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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这些降众就是在余、杭城破的“片时”，从“一门”逃出来的“逸贼”，似又不尽符实。故左宗棠要说：“果何据乎”？“殆无是理”。
曾国藩复奏，举出浙军漏“贼”，“尚未纠参”的例子，要求对湘军“暂缓参办”；左宗棠则以其人之道还制其人。南京被曾国荃围得“铁桶”一般，尚不能防止洪天贵福的突围，杭、余一直未能合围，被陈炳文、汪海洋率众逃出，自亦无可厚非；曾氏兄弟前此报捷，说已将敌军头目“全行杀毙”，“伪幼主”则“举火自焚”，左宗棠于克复二城后写的报告，则清楚说明“首逆实已窜出”。相形之下，左宗棠倒是可以援引南京陈案为己开脱，曾国藩却不能通过揭发杭州故事为己辩白。故左宗棠要反唇相讥：“臣欲‘纠参’，亦乌得而‘纠参’之乎”？
脸面既已撕破，则不妨把话说透。洪天贵福逃离南京后，在湖州、广德间往来自如；湖州被浙军收复后，他又从安徽跑到江西，这不就证明了曾国藩在皖、赣本辖内的防务布置大有缺漏？早在去年，左宗棠就在奏折中委婉批评过曾国藩在皖、赣的防务计划 ，私函中则直接批评曾国藩布置失当，说他过于保守，“机势反滞碍而不灵”，甚至用前任钦差大臣周天爵“我以速战法，贼不如法而来”的笑话来讽刺他 。故左宗棠对曾国藩进行“精神分析”，说他“因意见之弊遂发为欺诬之词”。
前论曾国藩摺，堪作善辩的典范；今观左宗棠片，也是能言的楷模。曾国藩的辩词胜在逻辑缜密和结构巧妙，左宗棠则根柢事实，气势更盛；洪天贵福出逃、皖赣防务疏漏的“实在情形”，则为左宗棠的辩讼增加了分量，这也是曾国藩无可遮挡的软肋。英雄相惜，自能生成一种祥熙光景；英雄相争，则无处不是肃杀气象。倘若不加制止，任二人往复辩难，愈演愈烈，势必至玉石俱焚而后已。因为，随着辩论的深入，双方辩手已不再就事论事，而向揭老底、纠私念甚至人身攻击的方向发展。如果现在是“太平有象”的局面，对作为辩论裁判的中枢来说，最有声望的两位疆吏展开互相攻击，必然是一件喜闻乐见的好事。因为，中枢在调停折中之间，可以通过名正言顺的奖惩处分进行政治权力的调整，改变因叛乱造成的中央与地方、文官制度和军事力量的失衡局面。但是，大局未定，中枢并不敢冒险，只能放弃这次难得的机会：
“朝廷于有功诸臣，不欲苛求细故。该督（谓左宗棠）于洪幼逆之入浙则据实入告，于其出境则派兵跟追，均属正办。所称‘此后公事仍与曾国藩和衷商办，不敢稍存意见’；尤得大臣之体，深堪嘉尚。朝廷所望于该督者，至大且远，该督其益加勉励，为一代名臣，以副厚望” ；
此条廷寄，指定发给左宗棠、杨岳斌和沈葆桢三人“伏读”，但是，“朝廷于有功诸臣，不欲苛求细故”，却是针对曾国藩而言。如上所述，限于时势，中枢不能借机斩杀事权过重的曾国藩的威风；而左宗棠此次抗颜直辩，要求洗刷曾国藩的“欺诬”，中枢又不能不予交待，故示以“不欲苛求细故”的宽厚宗旨，先稳住左宗棠再说。但是，此语尚有更微妙的意味：虽说此份廷寄只是定向发给左、杨、沈三人，但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这句话必然会通过各种渠道传到曾国藩的耳中；曾国藩一旦听闻，必然有所警醒，庶几能起到儆戒的作用。这就是中枢在谕旨中加入此语的微意。通观曾氏日记诗文及可信的笔记史料，可知他无心弄权，遑论造反；但是，历史上的篡夺案例以及统治者的嫌猜本能，决定了中枢绝不敢完全相信任何一个实力派大臣，故随时随地的敲打这些大臣，成为吾国政治生活中司空见惯的场面。实事求是地说，这种统治者与生俱来的秉性，有利也有弊。有的人因为这种经常的警告，消除掉一切邪念，作了“一代名臣”；有的人忍受不了这种猜疑，急流勇退，国家失此贤才；有的人愤愤不平，发现在上者“技止此耳”，乃萌发“彼可取而代之”的壮志。然而，有一点可以肯定，不管是谁，一旦感受到来自中央的猜疑，心情都不会愉快；若能探测到引发这种猜疑的具体个人，再宽容再大度，他也会致憾于此人。曾国藩未能免俗，在此事上要深深致憾于左宗棠。继咸丰七年的“终制”事件，曾、左二人迎来了双方的“七年之痒”。
4。文人李元度
七年之痒，固然只是彼此双方进行“互摸”的原因，但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曾、左此次交恶，却又实实在在损害了第三者的利益。而这个第三者的无辜受害，又更加破坏了曾、左的公谊和私情。这个倒霉的第三者，便是李元度。
李元度，字次青，湖南平江人。先简述李元度在湘军中的经历，以及和曾国藩的关系。咸丰四年初夏，曾国藩兵败靖港，愤而自杀数次，皆未遂。其时，在他身边“宛转护持，入
则欢愉相对，出则雪涕鸣愤” 者，就是来自平江的幕客李元度。是年末，湘军在九江水域大败，曾国藩“愤极，欲策马赴敌而死”，被罗泽南、刘蓉劝止 。李元度于此时投笔从戎，“特立一军”，“护卫水师，保全根本” 。六年二月，周凤山军在江西樟树镇被太平军击溃，曾国藩部下再无得力陆军，全赖李元度率领平江勇，“力撑绝续之交，以待楚援之至”。然则，在兵败靖港、困守江西这段最为痛苦的岁月里，始终不离不弃，倾力辅助落难英雄曾国藩的人，就是李元度。咸丰七年，曾国藩心力俱瘁，承受不了兵单饷乏、主客不和 的巨大压力，乃趁丁父忧的机会，撒手回湘。抵湘后，写信给在江西继续战斗的李元度，诉说对他的感谢和愧疚。所以感谢者，谓李元度三年间始终如一的支持；所以愧疚者，临行匆匆，来不及用保举的方式对李元度进行回报 。最后说，对于李元度的高情厚谊，“鄙人盖有无涯之感，不随有生以俱尽” 。为弥补这份歉疚，山居无职的曾国藩提出与李家“缔婚姻而申永好，以明不敢负义之心” ，并勉励李元度（时已回乡省亲）“努力作人；明岁当与足下索侄女婿耳” 。在无法酬以官爵的时候，结为秦晋之好，庶几稍能安慰比曾国藩小了十岁的李元度。
咸丰八年七月，曾国藩再度出山。十月，湘军第一名将李续宾、曾国藩弟国华战死于安徽三河镇，“痛愤之馀”，曾国藩急召在家奉养母亲的李元度，叮嘱他“千万速来” 。李元度不负期望，闻命即行，其时，李母“病殊未愈，将成半身不遂之症” 矣。李元度这次来营，曾国藩并未委任军事，而让他充任文案。因为，李元度虽在最困难的时候亲临战阵，为湘军稳住了阵脚，但他实在不是一个合格的军事人才。李元度有一手“敏捷清挺无俗尘”的好笔墨，任“参谋”“可得一当”，并不适合“专以治兵” 。咸丰五、六年间的李元度，更像是军无大将、聊以充数的廖化，客观上不无作用，主观上则不洽人意。略引五、六年间曾国藩对他的批评，读者可观大概：
“足下专好说吉祥话，遇有小事不如意辄讳言之”（五年七月十六日）；此处批评李元度报喜不报忧，军情不实，埋下诸多隐患。
“足下条理精细，而处事恒黯于大较；不解何故”（五年七月廿四日）；“仁弟论文，则按脉切理，丝丝入扣；临事，则浮光掠影，曾无极深研幾之意”（五年八月二十二日）；此处直揭作为文人的李元度能言不能行的痼疾。
“前此屡接函禀，言湖口贼不过千馀，他处探报亦然。近日尊处胜仗禀报前后共杀贼二千有馀；而湖城之坚如故，贼船之悍如故”（五年八月十五日）；“自抚（州）来者皆言城内之贼不过二千馀人，老长髮不过数百；前后书牍所报杀毙受伤之贼，殆以万计，而贼焰转张。颇不可解”（六年五月九日）；此处批评李元度谎报战功。
“掘坟告示切弗再贴，尤不可用贱衔。凡举事为千万愚人所喜而为一二有识所笑，君子弗为也”（同上）；当日，江西民众乐于“从贼”，群相呼应 。李元度不在安民、治军上想办法，却提出一个挖祖坟的创意，希冀借此惩罚“从贼”的绅民，他并在告示上冒用了曾国藩的钦差大臣名义。曾国藩认为此种“辱及先人”之举大为不妥，必为“有识所笑”，故加以劝阻，并特别嘱咐不可冒用“贱衔”。
“麾下平江勇与恒态微有不同者。他处营官、哨官，各有赏罚生杀之权，其所部士卒，当危险之际，有爱而从之，有畏而从之。尊处大权不在哨官、不在营官，而独在足下一人。哨官欲责一勇，则恐不当尊意而不敢责；欲革一勇，则恐不当尊意而不敢革。营官欲去一哨，既有所惮；欲罚一哨，又有所忌。各勇心目之中，但知有足下，而不复知有营官、哨官。甄录之时，但取平江之人，不用他籍之士；‘非秦者去，为客者逐’ 。营、哨之权过轻，不得各行其志；危险之际，爱而从之者或有一二，畏而从之，则无其事也” （五年十一月十一日）；此则批评李元度治军不遵守湘军“家法”，并在军中大开地域歧视之风，为患实巨。湘军“家法”，其本质在于三“宜”：文法宜简，事权宜专，情意宜洽。李元度以文人治军，最大的弊病就是做不到事权宜专。什么是事权宜专呢？曾国藩说：
“一营之权，全付营官，统领不为遥制；一军之权，全付统领，大帅不为遥制。统领或欲招兵买马、储粮制械、黜陟将弁、防剿进止，大帅有求必应，从不掣肘”；
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一种彻底的层级责任制。湘军内部，由勇丁而什长而哨官而营官而统领而大帅，层次分明，逐级负责；既不许越级报告，也不许越级指挥。形成这种制度的本质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