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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西线德军有没有“数万门火炮”？笔者诚恳地在此承认：达不到数万门！这是笔者的失误。笔者著文时参考德军步兵每百人拥有的迫击炮、无后座力反坦克炮数量来累加统计，然后加上德国陆军大量拥有的八十八毫米高射炮（德军专门用它打坦克），才得出西线德军拥有数万门火炮的结论。应该说迫击炮、无后座力炮不能算大炮，似乎也不算火炮。但是不算火炮，它们算什么炮呢？笔者不很清楚。总之称西线德军拥有数万门火炮这个结论笔者下得太轻率了。
说实话，笔者更希望戴先生能讨论些有意义的问题，比如二战初期美英逢日必败苏军逢日必胜逢德必败有没有什么内在规律。哈桑湖战役、诺门坎战役，发动突然袭击的一方是日军，而且他们做了长期的军事准备，怎么苏军胜得如此轻松？后来苏军遇兵力装备对等的德军为何一下就输了？新加坡战役、菲律宾战役英美军早做了迎战准备，在兵力装备上英美军比日军占优势，根本不存在日军突然袭击一事，怎么没打几天就投降了？
什么是“克”？笔者理解“克”多少带有一点反常性。被“克”往往指本来具有的某种军事优势发挥不出来了，很别扭。罗马帝国军队勇猛无比，兵器装备、战略战术皆属一流。但是它碰上汉尼拔率领的小小的迦太基军（实际是雇佣军、杂牌军），突然变得不会打仗了，这是什么道理？迦太基军一缺根据地，二补给困难，三无援军，四无民心（打到别人国家里去了怎么会有民心？）；罗马军队与其交战可谓占尽天时地利人和，怎么连续八九年打败仗，还几次全军覆没？汉尼拔的弱军对罗马强军是不是一种“克”？同时我们还应该认识“克”也不是“一克到底”。当条件变化之时，“克”可以转化。卫国战争初期苏军素质不如德军，那时是德军克苏军。后期苏军综合素质提高了，就渐渐转化成苏军克德军了。
戴先生对“美国若提早全面介入战争，插在1941年与德军交战，德军估计要输”一说非常反感，称“这些说法完全违背史实”。当然违背史实！若符合史实，还需要什么“设想”？戴先生说：“纳粹德国进攻波兰、法国以及苏联的时候，正是它气焰最嚣张的时候，取胜靠的就是空中优势和装甲部队的优势”。言下之意是说，美国若提早全面介入战争，面对的是强盛的德军，对付强盛的德军，美国打不赢。笔者的看法与戴先生不同，美国若提早转入战争，对付“气焰最嚣张”的德国正当其时。战争很大程度是打生产力，由于美国自私、短视、没有远见（这也正是它后来一直拖延开辟第二战场的原因），延误了介入战争的最佳时间，后来才吞下太平洋战争惨重损失的苦果。
1941年12月，美国遭到珍珠港偷袭后手忙脚乱地开始经济转型。1943年美国完全进入战争，当年美国的战时经济显示出强大威力，一国的军工生产量竟比德、意、日三国（包括附属国、占领国）全部的生产量加在一起还多二分之一。根据《世界现代史大事记》记载，1943年美国生产各类舰艇总吨位二千一百八十万吨，飞机八万五千九百架，坦克二万五千九百辆，大炮一万六千七百门……
设想美国提早两年转入战时，将这些军工生产力量用于对付德国，它不需要生产二千一百八十万吨舰艇（因为不需要对付日本海军了）。它只需拿出一半（一千一百万吨）生产舰艇的一些材料用于生产飞机、坦克，坦克的年生产量就可达到二十万辆，飞机年生产量可达到三十万架。试问什么样的纳粹德国经得了这样的打击？那时恐怕美国也要面临“飞行员奇缺”的问题了。不过这个问题容易解决，二十多个盟国可以提供人员。戴先生花了大量篇幅反复论证西线德军是“二流部队”，为什么不动脑筋想一想“美国经济转型”的意义，在三十万架飞机、二十万辆坦克的洪流面前，德军的“二流部队”、“一流部队”、“超一流部队”又有什么区别？
当美军与德军作战之时，苏联可动用半国（只需半国）军力进入中国，协同中国抗日军队全歼在华两百万日军。侵华日军被中、苏两国全歼后，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就失去了意义，它的海、空军将全部退缩本土，防备苏联经朝鲜进攻。
第二次世界大战若按“二战的最理想进程”进行，1941年年底就可望获得胜利。不过这也许属——一种设想！
最后指出戴先生文章中的两个小错误。
戴先生称阿登战役“美军有两万多人被围困后投降”不知从哪个资料看来的。阿登战役美军确有四个战斗力不强的师被击溃，也有零星被德军俘虏的，不过两万多人投降“真是天外奇谈”。美军第九装甲师与第一百零一空降师确实在巴斯托尼被德军围困，但美军顽强坚守到巴顿坦克部队来解救为止。围困期间德军第四十七装甲军司令冯·卢特维茨将军写信给第一百零一空降师师长麦考奥利将军，要求巴斯托尼守军投降。他后来收到流传很广的只有一个字的回答：“屎！”
戴先生说苏联先设计了T…34型坦克，“后来苏联又生产出了更厉害的NC…2重型坦克”。这也是太缺乏军事常识的说法。NC系列坦克转动不灵，慢吞吞的，只能让人家当活靶子。它怎么会比T…34更厉害？这种NC系列坦克早就被苏联淘汰了。
话说回来，戴先生的文章还是有不少分析合理的地方，笔者凡读到这些地方都深受启迪。“论战”之余，再次在此向戴先生致谢。
注释：
〔1〕〔2〕〔3〕〔4〕（英）亨利·莫尔著、尚钢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大战役》，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392、427、392、428页。
〔5〕郑志国等编：《第二次世界大战画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482页。
〔6〕〔8〕〔9〕（联邦德国）K．蒂佩尔斯基希著、赖铭传译：《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517、625、603页。
〔7〕〔10〕〔11〕（德）阿尔贝特·施佩尔著、邓蜀生译：《第三帝国内幕》，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445、447、445页。
“李国文体”发微
——兼与张宗刚先生商榷
？ 马大勇
一
近披览《书屋》2005年9期，很欣喜地读到张宗刚先生的宏文《落叶满街无人扫——2000年以来的散文阅读》。
张先生在本文花了大约两千字篇幅论述李国文的散文创作，在承认李氏散文“嬉笑怒骂，言之有物，对历史知识驾轻就熟”的同时，更多是提出严厉的批评。总其要义，焦点在于指出李氏“在对人物的随意调侃臧否中，流露出历史观的虚无与价值观的错位。他那些借古讽今的文字，颇多‘嬉皮’色彩，而往往丧失了宽厚与包容”。
既然张先生明白李国文在“借古讽今”，矛头对准的不是古圣先贤，那么就应该知道“含沙射影”是其必备的刺杀技术，就应该读懂其“心火”并非“莫名其妙”，而“怨怼之气”的“浓厚”、“澎湃”也事出有因。且不说金圣叹、陆机本身的作为确有可议，授人以讽刺之柄，从古迄今，“在性激素的催情作用下”“搔首弄姿，引人注目”的文人与并不具备陆机一样的“名气、才分、金钱、权势四大绝对优势”但却眼高于顶、不知自己几斤几两的文人难道还少吗？相信张先生也是混迹文坛的人，对此应该并不陌生。那么对其种种丑态加以鞭笞，这样的历史观是“虚无”的吗？
不能从知人论世的视角考虑李国文的个人际遇、命运对其散文创作的影响，不能反复领悟其“借古讽今”、“含沙射影”的苦心，仅凭几句刺眼的话断章取义，就容易形成很离谱的误读。比如对海瑞、李白、王安石、方孝孺的是非，文史学界本就有一定的争议，不把他们当成完人来进行审美追求本是正常现象。李国文取其一端而立论，用以说明道德原教旨主义之误事，说明“文人得了官场病，也就没治了”、“这世界上有的是小人，而皇帝有可能是最大的小人”〔1〕，说明“大义之外”另有“小人心胸”，“作为政治家，怪诞乖戾，险谲诡异，躁迫强直，刚愎自用”之注定失败〔2〕，“在统治者无休无止的夺权游戏中，为失败者殉葬的愚蠢行为，已为智者所不取”〔3〕。这样的历史观和价值观，不仅没有张先生所说的“虚无”和“错位”，没有“弥漫文本”的“恶俗之气”，反而是弘扬了他一直标举的“知识分子批判立场”，“峻拔、傲岸的气象和质地”的，因而无愧于某些有形的“大奖”和无形的“本真意义上的大散文”之称的。
张先生还特别愤慨于李国文的《王国维之死》和《司马迁之死》两篇文章。
面对如此峻厉的斥责，相信李国文是只能报以无奈的苦笑，或者不屑的冷笑的。因为张先生在这里更加没有读懂李氏的真意就匆忙出手，飞龙在天，看似堂皇气派，其实大抵在自言自语，根本没有在同一高度与李氏对话。
先说王国维。近读蒋寅先生《金陵生小言》，其中恰好有一条说及此事：“王静安之死，或谓殉清，或谓殉文化，均发其大义，不外乎受陈寅恪影响。姜亮夫先生曾于王氏自沉前夜见之，据云神色惊惶，以为叶德辉被杀，革命军进城，己必不免，故自绝耳。时静安主清华讲习已（有）年，去清之亡盖已（有）年，其果否殉清实不足言。陈寅恪先生撰墓铭，无非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云云，实当时知识人之常谈。熊十力亦尝倡言‘今日所急需者，思想独立，学术独立，精神独立’，盖一时风气如此，吾人读陈寅恪之文，以为夫子自道则可，以为王静安必如此，则不免高叟之固矣。”〔4〕举此例子，是想说明，对王国维之死“消解神圣”并非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