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粥与养生有关。张文潜《粥记》中云：“张安道每晨起食粥一大碗，空腹胃虚，谷气便作，所补不细，又极柔腻，与肠腑相得，最为饮食之良妙。……今劝人每日食粥以为养生之要，必大笑。”费衮《梁溪漫志》还记载有苏东坡一帖云：“夜坐饥甚，吴子野劝食白粥，云能推陈致新，利膈养胃。僧家五更食粥，良有以也。粥既快美，粥后一觉，尤不可说，尤不可说。”早晨起来喝上一碗白粥，再去睡上一觉，陆游《老学庵笔记》中认为是“天下第一乐也”，因为此时“粥在腹中，暖而宜睡”。陆游自己更有“只将食粥致神仙”之句。罗大经《鹤林玉露》载杨万里夫人罗氏，七十余岁，冬天黎明即起，到厨房熬一大锅粥，等奴仆家人起来全都喝一碗，然后该干啥干啥。老太太的理论是，“清晨寒冷，须使腹中略有火气，乃堪服役耳”。无独有偶，姚之马因《元明事类抄》记载魏文靖为松江书院训导时，到三更天还有读书的学生，就供粥一碗暖腹，一时传为佳话。所以，在古代，早晨这一碗粥与健康关系非常密切。
药粥可以治病。《本草纲目》载药粥四十余种，《遵生八笺》载药粥三十五种，名目繁多，有诸如莲子粥、枸杞粥、熟地山药粥、生地黄粥、梅粥等等。《千金月令》中记“地黄粥”做法云：“取地黄捣汁，熬粥半熟以下汁，复用绵包花椒五十粒、生姜一片同煮。粥熟去绵包，再下熟羊肾一具，碎切成条，如韭叶大小，加盐食之。”此粥专门用以补虚。俗谚云：“若要不失眠，煮粥添白莲。若要皮肤好，米粥煮红枣。夏令防中暑，荷叶同粥煮。”以白粥做底子，按照配方，五花八门的材料、佐料加进去，这就是中国传统所谓“食补”、“食疗”了。
粥可以救荒，可以饭食，可以饰痛，可以养生、治病，难怪中国人对粥有一种分外亲切、尊敬的感情。黄庭坚《分豆粥诗》云：
豆粥能驱晩瘴寒，与公同味更同餐。
安知天上养贤鼎，且作山中煮菜看。
把粥与天上的养贤鼎相提并论，评价不可谓不高。在历史文献中，粥甚至有“起死”、“回生”之效。《史记》记载赵章生病，名医太仓公诊断说，五天后必死无疑。但赵章过了十天才死，原因竟是这人“嗜粥”，所以多活了五天。另一个故事说，房景远在一个灾荒年，“于通衢以粥食饿者，存济甚众”。平原刘郁行经兖州，遇到了强盗。强盗已杀了十余人，渐次轮到刘郁。刘郁说，我和你们乡里乡亲的，请放我一条活路吧。强盗说，你附近的亲戚是谁？刘郁说：“齐州主簿房景远是我姨兄。”强盗说：“我食其粥得活，何得杀其亲？”剩余的其他二十多人也都放了。一碗粥感动了强盗，粥的“回生”之效映射着某种道德的光辉。
不光强盗认这碗粥的面子，似乎连鬼神都认。南朝吴均《续齐谐记》记载，吴县张成某晚见一妇人站在家宅东南角说：“此地是君家蚕室，我即此地之神。明日正月半，宜作白粥，泛膏于上以祭我，当令君蚕桑百倍。”张成做膏粥以祭之，从此年年大获丰收。江南一带风俗是，每年正月半，养蚕人家做粥加肉覆其上，登屋顶祝云：“登膏糜，挟鼠脑，欲来不来，待我三蚕老。”以求来年蚕茧丰收。另外一件与粥有关的鬼怪故事发生在隋朝。当朝国舅独孤陁之妻有一癖好：事猫鬼。独孤皇后和杨素老婆生病，医药无效，有巫医说：“此猫鬼疾也。”后来独孤陁家丫环徐阿尼供认，她会这些法术。猫鬼杀了人，死者的财物就会潜移于畜猫鬼家。杨坚加以验证，让阿尼咒使猫鬼进入皇宫。阿尼在半夜置香粥一盆，用汤匙扣而呼之曰：“猫女可来，无住宫中久之。”然后脸色变得铁青，好像被什么东西拖曳似的，说“猫鬼已至”。之前有人说他母亲就是被猫鬼害死的，现在看是确有其事了。于是，独孤陁被革职为民。蚕神、猫鬼居然都爱喝粥，这一碗粥成了中国人神鬼可以共享的美味。为投其所好，古人常在腊月二十五煮“人口粥”祭祀鬼神，以期人丁兴旺。范成大《口数粥行》云：“家家腊月二十五，浙米如珠和豆煮。”
苏东坡《豆粥》说：
江头千顷雪色芦，茅檐出没晨烟孤。
地碓舂秔光似玉，沙瓶煮豆软如酥。
我老此身无著处，卖书来问东家住。
卧听鸡鸣粥熟时，蓬头曳履君家去。
郑板桥在范县为令时，曾写信给其弟云：“十冬腊月，凡乞讨者登门，务饷以热粥，并佐以腌姜。”又云：“暇日咽碎米饼，煮糊涂粥，双手捧碗，缩颈而啜之，霜晨雪早，得此周身俱暖。”雪芹诗云：“满径蓬蒿老不华，举家食粥酒常赊。”而在《浮生六记》中，沈三白与陈芸“一粥而聚，一粥而散”，俨然一部“粥”之凄凉传奇。由此观之，“粥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矣。
重读遗诏
重 读 遗 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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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皇帝死后，按照惯例，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发布遗诏，对身后事作出交代和安排。所谓遗诏，顾名思义，就是皇帝临死时所写的诏书。遗诏一般都是皇帝亲自所为。但在明朝，遗诏却常常是在皇帝死后由大臣主持起草。遗诏写成的时候，皇帝早已命归西天，其内容和皇帝本人的意愿实际上没有多大关系。因此明朝的皇帝更替，往往能给久负重望的大臣一个革除弊政、整饬朝纲的机会。如明武宗和明世宗逝世后，内阁首辅杨廷和徐阶，分别起草他们的遗诏，把两朝弊政来了一个总清算，从而博得朝野一片称颂。
明朝还有一份遗诏也非常特殊，那就是末代皇帝崇祯的遗诏。之所以说这份遗诏非常特殊，是和别的遗诏相比有许多不同：它虽然是崇祯自己写的，却是他上吊自杀前写的；它不是写在纸上，而是写在衣襟上；它不是用笔墨写成的，而是崇祯咬破手指，以指当笔，用自己的鲜血写成的。这份遗诏的发布对象也很特别：它不是向自己的臣民交代后事，而是专门留给李自成看的。当然，更独特的还是它的内容：“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致逆贼直逼京师，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1〕这哪里像一份遗诏，好像是一份自责自悔书，是一份哀告和埋怨信。
这份遗诏写于农历1644年3月19日凌晨，地点是煤山寿皇亭。从两天前李自成的农民军开始围攻北京城以来，崇祯已经连续两个晚上没有合过眼。17日晚上，他是在“内外诸臣误我！误我”的通宵叹息和埋怨中度过的。18日夜间，农民军攻入北京城，精神已趋于崩溃的崇祯在连杀了几位嫔妃和亲人后曾试图出逃，努力失败后，便亲自在前殿鸣钟召集百官。可是钟声响了许久也没有一个人前来，彻底失望了的他，只好与太监王承恩登上煤山寿皇亭，向这个世界作最后的告别。寿皇亭是新近才落成的一个亭子，是崇祯操练宫内士兵之处，可如今却成了他要去见列祖列宗的地方。此时天已破晓，东方露出了鱼肚色，山穷水尽、万念俱灰的崇祯跌坐在亭子里，欲哭无泪。但他实在不甘心就这样默默地告别这个世界。他有满腹的话要对这个世界诉说，于是脱下绛黄色的龙袍放在大腿上，咬破手指，在衣襟上愤然留下了这份遗诏。做完这件事，他觉得可以告别这个世界了，于是自缢死亡。陪同他上吊自杀的，只有宦官王承恩一人。几天后，李自成的部队才找到这个僵死的国君。
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中，君主被敌人俘虏或杀死的很多，在政变中被杀的更多，但临危自杀的却只有崇祯一人。本来，作为一个亡国之君，崇祯已经没有什么必要写什么遗诏了，因为遗诏通常要写的两项主要内容，一是指定嗣君，二是对后人提出希望，现在都没有任何意义了。但崇祯不但要写遗诏，而且咬破手指用血写在衣襟之上，这就是这份遗诏的内容独特之所在。
崇祯的这份遗诏，从字面上可以归结为四层意思：一是责备自己品德不足；二是埋怨大臣不忠心报国，欺骗了他，误了国家大事；三是自认为无脸面见祖宗；四是请李自成不要杀害百姓。而第一层意思只是虚晃一枪，关键是为了烘托第二层意思：“诸臣误朕”。如果说，“无面目见祖宗”，确实是一件痛心的事，那么，“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无疑只是一个善良的愿望而已。所以，这份遗诏的落脚点或说崇祯最想表达的意思，还是“诸臣误朕”四个字。这不仅仅是为了推卸责任，而是发自崇祯内心的宣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面对崇祯临死发出的这句牢骚和呐喊，善良的人们不能不引起深思。
对于崇祯的这句牢骚话，史家历来见仁见智。平心而论，崇祯对于明朝的灭亡固然难辞其咎，但他执政后还是很想有所作为的。他登基伊始，便当机立断地剪除了魏忠贤阉党集团；接着，在严惩贪官污吏的同时，勉励各地督抚打起精神，努力为国工作，告诫大臣摈弃门户之见，化异为同。他决心要改变大臣们萎靡的精神面貌，要整个官僚机器跟上自己的步伐，围绕自己的旨意拼命地运转。然而事实却是：他总是一个孤独的勤政者，大臣们各怀心机，各有打算，堪当重任之才寥若晨星，多数是崇祯每任用一人，便失望一人。究其原因，除了崇祯本人刚愎自用、用人失察之外，关键就在于，明朝中后期在选人用人机制上产生了严重的腐败和危机。
明初，开国皇帝朱元璋很注意重典治国，在官吏铨选、考核、监督方面也制定了一套严密的制度。但到明朝中后期，随着整个国家机器日趋失灵，这些制度也都遭到严重破坏。官场贿赂盛行，官员大肆贪污受贿。崇祯继位后，虽然以很大决心整饬朝纲，刷新吏治，但已积弊难返，连他自己都不得不哀叹：“张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