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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刘师培与章太炎的交恶客观上也加快了刘师培思想的转向。1908年初，章太炎与刘师培夫妇合租一处房屋，同住的还有何震的表弟汪公权。何震是有名的交际花，刘师培不善应酬，于是何震常与表弟出双入对。章太炎察觉二人关系暧昧，便私底下告诉刘师培，要他多留一点神，别让汪公权与何震弄出丑闻来，影响自己的声誉。刘师培的母亲非但不信，反过来大骂章太炎不安好心，挑拨离间。1908年5月24日，刘师培窃得章太炎的一枚私章，伪造《炳麟启事》，刊登在上海的《神州日报》上，其词为：“世风卑靡，营利竞巧，立宪革命，两难成就。遗弃世事，不撄尘网，固夙志所存也。近有假鄙名登报或结会者，均是子虚。嗣后闭门却扫，研精释典，不日即延请高僧剃度，超出凡尘，无论新故诸友，如以此事见问者，概行谢绝。特此昭告，并希谅察。”大意是章太炎对革命已失去信心，打算从此不理世事，专研佛学。章太炎得知此事后非常气愤，他在同年6月10日的《民报》上刊登《特别广告》，斥责《神州日报》捏造事实，诟骂刘氏夫妇是清廷密探。这样，他们的关系彻底闹僵，友情随之破裂。不久，便发生了“毒茶案”，即有人在茶中下毒，谋害章太炎。事情败露后，调查结果出来，是汪公权下的黑手，舆论一片哗然，刘师培夫妇陷入四面楚歌的尴尬处境。在此期间，日本政府应清政府的要求，查禁《民报》等报刊，《天义报》也未能幸免。刘师培回国后，对章太炎怨恨难消，他把章太炎要自己与两江总督端方联系筹款以作远赴印度游资的五封书信影印寄给同盟会领导人黄兴，揭发章太炎的“阴私”，说什么章氏曾答应两江总督端方，只要拨给二万元，便可舍弃革命宣传，去印度出家。刘师培在背后捅上这样一刀，以章太炎的火烈性子，昔日的友情自然是扫地以尽。刘师培此举更加深并加速了同盟会内部的分化，可谓亲者痛而仇者快，他在革命阵营中彻底失去了立足之地。
刘师培“外惧党人，内惧艳妻”。1907年底，由何震出面联络，他作《上端方书》，表示今后“欲以弭乱为己任，稍为朝廷效力，兼以酬明公之恩”，并献“弭乱之策”十条，甘愿变节，充当清廷暗探，踏上了背叛革命的不归路。1909年，刘师培夫妇在上海诱捕革命党人陶成章未遂，又将浙江起义的机密出卖给端方，致使革命机关天宝栈遭到破坏，金华龙华会魁首张恭被捕入狱。浙江志士王金发忍无可忍，决定锄奸，他挟枪闯入刘师培的寓所，刘氏跪地求饶，答应离开上海，保证竭力营救张恭，这才侥幸捡回一条性命。1909年夏，王金发在上海击毙了汪公权。受此惊吓之后，刘师培不知悛悔，反而公开入幕，为端方考订金石，兼任两江师范学堂教习。又拜徐绍桢为师，研究天文历法。端方调任直隶总督，刘师培紧紧追随，担任直隶督辕文案、学部谘议官等职。1911年，端方前往四川，出任川汉铁路大臣，派兵残酷镇压保路运动，在资州（今四川资中）被哗变的新军击杀。刘师培陷入樊笼，遂成惊弓之鸟。
此时，章太炎第一个站出来，尽弃往日嫌隙，顾念刘师培学问精湛，人才难得，作《宣言》，为他争取一线生机，其大旨为：“昔人曾云，明成祖‘城下之日，弗杀方孝儒，杀之，读书种子绝矣’。……今者文化凌迟，宿学凋丧，一二通博之材如刘光汉辈，虽负小疵，不应深论。若拘执党见，思复前仇，杀一人无益于中国，而文学自此扫地，使禹域沦为夷裔者，谁之责耶？”这篇《宣言》硬是将刘师培从鬼门关活生生地又拉了回来。
及至民国新肇，刘师培罪不容诛，陈独秀（时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等老革命党人不念旧恶，多方营救，希望政府网开一面，让刘师培戴罪立功，以期对文化事业多有裨补。为此，陈独秀冒党人之大不韪，上书大总统，请求特赦刘光汉（师培）：
大总统钧鉴：仪征刘光汉累世传经。髫年岐嶷，热血喷溢，鼓吹文明，早从事于爱国学校、《警钟日报》、《民报》等处，青年学子读其所著书报，多为感动。今共和事业得以不日观成者，光汉未始无尺寸功，特惜神经过敏，毅力不坚，被诱佥任，坠节末路，今闻留系资州，行将议罚，论其终始，实乖大法，衡其功罪，或可相偿，可否恳请赐予矜全，曲为宽宥，当玄黄再造之日，延读书种子之传，俾光汉得以余生著书赎罪。……谨此布闻，伏待后命。
陈独秀历数故友功绩，以“神经过敏”为开脱，以“延读书种子之传”为保全，刘师培果然得到宽宥，获释入川，任成都国学院副院长，讲授《左传》、《说文解字》，并与谢无量、廖季平、吴虞等人发起成立“四川国学会”。
1913年6月，刘师培夫妇前往山西，担任友人南桂馨的家庭教师。后由南氏介绍，刘师培投靠阎锡山，任高等顾问。阎锡山赏识刘师培的学问，将他推荐给袁世凯。作为筹安会“六君子”之一，刘师培鼓吹帝制，不遗余力，作《君政复古论》、《联邦驳议》等“雄文”，辞采渊懿，出尽风头。但他此举也被时人讥为仿效扬雄歌颂王莽的剧秦美新。在洪宪王朝的独幕丑剧中刘师培担任参政员，被策封为上大夫，享受过极其短暂的荣华富贵。洪宪王朝垮台后，刘师培原本在北京政府所拟的通缉名单内，由于李经羲作保，他和严复被剔出了名单。因此，刘师培在北京待不住，只好蛰居天津租界，贫病交加，惶惶不可终日。
1917年，蔡元培执掌北京大学，实行“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并力排众议，聘请刘师培为中国文学门教授，讲授中古文学、《左传》、《三礼》、《尚书》和训诂学。初入北大，刘师培才三十三岁，病怏怏的了无生气。陈独秀是文科学长，是刘师培的顶头上师，陈内心虽然鄙薄刘的为人，但对他的学问相当佩服，所以对刘多有关照，刮风下雨照例准假。刘师培书法拙劣，且有手颤的毛病，在讲堂上从来都是只讲不写。一次，陈独秀前往听课，刘师培仍是一如既往，一堂课下来，只在黑板上写了一个“日”字，圆圈中间加一点。对此，陈独秀一笑置之。
从1917年开始，陈独秀以北大为营盘，以《新青年》为阵地，扛起新文化运动的大旗，力倡科学和民主，为赛先生和德先生杀开一条血路。刘师培再次逆时代潮流而动，跳将出来与陈独秀和胡适对垒。他与黄侃、朱希祖、马叙伦、梁漱溟等成立“国故月刊社”，作为国粹派的主将，欲与新文化运动相抗衡。胡适提倡白话文学，刘师培嗤之以鼻。此时刘师培已经病入膏肓，深感力不从心，算是垂死一搏，赢得的却是螳臂挡车的讥诮。1919年3月，林纾攻讦陈独秀等“新派”人物，以“旧派”刘师培等人为声援，刘氏则又胆小变卦，发表公开声明，否认自己与林纾为伍，与“新派”为敌：“鄙人虽主大学讲席，然抱疾岁余，闭关谢客，于敝校教员素鲜接洽，安有结合之事？又《国故月刊》由文科学员发起，虽以保存国粹为宗旨，亦非与《新潮》诸杂志互相争辩也。”刘氏的观念似乎是新旧文化各美其美，并行不悖。他发表声明，其实是一种策略，为的是不变成“新派”的箭垛，以免臭哄哄的旧账被再度翻出。
1919年11月20日，刘师培因肺结核病逝于北京，年仅三十六岁。咽气前，他派人把黄侃叫至病榻前，吃力地嘱托道：“我一生应当论学而不问政，只因早年一念之差，误了先人清德，而今悔之已晚。”说罢，清泪涟涟。他希望黄侃能继承他的学术，并发扬光大，传诸后世。
刘师培与何震生有一女，此前已不幸夭折，膝下荒凉，身后极为萧条。何震受到刺激，精神失常，不久即发狂而死。陈独秀在丧礼上致悼词，总结刘师培一生功过，在场师生无不为之唏嘘。陈独秀最后引用康有为的诗句“曲径危桥都历遍，出来依旧一吟身”作为结束，表达了无尽的惋惜之情。
民国之后，革命既成，往事已为陈迹，当年听闻刘氏变节而颇致诋毁的党人并未秋后算账，章太炎表现出君子休休有容的大度，仍旧称赞刘师培“学问渊深，通知今古”，是“国学精湛之士”，欲“保持绝学”，则须爱惜其人。刘师培饮誉杏坛，在学界大有身价。昔日环境恶劣，他潦倒不堪，为宵小所误，乃恬然下水，一失足成千古恨，被人视作“扬雄、华歆之流亚”，徒然令人慨叹：“卿本佳人，奈何作贼！”
蔡元培在致吴稚晖的信中分析过刘师培中途颠踬堕落的原因，称刘氏“确是老实，确是书呆”，一身兼具三种性质——好胜、多疑、好用权术，三者皆为“老实人之累”。刘氏长期患有“内热症”，狷急近利，不能忘情爵秩，如此“老实的书呆子”就“未免好用其所短”，最终依从劣根性，以失节为收场。饶有意味的是，蔡元培先生宅心仁厚，甚至推测刘师培有可能想做“徐锡麟第二”，因为徐锡麟为谋刺安徽巡抚恩铭，不惜与之结为“刎颈之交”，以取得其信任。刘师培会不会也有此初衷，隐而未发？蔡元培作这样的推测，显然是高估了刘师培，尽管刘师培改名刘光汉，他身上又哪有“光汉子”徐锡麟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血性？他只是孱弱书生，与心雄万夫、视死如归的烈士毫不沾边。
杨向奎在《清儒学案新编》中认为，刘氏中途变节，由排满反清而投靠端方，乃是由于文人之间的意气之争，他与章太炎发生龃龉，“大半来自学术”，刘氏“少年气盛，在学术上不肯让人，而太炎自视甚高，目无余子已久，两人相遇，不肯相下，宵小于其间易于为功，于是龃龉生，而申叔走”。这种说法失之简单，值得商榷。章太炎固然自视甚高，但并非目无余子，他在政治方面极推重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