，敛财是为了泽被子孙，但有野史记载：阮大铖自己的内室贴有一付门联，上书：“无子一身轻，有官万事足。”第二便是在阮大铖策动下大肆捕人、杀人。阮大铖混迹东林时曾有一位姓雷的官员朋友，时隔多年阮大铖携酒前去联络感情，那姓雷的竟跳墙逃走。阮大铖进门一看，但见书桌上摊放着一册《钦定逆案》，气得他咬牙切齿发誓报复，便找个借口把姓雷的抓起来弄死了。尔后，阮大铖又认定《留都防乱公揭》是一个姓周的官员幕后策动的，这时也找个借口把姓周的抓起来弄死了，再派出缇骑赶赴外地抓捕陈定生和侯方域。幸好冒辟疆躲到扬州后获得了史可法的庇护，而方以智早已逃往岭南去了，这两人才未遭毒手。为此，阮大铖更编了两份黑名单，一份叫《蝗蝻录》，一份叫《蝇蚋录》，前者把东林党人比作蝗虫，把复社成员比作蝗虫的幼虫蝻；后者把附和东林、复社的缙绅士子比作成群起哄的苍蝇蚊子。这样一一开列名单登录，准备统统抓捕一网打尽，迫使东林、复社中的许多人都四下逃亡。只因清兵下江南的动作太快，阮大铖一伙才没有来得及办完此事便作鸟兽散了。
再说阮大铖这个以“知兵”而复出掌权的兵部尚书，在军事方面的唯一建树便是唱高调说空话，此外没有任何业绩可言。弘光在起用他的谕旨中说：“阮大铖前时陛见，奏对明爽，才略可用。”说的就是阮大铖在皇帝面前把他的军事谋略讲得头头是道，十分动听。他当上兵部侍郎以后，又连上两疏，名曰：《联络控扼进取接应四着疏》，《长江两合三要十四隙疏》，滔滔雄辩，显示他是个胸有成竹、见微知著的军事天才，并且慷慨激昂地表示：“臣白发渐生，丹心未老”，要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八个字“矢之天日”。于是阮大铖不久便官升兵部尚书。可是从此以后，他就忙着纳贿荐引、抓人杀人了，“本职工作”荒废过分，以致皇帝不得不降旨批评：“谕阮大铖：江上奸人出没，乱兵纵横，以致商旅梗塞，不可不严备。”
那时的局势相当荒谬：清军往西追打李自成，李自成往南追打左良玉，左良玉往东进攻南明小朝廷。因此，马、阮连忙抽调江北的部队抵挡。却不料清军大举南下，扬州顷刻城破，随即顺利渡江直扑金陵。而这个皇都“竟无一人登埤守城”，皇帝和马、阮均分头逃之夭夭，钱谦益等人则开门迎降。老百姓愤怒之余，只得放火焚毁马士英和阮大铖的府邸出气了。
五
南明覆亡，失去了权位的阮大铖成了丧家之犬：浙东的鲁王不要他，拒绝他的朝拜；福建的隆武更要抓他问罪。阮大铖只得在浙西一带流窜，最后“投朱大典于金华，大典留与共治军”。而朱大典和阮大铖是同年进士，又都在弘光小朝廷中担任兵部尚书，两人同样贪赃枉法，是气味相投的好朋友。所不同的是朱大典此人早已拥有一支私人军队。因为南都失守前，他就逃回家乡金华，在当地招募义兵，扩充实力，占山为王，同时接受南明鲁王的任命，担任“东阁大学士，督师浙江”。他对阮大铖倒是颇讲义气的，曾要阮帮他“共治军”，并且邀阮和他一道巡城。到了西门，他又向阮指点说：这一带城墙是新修的，土还没有干透，一旦有事，这里需要严加防守才好——把城防的薄弱环节也告诉了这位好朋友。但是金华的士绅和义兵不答应，他们张贴檄文，声讨阮大铖的丑行与罪状，宣布他是“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要驱逐他出境。朱大典只得送阮大铖去另外一支防守钱塘江的部队。这是他第三次遭到驱逐。
混入江防部队的阮大铖，据《爝火录》记载，通过关系“潜通降表于清，且以江东虚实启闻，在江上为此间谍者几一年，而越人不知也。后大清录用降官，阮大铖有‘投诚独早’之语”〔8〕。果然这支江防部队不久就被打垮，清兵顺利地渡钱塘江而南，进逼曹娥江。阮大铖这时用不着隐蔽了，遂带一批人“至江干迎降”，完成了他的又一次叛卖。带兵的清军贝勒“召大铖至，于衣领中出纸一条，有字数行”。原来是他的好朋友、被他谎称已“合家殉难”的冯铨，这时已降清做官，向南征的清军贝勒“特荐”了阮大铖，那纸条便是他写给阮大铖的密信。这样，阮大铖便在这支南征清军中“以军前内院从政”，也就是帮忙做地方工作。阮大铖很积极，“自请于贝勒，愿为前驱破金华以报国恩”。意思是他不仅会做地方工作，还要参战立军功，在新主子面前显一显自己的“知兵”之才。但阮大铖并不想利用朋友交情去劝说朱大典投降，因为如果献城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