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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性的大倒退。出现了这种情况，还谈什么崛起，又有谁能重整山河？
现在我国有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尽管这个政府从历史到现实还有不少令人不满意的地方，但它是我中华民族赖以继续发展，实现和平崛起的最重要条件。失去了它你就能幸福吗？请想想伊拉克吧！萨达姆固然不好，专制独裁，对一些人进行过迫害，但那时的老百姓生活、安全还是有保障的。美国给伊拉克送去了什么？民族仇杀，天天爆炸，血染两河。何日才是苦难的尽头？中国大乱以后，比伊拉克能好得了多少？中国大乱不但使中国人民跌入万丈深渊，对全世界也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到今天这一步真是很不容易，尽管过去和现在都有大家不满意的地方，但是党领导的政府是现实存在。是乱了从头另起炉灶好呢？还是从现实出发，走渐进式向前发展的道路好呢？在中国人面前一个是遥遥在望的天堂，一个是万丈深渊的地狱。中国人是会算这笔成本账的。尽管你和你的亲人过去或现在遭受过伤害，在这笔成本账面前也会以民族大义为重，做出自己的抉择。
五、制度的改革建设是一项长期任务
《中国崛起策》的一项关键内容是制度建设。政府、市场、社会各人民团体组织的权力界定，司法独立都是建成现代化国家的必要内容。所谓司法独立是说司法不受权（政府）、钱（经济）的影响而失去其公正性。制度建设最终凝结到法律，把我国建成一个法治国家。
崛起策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一段明确而精彩的叙述：“党的领导和法治国家完全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的。任何社会，只要有人类的组织和制度，就会有领导。在我国，党的领导是近现代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党的领导使得中华民族得到新生，完成了民族国家构建和统一市场构建的两项历史伟业，这是中国近现代史以来其它任何政治力量都无法完成的。”或许有的会问，司法独立，这不是脱离党的领导吗？把两者对立起来。这一问题与党和宪法的关系是一样的。党领导制定宪法，又受宪法管辖，在宪法的约束下进行活动。党领导司法，但党或党的领导人触犯法律也要受到司法追究。如美国的法官经国会通过，由总统任命，但是总统犯法，他任命的法官照样审判他，这就是权力的相互制约。党的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书记个人说了算。至于中国过去（如文革年代）有权者做出违宪违法的事，这说明全体中国人没有法治意识，几千年留传下来的封建小生产意识还在支配着人们的行为。这正是我国崛起征程的难点所在。随着社会的发展，在生产生活实践中，通过媒体舆论的传播，群众的理性维权，专家们的献言献策，中国人一定会摆脱传统思想意识的束缚，逐步走向法治国家的康庄大道。
有的网友不赞成崛起策中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根本的政治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的提法，网友还提到军队的地位问题。这不是什么敏感话题，而是由中国国情决定的现实存在。前已说明，没有中央权威，什么事也干不成。更不要说建成法治国家了。地方诸侯的尾大不掉，各级官员的下有对策，阳奉阴违，随处可见。在中国要想推动社会前进，没有中央的绝对权威是不行的。中央权威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权威，除共产党以外，没有任何政治力量能把13亿人纽在一起，拉着这个精神包袱沉重的大国向前迈进。政治制度，军队地位是现实存在，更是加强中央权威的需要，我们现在要改革的事情很多，没有必要按照西方思维方式首先去改变这两件事。当改革深入到相当水平时，人治退场，法治确立，人们的封建小生产意识已经逐步消失，现在看来很难的问题到那时反而容易找到合适的答案。
六、艰难的路程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在前进的路上极为艰难，几次错过经济起飞的大好时机。日本经过明治维新进入资本主义强国的行列，而中国的百日维新迅速夭折。辛亥革命后，又陷入军阀混战状态，新中国成立后，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可惜的是1958年犯了急躁病，走了一段大弯路。五十年代日本和我们差不多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由于我们这一折腾，又被日本人落了一大截。六十年代全世界在科技方面正是酝酿大创造大发展大腾飞的时候，毛泽东主席却误认为全世界各阶级正在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全世界都黑了，只有高举马列大旗的中国和西方明灯在为反修而战斗。随后发动了反修论战和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一折腾就是十多年。在经济方面，不但日本人把我们远远地甩在后面，亚洲四小龙也跑到我们的前面，又一次错过经济起飞的大好时机。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走入快车道，取得了全世界为之瞩目的特大成就，可惜的是又产生了一系列危及全局和子孙后代的重大失误，如环境污染，被称为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的医疗、教育、住房改革的失败，机构痈肿，贪污受贿，全民向钱看的拜金主义等等都是很难解决的一系列社会问题。
中国人走的路为什如此艰难？！其根源来自我们内部。
中国的农耕经济产生出来的小生产意识是封建主义思想的基础。中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封建主义思想体系根深蒂固，中国人的行为一直受到小生产意识的支配。几千年来经济基础与文化思想意识完全适应，并没有影响慢慢地向前发展，这也同地理环境有关。中华民族好像坐在一个大圈椅中，前面是浩瀚无边的太平洋，后面是喜马拉雅山、帕米尔、阿尔泰山围起来的圈椅靠背。中华民族在这样一个封闭环境中，各兄弟民族经过漫长的岁月，逐步溶合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清朝初年达到了鼎盛时期。此前虽有过日本海盗在东南沿海进行骚扰等局部外侵，但大体上没有外国能跨越东、西两面的天然屏障，来打乱中华民族慢慢悠悠的发展溶合进程。
19世纪欧洲发生了工业革命，生产技术产生了飞跃，进入现代大工业飞速发展时期，欧洲资本主义强国极力向外侵略扩张。中国的天然屏障再也挡不住西方的坚船利炮，海上大门洞开。西方人在撬开中国大门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人狩猎文化的理念。狩猎民族重视快速和攻击，因而形成了不依赖他人的独立意识，积极进取和团队协同的整体意识。西方各民族具有狩猎民族的特性。他们的观念是优胜劣败。这种理念是和现代大工业生产经济相适应的。快节奏，争速度是现代大工业时代的特点。在此新形势下，以小生产意识为基础的封建思想体系，不能适应现代大工业时代的要求。而这一思想体系却牢固地束缚着中国人的头脑，阻碍中国人的前进步伐。新中国成立以前和以后几次痛失经济起飞的大好时机，都是小生产思想意识造成的。解放后把企事业办成大小而全的自我封闭的无形城堡，第一把手的家长制，一言堂，分配中的平均主义。人材的单位私有制，只顾眼前的实用主义等。改革开放后，并没有认识到小生产意识的危害，而且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如从平均主义跳到贫富极度分化的另一个极端。各地都想成为地区中心，都要建成门类齐全的封闭系统。只顾经济发展，甚至于只管赚钱不管环境污染等的实用主义在全国到处泛滥。
五四运动以后，人们对封建专制、封建迷信已有认识，两千年来形成的小生产意识的思维定式，特别是官、民，上、下的思维定式却难以解决，这种思维与市场绞在一起更是不易处理。只靠思想教育，没有中央权威是解决不了的。
大家经常议论说中国始终是人治，距法治还很遥远。千百年来百姓的小民顺民意识，当官就是老爷的意识极其稳固。解放后这种意识自动溶入领导与被领导者的框架中。权就是管人的。中国的等级意识特别稳固，官本位思想溶入人们的血液之中。听说寺庙中有处级和尚、科级和尚之说。官大一级压死人。现在的工人有的不敢向工段长问加班工资的事，“你敢多嘴就叫你下岗！”改革开放前知识分子受到压抑，对当官的摆架子训人口气十分反感，对依仗权势走后门等行为嗤之以鼻。改革开放后他也当了官，口气很快变了，他那种居高临下的姿势和口吻比以前的干部更甚，攀比、摆阔、贪婪的心理与日俱增。“人家坐的是大奔驰，我还在坐桑塔那；人家的居所是250平米，我的住房才140平，我怎么了，真是！”，“人家那个办公大楼多气派，再看我局的办公内外环境，窝窝囊囊，下面说我这个局长是熊蛋包，咳！”这种心理不能说在干部中百分之百的存在，但也不是个别现象。在建立和谐社会过程中，涉及到利益分配时，来自四面八方的无形阻力，下有对策的花样百出就是很自然了。
进入官场后的另一个思维定式就是迷信武力。汉刘邦与其臣下有“马（背）上打天下”和“不能马上治天下”的议论。皇帝们认为江山是用武力夺取的，失掉江山也归纠于武力的失当。实际上武力只能治标于一时，人心向背才是兴亡的真正原因。认识到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皇帝是少数。清末镇压了戊戌变法，失去了挽救自身的最后一次机会。慈禧后来实行新政，远远远超过康、梁维新之内容，但是晚了！人心已经倒向孙中山。
当前一些地方官员继承了迷信武力的思维定式。“老百姓算个啥？禁不住一顿大棒子，就乖乖地办理搬迁手续，一下子全搬走了。”自称拆迁市长的人从武力中尝到了甜头。
以上种种心态和和思维是一代又一代传下来的，是耳濡目染的结果。具有极强的稳固性一位工人对其工段长背后发牢骚：“旧社会地主资本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