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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绩伟
我特意选出这张照片放在这篇文章的前面，是为了表达我对耀邦同志的哀思。
这张照片是一九八八年夏天在烟台拍摄的。那一年，因为他患坐骨神经痛、脊髓炎，站起来和走路都不方便。秦川同志要为我们拍一张合影。我先坐在他的沙发扶手上，他把我拉下来，紧紧地靠着他挤坐在一个单人沙发上，留下了这张令我终生难忘的珍贵照片。从一九七七年到一九八三年整整七年时间里，我主持人民日报的工作，可以说都是在他直接领导下进行的。我是他的助手，是同他并肩奋斗的战友，是他亲密的同志加朋友。七年来，人民日报的工作浸透了他的心血和智慧，人民日报许多深入人心的宣传报道，都闪烁着他的思想光辉和智勇双全的胆略。这张照片充分体现了我们这种亲密关系。
一九八九年四月，耀邦突然去世，使我陷入极度的悲痛之中。每当我为怀念耀邦而难以抑制悲痛时，我就拿出这张照片，凝视沉思，希望可以减轻一点痛苦。但是，以油浇火火更旺，越看越使我更加悲痛。七年的往事涌上心头，我不能不把这段珍贵的历史纪录下来，献给耀邦的在天英灵，献给一切关心耀邦的同志和朋友，也献给受他指导和鼓舞的广大新闻工作者。
1． 粉碎“四人帮”，我们党得到了新生，社会主义制度有了复兴的希望。但是前途茫茫，人心惶惑，到处险象丛生，我们党每迈出一步都得进行艰巨的斗争。
行路难，首先是领路者难。仔细挖掘其原因，主要是我们这支浩浩荡荡大军的司令部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不高。抗日战争胜利，打垮了蒋介石的八百万军队，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初几年，曾以为自己水平很高。可是经过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特别是经过长达十年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大跌落，很多领导人连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都搞乱套了。几千年残留下来的根深蒂固的封建专制思想，同假马克思主义的极左思想结合在一起所形成的毛泽东后期的种种错误，既是我国以前混乱倒退的思想根源，也是今后开山辟路的思想阻力。
由于对毛泽东的后期思想信奉到十分荒唐的地步：“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信仰要信仰到迷信的程度，服从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因之它禁锢了人们的头脑，束缚了人们的手脚。可是，很多人不敢反对，不敢说不，甚至连想都不敢想。我们当时的主要领导人还把这作为领导党和国家的主要法宝。他们把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继承下来，把“对资产阶级进行全面专政”的专制制度继承下来，阻碍亿万人民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放开手脚去开辟新天地。
所幸的，我们党内外并不是没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令人痛心的是在以往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对这些英才批的批，整的整，压制的压制，摧残的摧残，“长征式”和“三八式”的老同志中努力于理论研究的人，健存下来的不多了；好在还有若干后起之秀，在历次运动的反面教育中磨炼了他们，提高了他们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在这支老中青结合的马克思主义队伍中，耀邦同志是一位佼佼者，经过初期拨乱反正的斗争，他很快就被推崇到党的领袖集团中。
在这百业待兴、万难挡路的情况下，耀邦同志等第一批先驱者抓住重建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这条纲，开始逐渐破除毛泽东的个人迷信，开始批判或怀疑一些打着马列主义旗帜的极左观点，开始敢于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来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头脑解放了，手脚放开了，主人翁的意识加强了，亿万人民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了，人间的奇迹一件又一件的出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真的开始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常识，但长期受到压制和扭曲，耀邦紧紧抓住对真理标准的阐明与讨论，成为思想能够解放的关键，成为一切工作能够开展的关键。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说，一切书上写的，文件上登的，领导人说的，都要经过实践的检验。任何理论观点、名言、指示、教导，总之，任何“本本”、“条条”，经过实践检验是正确的就坚持，是错误的就否定，部分正确的就改进、就发展，一时无法检验的就留待实践继续检验。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人则认为：检验真理的标准，是经典著作，是中央文件，是领袖的指示，甚至是最高领袖的只言片语。
几十年来，我们广泛流行、习以为常的是后一种主张，它是酿成十年内乱的一个重要思想根源。十年内乱以后，仍然是当时领导层的统治哲学。领袖的话是金科玉律，丝毫也不能违反。当时，人民普遍要求认真总结十年内乱的经验教训，可是，一些领导人认为毛泽东是神，他的话是经典，他决定的事神圣不可侵犯，根本无法进行总结。当时，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提出要“拨乱反正”，就是要把多年来搞乱了的是非加以澄清，把颠倒了的黑白颠倒过来，当然也是无法进行的。当时，人民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不行，因为是毛主席定的案！人民要求邓小平恢复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不行，因为是毛主席定的案！人民悼念周总理时要称他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不行，也因为是毛主席定了的！人民要求批判张春桥姚文元的反动文章，也不行，因为这些文章是毛主席审定的！十年内乱时定的罪：全国各条战线的工作都是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的“黑线专政”。例如所谓的“教育黑线”就是这样定的罪。“四人帮”一伙对十七年的教育工作有两个估计：一是十七年的教育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二是十七年培养的学生，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后还说，大多数知识分子是挖社会主义墙脚的。这就给全国教育战线的教职员和学生扣上了反革命的帽子。人们要求推翻这些诬陷全国几千万工作人员的荒唐罪状，也不行，因为这也是毛主席审定的！总之，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粉碎了，而他们强加给全国人民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枷锁仍然紧紧地套在脖子上。
这个枷锁是十分坚固的。当时中央的主要领导人“按既定方针办”，换汤不换药地继承了毛泽东的衣钵。相当多的干部和群众虽然经过十年内乱的磨难，但还没有从对毛泽东的现代迷信中猛醒过来，仍然习惯于“按既定方针办”。
一九七七年初，粉碎“四人帮”已过去了半年多，各项工作都不能迈开大步向前进。就在这个时候，在一些秀才的参与下，写出了那篇同样“名垂千古”的、正式宣布以“两个凡是”为重大决策的文章，那就是一九七七年二月七日《人民日报》刊出的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
2． 耀邦同志之所以配称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仅因为他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更宝贵的是他善于在实践中运用这些理论，并根据实践来发展和丰富马克思主义。
早在一九七七年三月，他刚刚从“四人帮”的压制下解放出来，担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面临百业待兴、万难阻路的艰险局面，究竟从何着手？就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难题和严峻的考验。耀邦同志眼见全国冤假错案堆积如山，绝大多数开国元戎、党政要员、卓有功勋的文官武将、科学文化领域的精英雄杰，死的死、残的残，九死一生的人也妻离子散，很多人仍然处在监禁劳改之中。他想，如果不赶快为他们纠正冤假错案，平反昭雪，把他们解放出来恢复工作，那么，“文革”后濒于崩溃的国民经济以及破败的政治残局，又由什么人来收拾和挽救呢？
于是，手里刚刚掌握有一点权力的胡耀邦，正确地选择了突破点，他最先日以继夜所努力的事，就是如何千方百计地促进平反冤案和解放干部。
他一到中央党校，就找了几位同志一起讨论酝酿，共同商量，并取得一致的认识，先撰写一篇文章，题目就是《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对这篇文章，他字斟句酌地一改再改，一再征求一些同志的意见。我当时是人民日报的总编辑，他同我商量过好多次，他把原稿交给我，商定登一个版。我把排好的清样送给他，他还是一等再等。他先后改了十几次，就像一个即将临阵杀敌的勇士一样，把自己的宝剑一磨再磨，不轻易出鞘，最后选定在一九七七年十月七日，粉碎“四人帮”一周年的纪念日，才在《人民日报》上刊登出来。
这篇文章有如万里惊雷，引起了全国上上下下的热烈反映。多少人全家老少聚集在一起，满脸热泪，一再阅读这篇文章，认为这是粉碎“四人帮”以来最得人心的决策。推翻几十年来的一切冤案，使千百万含冤负屈的人们重见天日，恢复工作，恢复正常人的生活大有希望了。人民日报每天收到的电话不断，一个月之内收到读者来信和电报一万多封，文章的作者在两个月内收到两麻袋的信件，表示对这篇文章百分之百的支持。
但是，当时的中央组织部长对这篇文章却坚决反对，说它是一株大毒草。中央组织部的大批老干部顶着组织部长的压力，在组织部大楼内贴满了大字报，热烈响应《人民日报》发表的平反冤案、解放干部的号召，反对那位部长的倒行逆施。这些老同志把一大卷一大卷的大字报送到人民日报编辑部，报社根据胡耀邦的指导思想，把这些大字报加以编辑，编写了一份内部材料。
报社把这份材料也送给了耀邦。他焦急万分，一面翻阅着这些老同志的大字报，一面在办公室里来回转圈。他把那篇文章的作者找来，又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