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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说生命是无价的，因为缺少几百元或者几千元，一个活生生的生命就会消失，这就是生命的价格。
“小林，你说得对。我在非洲呆过，在那里，一支青霉素就能够救一条命。可是，那里的人们却穷得根本买不起一支青霉素。那里的人，能够活到30岁就非常不容易了，原因就是医疗条件太差了。”李惠说道。
林振华道：“李姐，你现在明白了吧，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要让百姓健康，就必须挣钱，而挣钱的过程中，可能会有污染，又会损害百姓的健康。这就是一个矛盾。”
“可是，不污染也同样可以发展经济啊，你看人家西方国家。”李惠反驳道。
林振华道：“我们没有他们的技术。如果有那种又清洁、附加值又高的产业，西方国家肯定会攥在自己手上的，以我们目前的实力，根本竞争不过他们。作为后起国家，我们只能选择这种又脏、又累的产业。”
关于发展经济与避免污染之间的关系问题，后世曾有过大量的讨论。站着说话不腰疼者认为，宁可不发展，也不能有污染，否则就是大逆不道。对于这样的观点，林振华是不能接受的。非洲倒是没有污染了，但非洲人民的生活很幸福吗？GDP崇拜固然不对，但没有GDP，你拿什么去改善人民的生活，拿什么去提高人民的福利？
即便是西方国家，也并非从一开始就能够过上如此舒服的生活的，他们今天的富裕，也是建立在昨天的艰辛之上的。伦敦也曾经是雾都，芝加哥、伯明翰这些老牌工业基地，曾经都是烟囱林立，烟尘蔽日的人间地狱。这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规避的代价。
“照你这么说，我们就永远都得做这种又脏又累的工作了？”李惠问道。
林振华道：“放心吧，李姐，这只是一个过程而已。我向你保证，最多20年时间，我们就能够和西方国家平起平坐了，到那个时候，咱们也可以把防治污染放在最最重要的位置上，有污染的产业坚决不做。不过，在这之前，我们还必须忍受这一切。”
李惠无奈地摇摇头，说道：“小林，我发现你永远都有一套说法。我也不知道你说的对不对，不过，作为一个医生，我还是不能允许你让工人在这样的环境下长期工作。”
林振华苦着脸问道：“李姐，我说了半天，全白说了？”
李惠想了想，说道：“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我提两个要求，如果这两个要求你能够做到，我想对于这个车间里的工人受到的损害将可以降到最低。”
“没问题，别说两个要求，100个要求都可以。”林振华信誓旦旦地说道。
李惠道：“第一个要求，所有的工人工作期间必须戴专门的口罩，口罩的夹层中要有活性炭，用于吸附空气中的有毒物质。”
“完全可以。”林振华道，“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去采购一批防毒面具。”
“防毒面具倒没必要。”李惠笑了起来，眉毛弯成了一道好看的弧形。她对于林振华总的来说还是挺满意的，汉华重工的劳动保护在浔阳市的各家企业里做得是最好的，林振华身为常务副总，还亲自站在这里和她商量劳动保护问题，这就非常难得了。
“第二，工人的工作时间要严格限制。每班工人的工作时间不能超过4小时，每周工作时间不能超过20小时。”
林振华点点头：“这个也没问题，我让他们上半段在这个车间工作，下半段换一个工种就是了。”
“第三……”李惠继续说道。
“李姐，不是说只有两个条件吗？”林振华笑着问道。
李惠道：“这个不算条件，只是一个建议。你们应当把这个车间的工作定为有毒作业，要给工人发健康津贴。此外，建议在这个车间工作的工人，要经常吃猪血、绿豆等，这些都是有助于排毒的。还有，每隔三个月，你要让他们接受全面的体检，如果发现有中毒征兆，就不能继续工作了。”
“好，我全盘接受。”林振华欣然应道。
278有声有色
278有声有色
进入1986年的夏天，何海峰预言的经济硬着陆终于发生了。
当年的中国，处于一个新旧体制转轨的时期。一方面，国家放松了对地方的管辖权，允许地方拥有投资、外贸、劳动用工等权力；但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又尚未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经济主体，最突出的一个特征，就在于其缺乏预算约束，不管花多少钱，最终都是要由中央政府来买单的。
有投资权利而且没有预算上的约束，从经济理论上说，地方的投资将趋于无穷大。在1985年的中国，恰恰就是这样的情况。各地政府竞相上马各种项目，在地方官员的脑子里，根本就不存在“缺钱”这样的概念。银行是受制于地方政府的，它们不敢违逆地方官的指令，因此不惜以透支的方式不断地向地方政府发放贷款，导致投资规模远远超出了经济可承受的范围。
何海峰曾向林振华说起过，一部分学者提出了软着陆的设想，希望在中央政府的主导下，各地方政府能够主动地压缩基建规模，使经济逐步恢复到正常状态。但事实上，这种设想仅仅是一种空想而已，没有一个地方的政府愿意当这个冤大头，大家都希望别人压缩，这样自己就能够从压缩中受益。当所有的人都这样思考问题时，经济学中著名的囚徒悖论就出现了，其结果就是整个经济的热度持续上升，直至崩溃。
经济崩溃的原因是很简单的，那就是资源的约束。预算在没有约束的情况下，可以趋向无穷，但这些预算最终必须变成建设所需要的钢材、水泥。当这些物资无法保障的时候，庞大的基建就不得不停止了。在这个时候，市场上物价飞涨，外汇严重短缺，一些企业由于缺乏原材料而无法进行生产，从而出现了严重的亏损，整个国民经济陷入了困顿之中。
在其他企业面临严重困难的时候，汉华重工几乎是一枝独秀般地表现出了勃勃生机。
汉华家居公司以运动型自行车为主打，继续保持着在国际市场上的热销态势。在国内原材料供应紧张的情况下，林振华采取以商养商的方法，用出口产品所获得的外汇，从国外购入原材料，保证了生产的顺利进行。
汉华化工设备公司的出口设备生产进展也非常顺利，在亚非拉各地，汉华重工同时铺开了六七个工地，一船船的设备漂洋过海，赚回大量的利润。由于这些工程的示范效应，一些后续的项目也陆续到来，形成了良性循环。
业务繁多带来的一个副作用，就是销售处的工作人员忙得不亦乐乎。褚红阳和舒曼两口子成天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和各地客商签订合同，以至于连生孩子的时间都没有了。褚红阳的父母为这事，没少埋怨林振华。
机床公司所生产的百余种机床附件目前在国际上已经颇有声誉，被列入了几十家知名机床企业的推荐附件名录。胡妫给机床公司搞了一套质量管理体系，使得机床附件的产品质量上了一个新台阶。
废旧金属回收公司早已正式挂牌，乔海从德国弄来一大批废旧机床、电器，在废旧金属回收公司经过翻新改造后，重新进入了市场。这些几百美元一台买来的旧设备，稍加修复就能卖到几千甚至上万美元，利润率高得惊人。乔海本人也赚了个盆满钵满，没事就在心里偷着乐。
业务不断发展的同时，汉华重工的队伍也在不断地扩大。
项哲、胡妫等人的加盟，开启了海归进入汉华重工的大门。许多在单位上郁郁不得志的留学归来人才，受到项哲等人的示范效应影响，纷纷从原单位辞职或者停薪留职，来到浔阳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小城市，成为汉华重工的一员。
这些人的学历是如此辉煌，你如果没个什么麻省或者耶鲁的双料硕士学位，都不好意思显摆。在汉华重工的厂区里，英语、日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都能够听到，连省里搞外事接待的时候，都要跑来向林振华借几个小语种的人才去帮忙。
国内高校的毕业生也大量地涌过来了，与前两年相比，如今的大学生思想更开放，对于编制之类的问题看得更淡了，他们需要的只是一个能够让他们发挥作用的天地，当然，汉华重工许下的优厚待遇，也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
随着技术人才的增加，林振华把韦东齐的技术处和卫景文的电子研究所合并，建立了汉华研究院，统一管理汉华重工的所有技术工作。韦东齐担任了院长，卫景文和范世斌担任副院长，马杰、方延武、许伟等人分别担任不同研究室的主任，麾下各有一个非常壮观的团队。
40万吨大化肥设备、家用冰箱压缩机等几个主打产品的研发搞得轰轰烈烈，在若干个关键环节上都取得了突破。新材料、新工艺的研究也都做得有声有色，各种专利如雨后春笋一般在浔阳这片土地上萌发出来。继机械系之后，华青大学的化工系、精仪系、电子工程系等都将汉华重工列为自己学生的实习基地，双方的合作项目最远签到了10年以后。
在管理方面，项哲、胡妫等人开始崭露头角。他们带来了国际化的管理手段，为汉华重工制订了一系列规章制度。整个公司的人财物、产供销等方面的管理都变得井井有条，不再是过去那种凭感觉管理的状态了。
应当说，这支国际化管理团队的空降，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项哲等人刚刚开始进入管理团队的时候，他们的管理理念与谢春艳、朱铁军、郎冬这些老人产生了严重的冲突，在公司的各种会议上，大家经常吵得面红耳赤。
还好，在汉华重工有林振华这样一个承上启下的人物，他已经得到了老一代的充分信任，同时又能够与年轻一代进行对等的沟通。每次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都是林振华出面调停，最终让双方互相理解对方的意见，以达到思想上的统一。
不知道经过了多少次这样的碰撞，两代管理者的磨合已经初见成效了。最明显的证据，就是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