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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社把这份材料也送给了耀邦。他焦急万分，一面翻阅着这些老同志的大字报，一面在办公室里来回转圈。他把那篇文章的作者找来，又把人民日报的同志也请来，经过反复研究，又写成了第二篇平反冤案的评论《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认真落实》，他同我商量，用“本报评论员”的名义，刊登在十一月二十七日的头版头条地位。而且在一版配合发表了五封读者来信，为平反冤案、解放干部，发射了第二颗重型炮弹。在发表这篇评论以后的半个月，就是在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五日，中央决定撤换组织部长，胡耀邦同志被任命为中央组织部的新部长。他掌握了更大的权力，感到担子更重了，立即开始了全国的平反冤案和解放干部、安置干部的工作。他一方面开始了极为繁重复杂的组织工作，一方面继续组织撰写了一九七八年一月十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评论员文章《切实整顿组织部门落实干部政策》和一月十九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切实清理干部积案落实干部政策》，同时，他建议人民日报在显著地位刊登各地开始落实干部政策的消息。
平反冤假错案是一场十分艰巨的斗争，各方面的阻力很大，首先是各级组织部门。各地方各条战线上的冤假错案一时解决不了，人们就纷纷到各省市委、中央各部委和各级党报上访，一时间上访人员激增。耀邦同志决定召开信访工作会议。中央办公厅一九七八年九月全国信访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上耀邦提出：落实干部政策的根据是什么？是事实，也就是干部过去的实践。判断对干部的定性和处理是否正确，根本的依据是事实，经过对实际情况的调查核实，分析研究，“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耀邦同志提出的这“两个不管”的方针同“两个凡是”是尖锐对立的。谁知中央办公厅的负责人，竟然把中央组织部长的这段讲话在出简报时一笔删去，可见阻力之大。
“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阻挡着平反工作的进展。耀邦同志更加认识到，要比较顺利地开展平反工作，必须在思想上、理论上和政策上扫清“两个凡是”的势力。这是甘冒“逆鳞”大罪的危险举措。因为“两个凡是”正是当时的中央主席华国锋和副主席汪东兴所坚持的观点。他们曾经正式宣布：“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众所周知，建国以来，所有最重大的冤案，都是毛泽东作出的决策，甚至是他亲自作出的指示。比如反右派、反右倾，比如批斗、罢免彭德怀，比如诬陷害死刘少奇，比如两次打倒邓小平等等。要平反冤假错案，就不仅要触犯“英明领袖华主席”，更主要是要触犯“伟大领袖”毛泽东。既然是他老人家钦定的，哪个吃了豹子胆的人敢去太岁头上动土！
正是胡耀邦，他有理有据、理直气壮地敢于去触犯这个“逆鳞”，敢于在太岁头上动土。因而，在吹响平反冤案的号角以后，耀邦同志毅然决然地策划和组织对“两个凡是”观点的批判。先从思想理论上阐明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社会实践，而不是领袖人物的某一句话、某一项指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
作为中央党报的总编辑，我深深感到，耀邦同志堪称为一位杰出的宣传工作的组织领导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原则》两篇传世佳作，就是经过他亲自设计主题内容、亲自组织人员撰写，亲自修改定稿的。他组织党校的理论动态、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和新华总社联合作战，密切配合，开展这一场大讨论，在思想理论上解除了平反冤假错案最大阻力的思想武装，保证了这场斗争的不断前进，扩大战果，取得了空前的伟大胜利。
当然，这场大讨论的伟大意义，还在于端正了我们党的思想路线，为我们党正确的组织路线打下了理论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此作出了高度的评价。
3．应该说明的是，当耀邦同志领导发动平反冤案和真理标准两场大斗争时，他仅仅是一位中央委员，仅仅是党校副校长和组织部长。到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他才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随后调任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长，对人民日报才建立正式的领导关系。在这之前，他对人民日报实际上已经产生了领导作用。他对我并没有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我之所以在实际上接受他的领导，仅仅是因为我们之间志同道合，因而建立了相当密切的工作和友谊关系。
我和耀邦之间的比较亲密的联系，发生在“文革”后期。“文革”以前，我们虽然有一些接触，由于我这人不善于结交朋友，我们只是一般的同志关系。“文革”后期，一九七四年下半年，我得了严重的肝炎，经常到协和医院去看病。这时，在周总理的关怀下，像我们这些副部级以上的干部，恢复了相当优越的医疗保健制度，我们这些中央直属单位的领导干部，都在协和医院的第二门诊部看病。在这期间，我与耀邦同志常常在医院里碰面，我们在等待医生诊病的空隙进行过几次亲切的谈话。我们一见倾心，对党和国家的大事，对当前的主要问题和重大的历史事件，都有十分一致的看法。当时我们都是被批斗的“黑帮”，在行动上都失去自由，但是在看病的时候，恰恰摆脱了监管。我们不仅可以因看病而相遇，也可以以看病为由而相约聚会。到一九七五年下半年，在邓小平复出开展全面整顿的时期，他解放出来调到中国科学院担任核心组的第一副组长，我被借调到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他领导起草的《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我参加写作的《论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就是在邓小平再次被打倒后受到批判的三株大毒草中的两株（另一株是由国家计委起草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的二十条）。从这时起，我经常到他家去拜访。
恰好，他的妻子李昭同我的妻子胡一哉，“文革”前曾经同时担任过北京市纺织局的副局长。我们夫妻经常到他们家作客，都不在客厅闲谈，而是在他们的卧室里促膝谈心，交换消息，分析时局。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立即去向他通报消息，他说他早就知道了。过了几天我去见他，他说叶帅派叶选宁去看他，他给叶帅带话，说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的事业面临中兴时期，一切工作都面临重新整顿，要全面振兴中华。他详细地给我解释他带给叶帅的话：“中兴伟业，人心为上”。他说，当前什么是人心？“第一是停止批邓，人心大快；第二是平反冤假错案，人心大喜；第三是把生产搞上去，人心乐开花。”耀邦同志对问题深思熟虑，再思三思，所以他的话总是出口成章，文情并茂。他说的“人心大快”、“人心大喜”、“人心乐开花”，十分精彩，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我在一九七七年一月被正式任命为人民日报总编辑，他在三月被任命为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我们之间的关系就更加密切起来。他在宣传上有什么想法和打算，总是找我商量，我在宣传上有什么计划和问题，也总是向他请教。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他任中央秘书长兼宣传部长以前，他对我并没有工作上的领导关系，但我总是把他当作长者，当作兄长。虽然他仅仅比我大一岁，但他是长征干部，阅历比我丰富得多，我自觉地接受他的思想领导，在重大的宣传布署上，自觉地接受他的组织安排。比如前面提到的关于平反冤案和真理标准的宣传。他是一位杰出的党的组织工作的领导人物，又是一位杰出的宣传工作的领导者。
在平反冤案时期，他不仅为人民日报准备了那篇著名的文章，而且还继续指挥人民日报配合平反工作的实际进展，连续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人民日报也主动地进行配合，陆续刊登了一些很好的读者来信和各地落实干部政策的新闻。耀邦同志看到这些来信和新闻，都马上打电话，鼓励和表扬我。比如我们刊登山东第一次给一个大队支部书记摘掉“走资派”帽子的新闻，还配合发表了一篇评论员文章；对于新华社发的宁夏落实干部政策的长篇通讯，人民日报作了三行通栏大标题，耀邦同志都给予我们很高的评价。
在整个平反右派的伟大战役中，耀邦同志也很注意充分调动人民日报的积极性。他所召集的重要会议，总要通知人民日报、新华总社等新闻单位参加，我们不断写出新闻及时报导。记得《人民日报》发表公安部为右派全部平反的新闻，在全国引起震动，对推动平反右派工作起了很大作用。一九七八年九月，中央组织部等五个部拟出《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的中央“五十五号文件”转发全党的时候，耀邦同志在事先就指挥新华社写好了《全国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新闻和《人民日报》的社论《一项重大的无产阶级政策》。可以说，在整个平反工作进展期间，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是密切配合并肩作战的，充分体现了耀邦同志的组织领导天才。
这个时期，人民日报为平反冤案、解放干部，也在千方百计地作促进工作。比如在陶铸同志平反前，发表了他女儿陶斯亮的文章；陆定一同志平反前，编写了他的夫人严慰冰写的关于他遭受迫害的内部材料报送中央；对于刘少奇同志的平反，人民日报也编发了王光美同志写的内部材料。我们还特别重印了几千份延安时期党中央编印的《整风文献》，其中有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是在“文革”中被全国批判的“黑修养”，这本《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