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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一种彻底的层级责任制。湘军内部，由勇丁而什长而哨官而营官而统领而大帅，层次分明，逐级负责；既不许越级报告，也不许越级指挥。形成这种制度的本质原因，则根源于湘军的招募制度。严格按照湘军营规来组建部队，那么，营官由统领挑选，哨官由营官挑选，什长由哨弁挑选，勇丁由什长挑选。什长以上的各级军官皆有专权，皆负专责；而自士兵以至军官，俱只听命于其直管上级，心无旁骛，职有所专。上级对下级，只问点名是否应卯、遣调是否及时、作战是否出力；而下级本辖之权，尤其是人事权，上级例不干涉。因为，治军最重要乃至唯一的目标，不过基层士兵于危险之际能够懔遵军令、以命相从而已；要做到这个目标，前提则在于日常训练和思想政治工作做得扎实可靠；能否做好这两项工作，又赖于各级军官对本辖人员的有效管理；而能否有效管理，关键则在于各级军官必须拥有职责范围内的全部权限。“譬之木焉，统领如根，由根而生干生枝生叶，皆一气所贯通”。
李元度治军则不然，他采用的是扁平化管理。依照今日企管理论，这种管理无疑更人性化、更能促进组织内部的交流；这种管理的前提是组织成员具有较高的个人素质，实现组织目标需要成员具备极强的创造力。但是，军队不是一般的组织，而是一部由血肉之躯构成、用来杀伐攻取的庞大机器，纪律（等级）严明重于个性发扬，令行禁止甚于往复辩难；否则，令以言歧，法以情乱，必然降低杀人机器的运行效率。李元度不能参透此意，而希望在全面了解军中隐情的前提下，奖罚生杀皆自己出，不滥罚，不枉赏；但是，对于三千多人的平江军来说，一人之心力或有时而穷，一人之目力或有时而尽，追求最精确的管理，反而堕入最混乱的迷宫。一些基层士兵、军官或因这种人性化管理而免遭冤屈、获得福利，对李统领个人抱有好感，“危险之际，爱而从之者或有一二”。但是，限于精力，领导关怀只能落实到有限的个人，作不到雨露均沾；而与此同时，中上层军官的权力和威信却已受到破坏，并直接导致对本级职权的放弃。于是，更多的基层士兵和军官获得一种无拘无束的“自由”，既感受不到来自最高级指挥官的“爱”，也不用体会针对直管上级的“畏”，从而严重影响全军在“危险之际”执行命令的效率，所谓“畏而从之，则无其事也”。“畏而从之”，是军事制度的“恒态”；“爱而从之”，则是超越制度的“变态”。李元度秉文人之质，抱妇人之仁，妄以“变态”为“恒态”，乱了湘军的家法，曾国藩不得不多费口舌对他进行批评教育。
曾国藩还批评他“但取平江之人，不用他籍之士”；此语意甚微妙。湘军的基本建制单元，本就以乡谊维系。早在创建水军时，曾国藩就叮嘱负责征兵的人：“水手皆须湘乡的，不参用外县的，盖同县之人易于合心故也” ；曾国荃的“吉”字营则“不独尽用湘乡人，且仅用屋门口周围十馀里之人” 。然则，李元度“但取平江之人”，也未见得大谬不然，曾国藩为何要批评他呢？原来，李元度“甄录”的平江老乡，大多用来充任中上层军官，而不是普通勇丁，这就破坏了营…哨…什…勇逐级挑选下属的湘军制度，有任用私人的嫌疑，而不仅仅是地域歧视了。
因为上述原因，李元度再度从军，曾国藩就没让他带兵，而是让他做了记室、参军。李元度“下笔千言，条理周密” ，恰能胜任文案工作，倘若顺着这条职业道路走下去，虽不敢奢望左宗棠、李鸿章那样的功勋，但如李瀚章、盛宣怀那样，幕优则官，混个一、二品大员还是很有指望的。可是，天意弄人，李元度的职场生涯终未能如此完满。
咸丰十年春，太平军定计：佯攻杭州，解南京之围。清军果然中计。江南大营旋被攻溃，张国樑、和春先后阵亡、自杀，江苏、浙江全面告急。新任浙江巡抚罗遵殿，原在湖北任职，和胡、曾等湘军领袖交谊极深，当此危急关头，自然向湘军乞援。其时，湘军诸部被太平军牵制在湖北、江西、安徽三省，无法赴援浙江。不得已，李元度又一次投笔从戎，重新扮演廖化的角色。李元度重出江湖，胡、曾都不看好他，胡林翼给罗遵殿写信说：
“（李元度）爱才如命，疾恶如仇；而所疾固多恶人，所爱未必才士也” ；此谓李军中并无人才，难以改变局面。
又给罗遵殿的儿子忠祜写信：
“李次青（元度字）、正人也，任事一片血诚，笔墨亦敏捷清挺无俗尘，军事参谋可得一当，特未可专以治兵耳” ；
但是，时穷事蹙，舍李元度以外，湘军别无他人可以援浙，故曾国藩只能将此次援浙当作一次赌博，如龚自珍所谓“看伊家国运如何”也 。不过，二人毕竟是共历患难、生死相托的交情，曾国藩对李元度此行胜败安危的关注，自当区别于其他将领。他如此描述他的矛盾心理：
“廼者浙警初闻，鄙人日夜诅其大乱，俾阁下闻变遽起，以赴武林之难；既又日夜祝其大克，俾阁下无所事事，而当俯就陋邦，完我常与。兹幸皇天后土鉴此微诚：诅有益也，祝亦有灵” ；
军人必须闻命“遽起”，书生从戎的李元度也不能例外，故曾国藩“日夜诅其大乱”，以激励李元度的斗志和杀气；但是，千里赴援，兵凶战危，亦师亦友的曾国藩固又希望他能“无所事事”，全身而退。“诅有益也”，其益处在于此种情境最能磨砺人才，或可借此机会帮助李元度完成由儒生向武将的转型，就像以罗泽南、李续宾为代表的湘军将领一样。“祝亦有灵”，则是发自内心的一种爱护，他并请精通《易经》的幕友陈学镕为李元度此行卜卦 ，想尽办法对自己和李元度进行心理暗示（“灵”），其行可敬，其心可悯。
不过，倡议邀请湘军赴援的罗遵殿还来不及看到湘军的旗帜，就因城破而捐躯，李元度也因此稍缓其行，“诅”“祝”之“益”否“灵”否，暂时无法印证。而太平军在解除南京之围后，一面在苏、浙用兵，一面向上游的安徽、江西进军，试图再度占据武汉，以控制长江流域。因此，驻扎在皖南的湘军，尤其是深处万山之中的祁门大营，感受到巨大的压力，李元度的主要任务也就由援助浙江转变为防守皖南，保卫大营，俨然成为湘军大营的“门户”。
胡林翼说，李元度虽不能战，但未尝不能守 ；曾国藩亦作如是想，故将皖南“四府一州” 全行托付给李元度，并安排张运兰、左宗棠、鲍超三军“左右夹辅”，避免他因汛地过广、头绪过多而“东瞻西顾、拖泥带水” 。当日形势，固然不利于湘军，但是，李元度倘能严守军令，立定脚跟，不浪战以求胜，不侥幸以邀功，自可圆满完成曾国藩交待的战略任务。让李元度作廖化，力或有所不济；不做马谡，则似能不辱使命，这大概就是曾国藩的如意算盘。可惜，“今亮”的称号早经左宗棠注册，这一次，曾国藩注定享受不到谈笑却敌的快乐。
5。烈女怕缠夫
咸丰十年八月十二日，太平军攻破宁国。随后，李世贤趁着横扫江浙、击溃江南大营的势头，兵发广德，来攻徽州。伯牛案头有一本历史地图集，徽州与祁门（曾国藩大营所在地），以指测，其间不能容二指，以尺度，距离不过五十公里。徽州一城的攻防战守，对于湘军，对于东南（绿营全面崩溃），乃至对于全局（第二次鸦片战争已经打响），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为了更具象的说明这层意义，可以打个比方：徽州一破，太平军围攻祁门，曾国藩就将如瓮中之鳖，坐以待毙；也可以举个实例：徽州破后，祁门被围，幕客冯卓怀因“
时事日非，愤闷异常”，乃以阅读古典名著《红楼梦》为日课，幕主曾国藩深受感染，也以钻研“红学”作为排遣 。
然则，刚接办皖南防务的李元度，肩负的责任就不止一城的存亡，而是师友的性命乃至大局的盛衰。要说曾国藩对李元度此行抱有乐观的态度，别说他人不信，他自己也不敢自信。所以，临行前，与之约法五章：
“曰戒浮，谓不用文人之好大言者；曰戒过谦，谓次青好为逾恒之谦，启宠纳侮也；曰戒滥，谓银钱、保举宜有限制也；曰戒反复，谓次青好朝令夕改也；曰戒私，谓用人当为官择人，不为人择官也” ；
大多数情况下，所以曰“戒”，并非戒其未来 ，而是禁其以往。此五戒，就都是李元度以往常犯的错误，其中，“戒浮”一条最有意思。李元度固然是“文人之好大言者”，他所用所亲之人，也以“文人之好大言者”居多。岳阳文人吴士迈是李元度的好朋友，他根据二十三史中有关军事的资料，编订了一部“治军蓝本”。李元度一见，称为奇作，遂纳入麾下，并荐诸曾国藩，欲令其回湘招募三千勇丁，统带来皖。时在湖南的曾国荃闻之，赶紧给大哥写信，“极论文士之涉于空虚”，劝他“远之”；曾国藩自己也哭笑不得，只好对李元度说：“阁下与之（谓吴士迈）至交，须劝之尽弃故纸，专从事于点名、看操、查墙子诸事也” 。其他四戒，与前述李元度之才不宜治军大同小异，不赘。
仓猝间约法五章，固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李元度的秉性；临阵时枪法大乱，则足实让曾国藩瞠目结舌。说好说歹，李元度毕竟在江西打过几场恶仗，攻城守营之事，不说有几成把握，至少有几分历练；否则，曾国藩宁可亲自上阵也不会派他代劳。可是，李元度一到徽州，就把所有经验忘了个精光，一切措施，似都用来求败。而这些失误，本都可以避免，假如他严格遵守湘军营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