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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一年三月十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用自我批评的方法清理极左思想》，这也是党校理论动态刊物的同志在耀邦主持下写的。当时，胡乔木等人总想把中央以反左为主的方针，扭转为以反右为主的方针，这篇社论批评了这种观点，阐明多年来左倾路线影响的危害。这就触到了那些坚持左倾路线的同志的痛处。他们中有人向小平同志告状，说这篇社论有严重的片面性，全篇“只说防左，有二十几处，却一处反右也不讲”。他认为应该提“有左反左，有右反右”。小平同志找了几个同志（有我、周扬、胡乔木等）谈这篇社论，认为“这篇社论没有大错”，但也表示同意“有左反左，有右反右”的提法。这就在实际上给那些人以口实，有利于他们用“有什么反什么”来纠正中央“以反左为主”的方针。因此胡乔木等人就如同得到了尚方宝剑一样，决定马上向全国发一个通报，他们还写了通报的草稿，表面上是批评《人民日报》的社论，实际上是批评耀邦同志。这时，邓力群领导的中央政治研究室的一位副主任，是我的老朋友，他特地打电话给我，要我承认这篇社论错了，但不要说这篇社论是耀邦主持撰写的。我一听就感到味道不正，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把戏。他口头上说“不要向上面推责任”，骨子里是要由我来承认错误，以便证明耀邦错了。我答复这位老朋友：“如果那篇社论真的错了，耀邦同志也错了，我当然承担一切责任，决不向上推。但是我还是认为那篇社论没有错，耀邦同志也没有错，我就不能承认错误，不能承担什么错误的责任。”
我当时感到不对味，因为中央已经研究撤销华国锋党的主席而改选耀邦同志作主席。如果恰恰在这时向全党发出批评人民日报社论的通报，必然使大家认为耀邦在大政方针上出了错误，这显然是同党的决策唱反调的。我当时没有看出他们是不赞成选耀邦作主席，所以我很老实地给胡乔木和邓力群写了一封信。后来这个通报没有发，不知是不是我的信起了一点作用。
现在根据我手里的底稿，把这封信抄在下面：
乔木、力群同志：
这个通报牵涉较大，搞得不好会不利于安定团结，希望三思。
小平同志在三月二十六日讲到《人民日报》三月十日的社论时，曾说过大的问题也没有，但要弥补一下。我们已经请中央党校的同志再写一篇，说明除了克服左的错误以外，也要注意另一方面的问题。另外，错误思想要清理，但不是人人过关。我以为再发表这样一篇文章，十日社论的缺点就得到了弥补。小平同志说，不必再写社论，可以用文章形式。他的意思显然希望不要使分量显得太重。现在发通报，分量就太重了。
对十日社论，我可以承担责任。但问题是这篇文章事先在《理论动态》上登过，其中有些话是耀邦同志的原话，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也讲过。而且耀邦同志审阅过一事，早就传出去了。如果这个通报一发，党内许多同志势必纷纷猜测中央在这个重大问题上不一致。这样做，显然是不符合小平同志的原意的。
小平同志在三月二十六日还说，作为领导思想来讲，左右都不好，但重点克服左。陈云同志指出三十年来的主导思想主要就是克服左的错误，这一点是明确的。至于具体到下面某个人，当然应该是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不要不加分析地乱上纲上线，贴上左的和右的标签。多年来，我们每次政治运动中，不是反左就是反右，而且一反就反到群众头上，上挂下联，都成了路线问题。
通报提出：要注意，右的方面的东西往往和反革命活动的言论一起反对四项基本原则。我以为，多年来，许多人之所以宁左勿右，就是因为什么“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左比右好”。通报这一提，“恐右病”又有根据了。实际上，左的东西也可以同反革命结合，“四人帮”就是例子。近来，下面一些反革命活动中，许多就是以左的面貌出现的，是同“四人帮”残余合流的。近一个时期，报社每天平均收到十几封信，猖狂攻击中央领导同志，叫嚷现在变修了，打着保卫毛主席的旗帜，要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这种情况，值得注意。
以上意见可能不当，请你们考虑。此致敬礼！
胡绩伟 四月四日
在这一事件发生的两个月后，出现了批判《苦恋》的事件。又一次显露出那些左倾势力对胡耀邦同志所处领导地位的挑战。这件事也是同人民日报的宣传联系在一起的。
作家白桦写的《苦恋》改编成电影《太阳与人》后，引起了有关方面的注意。这部影片描写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到残酷打击和百般凌辱。在他难以维持生存的情况下，不得不离开祖国。当他痛苦地离去时说：“我爱这个国家，但这个国家不爱我。”于是就被认为宣扬了“不爱国”的错误思想，进而上纲上线为：“不爱社会主义就是不爱国。”
一九八一年五月，《解放军报》发表了长篇批判文章，看来就要开始一场对《苦恋》的大批判运动。这篇长文给《苦恋》扣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治帽子。甚至说：这个电影“只能使人得出这样的印象：共产党不好，社会主义制度不好，不爱社会主义还说得上什么爱国主义呢？”又说：“自由化的核心就是反对党的领导，没有党的领导也就没有社会主义制度。”
当时，《苦恋》这本书和《太阳与人》这部影片都被禁止发行和禁止放映，人们根本不知道它的内容是什么。这篇批判文章一登，社会上以为“狼来了”、“文革”式的大批判运动又要来了，国内国外都引起震动，纷纷猜测我国的政治动向。文艺界更是议论纷纷，甚至有一些恐慌。耀邦同志要大家冷静一点，先把对《苦恋》的批判冷下来，再研究对策。可是当时负责管理思想战线的主帅胡乔木却一再下命令，要人民日报转载军报这篇批判文章。报社文艺部同志同文艺界领导同志商量，认为这篇文章带有“文革”时“打棍子”和“大批判”的色彩，不能以理服人，如果人民日报一转载，就表明中央同意他们的观点和他们的作法，所以我们坚持不转载。人民日报这种按兵不动的态度，对文艺界和广大读者的惶惶不安情绪是一种安慰。当时，我们还不敢站出来为《苦恋》说话，只能说军报的文章火气太大，缺乏说服力，人民日报只能自己写一篇。
胡乔木知道人民日报坚持不转载，后台是耀邦撑腰，因而，他把这个官司告到邓小平同志那里。小平同志在七月十七日召集周扬、王任重、朱穆之、曾涛和我讨论对《苦恋》的批评问题。周扬、曾涛和我都谈了自己的意见，取得了暂时的胜利。
暂时的胜利，就是认为《苦恋》有错，应该批评，但军报那样扣上“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是“大批判”式的打棍子的作法，因而人民日报不能转载，决定由文艺报编辑部另写一篇具有说服力的批评文章，写好后由人民日报转载。结果，这篇文章，在周扬、张光年同志的主持下，由唐因和唐达成二人执笔，文联党组经过多次讨论审阅修改，终于写成《论〈苦恋〉的错误倾向》。由于得到耀邦和仲勋同志的指导和关心，特别是得到文联党组比较一致的支持，因而各方面对这篇文章都比较满意。文章在《文艺报》十九期上发表，《人民日报》一字不改地在十月七日全文转载，使对《苦恋》的批评既达到弄清思想的目的，又避免了一场大批判的偏向。那些左倾权威利用批《苦恋》发动一场大批判运动的打算，由于文联党组和人民日报的抵制，没有变成事实。这场没有成功的大批判运动，是国内外十分关注的政治事件。
10． 一九八三年，爆发了对周扬、王若水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的批判，开始所谓“清除精神污染”运动，问题也就表现得更清楚了。
按我们习惯的说法，这是一场路线斗争。这场斗争的特点，我以为：一是坚持左倾路线的同志总想发动一场“大批判”的政治运动；二是不仅要批判他们所内定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观点，而且主要是为了打击、压制那些在思想理论上有独到见解的异己分子；三是每次政治运动的直接斗争对象都少不了人民日报，都是为了要完全控制这块十分重要的舆论阵地。人民日报在耀邦同志直接领导下，坚决推行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路线，凡是在《人民日报》上登的进步的理论观点，在人民群众中产生很大影响，更加引起他们的忌恨；四是他们每次政治运动的更大目标，就是要动摇正确路线的领袖人物胡耀邦的领导地位，以期达到完全把他推倒下台的目的。他们认为耀邦同志是他们推行左倾路线的强大阻力，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保护人。在一九八七年推倒胡耀邦的一条主要罪状就是“保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重点人物”。
乔木同志二月十六日同报社三人的谈话，剑拔弩张地批评了耀邦同志。过了一个月，三月十六日，周扬同志在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纪念会上，宣读了论文《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又惹得乔木同志大为恼火。在这篇文章中，周扬同志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明确提出：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的发展，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他特别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的原理，着重提出要重视人的尊严，提高人的价值，促进“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这篇文章的精神同耀邦同志一贯强调发挥人民群众主人翁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是一致的，同一月二十日的讲话精神是一致的。
这是一篇十分重要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