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暮齿又贪生，服食求不死。朝吞太阳精，夕吸秋石髓。
徼福反成灾，药误者多矣。以之资嗜欲，又望延甲子。
天人阴骘间，亦恐无此理。域中有真道，所说不如此。
后身始身存，吾闻诸老氏。
白香山的这首《戒药》诗，别看他站得很高，想得很开，说得漂亮，唱得好听，其实诗人本人，也是服食不死药的坚定分子。公元837年（开成二年），老先生的一首《烧药不成命酒独醉》五律，就是诗人的不打自招了。实际上，他和李抱真、杜伏威、李道古、李泌一样，也曾经在自家院子里炼丹熬药，不过规模要小一点罢了。如果说大臣们是工厂化生产，诗人们就是小作坊作业，而且因为烧丹不成，诗人很感郁闷，只好靠家乡的河东桑落酒，给自己增加一点残剩之爱，一点破败之情和坚壮不起的一点阳刚之气了。
老文人的可怜挣扎啊！这些年来，一些文章过气、风流已逝、岁月不再、齿豁脸皱的老前辈、老名流、老领导、老作家，看红颜别抱，忍欢场冷落，那一对酸出醋汁来的昏花老眼里，流露出相当难熬的痛苦光景。可文人，只要上了文坛这辆公共汽车，就是到站了，也不肯下车，还努力朝齿白唇红、胸丰臀满的美女作家那边凑过去。白居易的诗，就是这种心态了。
白发逢秋王，丹砂见火空。不能留姹女，争免作衰翁。
赖有杯中绿，能为面上红。少年心不远，只在半酣中。
宋人叶梦得的《避暑录话》，提到白乐天，揭了老诗人的一点底。说他“未能全忘声色杯酒之累，赏物大深，犹有待而后遣者，故小蛮樊素每见于歌咏”。白居易自分司洛阳以后，在履道里定居下来，为了自娱自乐，府邸里还设了一个私家歌舞伎班。叶梦得提到的这两位漂亮小女子，一位叫小蛮的，善歌，一位叫樊素的，善舞，既是班中主要演员，更是老先生晚年的钟爱。
我想，诗人比不上唐太宗，可以延请外来的和尚炼丹，只好自己点火添柴，配药加料，察看火候，围炉巡视，为这些歌舞班里的红粉知己，老先生也必须要造药，要服药，以便贴身呵护，老树开花。
虽然累一点，可自有古代“伟哥”所提供的乐趣。老实说，唐代诗人白居易的快乐生活，远非当代那些高收入作家所能做到的。如今文人有钱者虽然很多，但要让他办一个只侍候自己的文工团，恐怕还没有这等气魄。在他们看来，如果公家不肯出钱，还需要自掏腰包，还不如多找几位三陪小姐打打茶围来得经济实惠呢。
他在写《戒药诗》的前一年，公元839年（开成四年），诗人这年六十八岁，患了风痹症，估计当为帕金森氏综合症。终于万般无奈，忍痛割爱，将这些青春貌美，鲜活亮丽的小女子，一一送出履道里的公馆，垂泪而别。因此，在放遣诸妓以前，年近古稀的老爷子，欲望未减，雄心不已，恐怕离不开这种“资嗜欲”和“延甲子”的壮阳药。
由于朝野上下求不死药的风气盛行，由于文人学士服强壮剂的时尚大兴，相对来说，因为服药而送命者也大有人在。七十岁时的白居易，有一首《思旧》诗，一下子让我们看到，至少他的朋友，如元稹，如杜元颖，如崔群，如韩愈，耽迷斯道而撒手西去，成为不死药的牺牲品。从此人鬼异途，阴阳阻隔。这位老人家不禁为自己幸而解散了私家堂会班子，放走那几位小姐，而能苟存下来，额手称庆的了。
闲日一思旧，旧游如目前。再思今何在？零落归下泉。
退之服硫磺，一病讫不痊。微之炼秋石，未老身溘然。
杜子得丹诀，终日断腥膻。崔君夸药力，经冬不衣绵。
或疾或暴夭，悉不过中年。唯余不服食，老命反迟延。
况在少壮时，亦为嗜欲牵。但耽荤与血，不识汞与铅。
饥来吞热物，渴来饮寒泉。诗役五藏神，酒汩三丹田。
随日合破坏，至今粗完全。齿牙未缺落，肢体尚轻便。
已开第七秩，饱食仍安眠。且进杯中物，其馀皆付天。
有人说服硫磺的退之，不是韩愈，因为韩愈是个圣人，圣人不干这种非圣人的事。但据近人陈寅恪考证：
如元稹杜元颖崔群，皆当时宰相藩镇大臣，且为文学词科之高选，所谓第一流人物也。此诗中之退之，固舍昌黎莫属矣。考陶谷《清异录》载昌黎以硫磺饲鸡男食之，号曰“火灵库”。陶为五代时人，距元和长庆时代不甚远，其说当有所据。至昌黎何以如此言行相矛盾，则疑当时士大夫为声色所累，即自号超脱，亦终不能免。
其实，也不必为圣人讳，圣人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这一点，陈寅恪的见解，十分精辟。且不论中国文人的矫情伪饰，佯狂张致，心口相忤，言行不一，心、口、手笔之三点不能成一线，从来就是如此这般。若以总体而论，当这些文人处于一个时代的大背景下，除具特别异秉的极个别者，几乎无一能在风气之裹胁下，开顶风船，逆行不止；同样，也几乎无一能在潮流之冲决中，砥柱中流，悖势而动。“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踟蹰前行的韩愈，能有这种大智大勇吗？
这使我想起“文革”晚期，简直不可思议的，没有号召，没有动员，没有开大会，也没有听传达，忽然间，打公鸡血，喝红茶菌，站鹤翔桩，作甩手疗，乃至于耳能听字，眼能透视，特异功能，五花八门，凡诸如此类的荒谬，无不望风披靡。现在想想，与唐代匪夷所思的服药行为，从本质上来讲，公元7、8世纪的中国人和20世纪的中国人，究竟存在着多大差别呢？
以今度古，或以古度今，本来，孔孟之道讲求中庸，但中国人要是一窝蜂起来，常常是相当不中庸的。尤其是被蛊惑到集体无意识的程度，往往歇斯底里到无所不用其极，往往偏激别扭到毫无理性可言。所以，风气这东西，潮流这东西，引导得好，有助于社会进步；引导得不好，变成一股祸水，那一定会贻害无穷的。
唐朝的不死药，虽然已是陈年往事，一个历史的笑话而已。但为什么兴起之勃，势头之盛，邪恶之广，为患之深，确是令人禁不住要多想想的。
唐朝的谎话政治（1）
——你能相信蝗虫不吃庄稼吗？
唐朝的谎话政治《资治通鉴》记载，唐僖宗乾符二年（875）的秋天，大批蝗虫自东而西飞袭而来，蝗群遮天蔽日，所过之处一片赤地，一切绿色的植物都给啃了个精光。《新唐书》对于这次黄河流域的蝗灾也有记载：“乾符二年，蝗自东而西蔽天。”
京兆尹，也就是首都市长杨知至，上了一本，奏称：这次蝗灾，波及全国，托皇上的恩庇，独我们京畿一带，蝗虫虽然也飞来了，可它们不吃庄稼，一只只都抱着荆棘而死亡了。在朝的宰相大臣们，互相为之祝贺。
蝗虫不吃庄稼，满朝弹冠相庆，这场面实在有点匪夷所思。
蝗灾，在《新唐书》中，记录在册者共十八次。从唐高祖的武德六年，到唐太宗李世民的贞观二年、三年、二十一年，都发生相当范围的蝗灾。唐文宗李昂开成年间，共五年，隔一年就要闹一次蝗虫，遍及全国，荼害无穷。“开成元年夏，镇州、河中蝗。二年六月，魏博、昭义、淄青、沧州、兖海、河南蝗。三年秋，河南、河北镇定等州蝗，草木叶皆尽。五年夏，幽、魏、博、郓、曹、濮、沧、齐、德、淄、青、兖、海、河阳、淮南、虢、陈、许、汝等州螟蝗害稼。占曰：‘国多邪人，朝无忠臣，居位食禄，如虫与民争食，故比年虫蝗’”。
最后的这个“占”，正是遭难不浅的老百姓用这种求神问卜、诉诸上苍的方式，宣泄怨恨，也是对“不作为”的统治者和各级官僚的一种诅咒。在史官眼里，出现蝗虫残民的灾难，“若无功而禄者然，皆贪挠之所生，先儒以为人主失礼烦苛，则旱鱼螺变为虫蝗”。看起来，祸害庄稼致使农民颗粒无收的蝗虫，与强拿硬索、残酷剥削的官员，在与民争食上，在吞噬民脂民膏上，在不顾百姓死活上，本质是相同的。
历朝历代，都不乏蝗灾，唐朝当然不能例外。不过，同是在都城长安发生的蝗灾，贞观二年六月，“京畿旱蝗”，唐太宗李世民就不是不作为，而是身体力行地“作为”：在苑中掇蝗祝之曰：“人以谷为命，百姓有过，在予一人，但当蚀我，无害百姓。”将吞之，侍臣惧帝致疾，遽以为谏。帝曰：“所冀移灾朕躬，何疾之避？”遂吞之（《新唐书》卷三十六）。至少，他把蝗虫给京畿百姓造成的灾害放在心中，不可能像这位京兆尹，在朝廷上掀起这种不伦不类的黑色幽默的场面。
开元四年，山东螟蝗害稼，宰相姚崇分遣御史，督催各道、州、府，捕而埋之。这种积极的扑灭政策，遭到地方官员的抵制。他们说，十六国时期的汉国国君刘聪，也曾下令用捕杀的方法除蝗，结果越除越多，为害滋深。姚崇是位贤相，他驳斥这些不尽力除蝗的地方官员：“刘聪伪主，德不胜妖，今日圣朝，妖不胜德。古之良守，蝗虫避境，若言修德可免，彼岂无德致然？今坐看食苗，忍而不救，因此饥馑，将何以安？”姚崇坚决实行对蝗虫的扑灭埋瘗之法，比李世民冀以祷祝免灾，更为着实有效。
可到了末世唐朝，国势日衰，主子也好，卿相也好，再找不出盛唐时那种直面灾难的勇气，全力抗灾的力量，只有寄托于侥幸，寄托于幻想。而当侥幸和幻想都不足以掩盖这种满目疮痍的国家局面时，就只有寄托于谎言了。
第一，蝗虫已把大半个中国的禾苗一扫而光，赤地千里，哭都来不及，何贺之有？第二，蝗虫即使抱树而死，也是“所至草木叶及畜毛靡有孑遗”，吃得无可再吃，给老百姓的灾难已经造成，稍有良知者，皆能明辨其诬妄，纯系一派胡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