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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日本问题专家身份进入外交部，这对高个人来说，其诱惑远大于在蒋的侍从室任职，因为“在内廷工作动辄得咎，搞不好后半生的生活也大成问题”。此时若能进外交部，发挥自己在外交上的特殊才干，不啻于是一个“天赐良机”。尽管当时国内对这项谈判普遍表示反对，甚至将汪精卫与他周围的那些人贬抑为“妥协派”，但高宗武还是没有半点迟疑。1934年初，高宗武进入国民政府外交部，并很快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次年5月，升任外交部亚洲司科长。一个月后，升兼亚洲司帮办（副司长），主持对日交涉事务，成为汪手下的一个得力干将。这时高的薪俸每月三百元。而且汪以高“对日交涉繁忙，应酬也多”为由，特准另加三百元补贴。这个数字在当时已不少，高却认为勉强可应付自己平日里的各种开销。高是那种特别喜欢交朋友的人，尤其与日本人关系良好。其间，高奉派前往日本考察，并拟秘密进入“满洲国”收集情报。开始时无法进入，后在警察特高课一位日本朋友的帮助下，才得以进入东北，时间长达一个月，且收获甚丰。返回南京后，高将考察报告同时呈报外交部及蒋介石，由此又一次得到了蒋的召见。
蒋对高的印象一直不错。尽管外界认为高是汪的人，蒋却不以为然。蒋介石向高详细询问对日外交策略。高认为日本决定吞并中国，或可两条线路，一条是北进，一条是南进，建议应加强驻朝鲜和台北总领事馆职责，给予较高待遇，以便调查日本在两处的动向。蒋大为赏识，当场欲令外交部任高宗武为特命全权公使兼驻朝鲜总领事，被高婉拒。高的理由是“不适宜担任这项负有情报工作之职务”。1934年，蒋介石的盟兄黄郛（膺白）在北平奉命处理华北地区有关中日交涉事宜，黄出任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兼华北战区救济委员会委员长。这时，日本人又提出华北通商、通邮等各项问题，黄以授权有限、不能全权处理为由，将此事打发到行政院。汪精卫派高宗武代表外交部前往，“在不损害国家权益下径予处理”。黄于高宗武有知遇之恩。高到了北平后，即去拜见黄郛，结果发现并非是技术上的细节问题，而是政策上对日本有较大的让步。高深感为难，认为此事已超出职权范围，必须请示行政院和外交部方可决定。在与日本人的谈判中，高的态度十分强硬，黄郛责备过他。蒋介石此时正来北平协和医院诊治牙疾，黄将此事捅了上去。蒋两次召见高谈。高宗武这样回忆：“可能出自黄郛的建议，他两次召见我。黄郛可能以为我比较听委员长的话。不过，两次晋见，委员长并没有给我任何指示。很显然他是支持我的立场的。”（按：高未刊回忆录，尘封六十一年之久，2005年6月在美国被发现。详见后文。本文为首次引用，以下不另加注）黄早年入同盟会，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时，做过代理总理；1928年为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后因济南惨案引咎辞职。黄与蒋有旧交，自视甚高，称高是“小孩子”或“这个小孩子”，尽管黄这时不过五十四岁（两年后病故）。黄以这种口吻对待高宗武，实际上是对他有所不满。高到华北后，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汤尔和、王克敏（两人后为日本傀儡）等人宴请。席间，汤等对高的见识与才华赞许不绝，在给友人信中称其“定力甚深”。王克敏此时兼任委员会财务处主任，颇有同感，驰电蒋介石拟邀其出任财务处总参议或秘书长，高不以为意，又是婉拒。蒋又因此而特别欣赏这种做事讲原则、又不为官的态度。第二年5月，高宗武升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年仅二十九岁。“……高居然挨过了那一阵反妥协的抗议风暴，而且年纪那样轻就当了那么大的官，这说明别人常常赞扬他颇有政治才干这一点的确名不虚传。”〔4〕高却这样说：“通邮问题解决后不久，我从亚洲司副司长晋升为司长。由于许多适合这个职位的官员年龄都比我大，资格也比我老，这个升迁毫无疑问是委员长的意思。升级带给我更多的困难，因为那意味着与日本更频繁的接触……”1935年11月1日，汪精卫在南京遇刺受伤，辞去各种职务，赴欧洲疗伤；蒋介石乃接手为行政院长，同时电令湖北省主席张群接任外交部长。张十日后到任，高驿马未动，仍为亚洲司司长。张主持外交大计，对日具体交涉则由高宗武一人负责，并嘱其对日重要交涉案件可直接向蒋介石面报或请示。蒋也会直接来找高宗武。一次张群接听电话，是蒋介石打来的，电话里开口就说：“我找高宗武……”
以上这个细节为高宗武晚年对好友周谷所说。
从有关史料看，高与顶头上司张群的私交确实不错。张做了一年两个月又十天的外交部长，以他自己的话说：“我这一年多外交部长的生活，戒慎紧张，苦恼多而欢乐少，而且未能有效的实际改善中日关系，未符最初期望……”〔5〕张后来对高宗武抱怨日本人难以对付，且须事事请示蒋介石，无以独当一面。高建议他辞职。周谷说：“张遂于1937年2月25日径电蒋委员长请辞，久未接复电，一日突接蒋电‘嘱高宗武来见’。张部长很幽默地对高司长说：‘蒋委员长要你来接外交部长。’3月3日张群辞职照准，却由王宠惠继任。”〔6〕周谷不知何许人，这里竟用了一个“却”字，给人的印象就好像蒋曾属意由高来接任外长，其实这不过是纯粹的臆想而已。且不说蒋在用人上向素隐忍多谋，而且私心很重，更有权力上的制衡，凭此时高宗武在政坛上的实力，何以能出掌一个关乎国家之命运的堂堂外交部？即便后来在汪精卫眼中，高也是“年事太轻”，最多只能当外交部次长。所以，张群的一句玩笑话，岂又能当真呢？不过，张群任外长，却给了高宗武以用武之地。他甫任后，即“一改汪精卫‘不与日本直接交涉’的外交政策，采取主动与日方谈判的战略，以求中日关系的全盘调整”〔7〕。这一思路与高内心的想法不谋而合，高的卖力就可想而知。从张群的回忆中可证实，当时对日交涉时高均有参与，有一次甚至派高会同张嘉璈、王世杰专程飞广州，向蒋汇报有关会谈详情，并请求指示〔8〕。可见高在蒋、张二人面前的某种重要性。然而，高本人心里又十分清楚，“在1937年抗战爆发之前三年，我在不同环境之中担任一个吃力不讨好的角色——中国对日本首脑人物的主要谈判人员……”高在外交部工作时向不称人官衔，对部长只称“岳军先生”（即张群），对蒋介石、汪精卫均称蒋先生、汪先生。这是高书生意气、较为可爱的一面，但骨子里一种顾盼自雄、舍我其谁的心态又灼然可见，以致不久即闯下大祸。
二
1937年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
蒋介石在庐山表示“战端一开，只有打到底”的决心，表明中国已不可能再忍让。就中日双方军事力量对比而言，中国方面是迫不得已而抵抗，即应战而不是求战。战争的惨烈超出一般人的想象，每小时的伤亡人数以千计。但中国军队在华北和华东两个战场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不屈辱、不投降的英勇气概，为日本军阀所不曾料到。然而，“……抵抗至山穷水尽之时，尤其在1938年夏秋之际，国土精华尽失，真已到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绝境。若论抗敌武装，我军已无一个完整之师可以继续作战。……此仗如何打得下去”？〔9〕事实上，战争初期，即1937年7月24日，蒋介石接见过英国大使许阁森，希望英方居中调解。7月25日，又接见美国大使詹森，呼吁美国在道义上协助制裁日本。7月26日，再与德国大使陶德曼见面，希望德国出面调停中日战事。下午又接见法国大使那齐雅。这一连串的外交行为，是在兑现七八天前蒋在庐山同时又表示的“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用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这一愿望，即以时间争取空间，从而赢得战机。蒋在7月19日日记中写道：“政府对和谈表示决心，此其时矣。人以为危，我以为安。立意既定，无论安危成败，在所不计……”〔10〕虽然一般认为，两国交恶，“和与战”不可兼容，但实则战争与和平交涉有时是并行的，和谈对打仗而言是一种政治作战。而日本方面，陆军中的“不扩大派”在政府决定出兵中国华北之后并没有停止活动，在七八两月内，曾经推动过两次以“和平交涉”为招牌的对华政治诱降活动：一次是敦促近卫首相派密使对南京政府进行试探；另一次就是向昭和天皇献策并推动政府开展“船津工作”。后者的腹稿是：为保全日本陆军的面子，设法让中国政府先开口要求停战讲和，“由正在东京的在华日本纺绩同业会理事长船津辰一郎去担任诱导中国方面的任务，迅速派他赴上海，将全面调整邦交、停战条件方案的内容，作为他个人听到的传闻中日本政府意向，秘密传递给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进行试探。如果有被接受的可能性，则开始外交交涉。这就是拟议的‘船津工作’”〔11〕。日本人之选中高宗武为试探对手，可见他是一个能将求谈信息迅速带到南京上峰那里的人。刚刚而立之年的高宗武——国民政府中第一流的“日本通”，事实上已成为中日双方此时意欲打通“外交路线”的首要人选。7月31日，蒋介石、汪精卫分别召见高宗武，期许甚高，表明其责任与分量不会太轻。胡适在这一天的日记中有过记载：
蒋先生约午饭。在座者有梅（即梅贻琦）、伯苓、希圣、布雷、蒋夫人。极难谈话。蒋先生宣言决定作战，可支持六个月，伯苓附和之。我不便说话，只能在临告辞时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