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知了。当然，这都是余话了。
五、一个“怪人”
但凡大智慧的人，都有一些在小聪明上不及凡人的地方，或者不妨说他们都是俗人眼里的“怪人”，而哲学家更是“怪人”中的“怪人”。金岳霖也有许多诸如牛顿“大猫走大洞，小猫走小洞”的逸闻。他的有些“怪诞”，后来是人们见怪不怪。如他研究哲学和逻辑，也酷爱文学，从西方的普鲁斯特到中国的《江湖奇侠传》，他都爱读，尤其是《江湖奇侠传》。如果他看了今天台湾导演李安拍的电影《卧虎藏龙》以及金庸的小说，恐怕更是兴味无穷。再如金岳霖进入新社会为接触社会、观察生活，坐在乎板三轮车上逛王府井大街的“怪诞”举止，这在许多老知识分子身上也多有体现，如俞平老等。其中况味，有人说大有“悄立市桥人不识，一星如月看多时”的意境，不曾想，却成为人家眼中的“风景”了。
六、金岳霖的学生
“怪师”出“怪徒”，其弟子沈有鼎，时常戴着一副近视眼镜，头发和胡子也总是邋邋遢遢的，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长衫，也不系扣子，一边走路，一边思索着微笑或喃喃自语，只要有人向他提问题，他就会拉着你讨论不休。他还经常出现在“西南联大”附近的茶馆或小饭馆里，随身提着一只小小的破旧箱子，里面装了书和零碎的钱，因为他常常请人喝茶来讨论问题，茶是请你喝了，但只有当他觉得你的意见有意思时，才肯让你吃他买的那碟花生或者瓜子。在“西南联大”，不管是哪一个系的教授开的课，只要他感兴趣，就会去旁听，有时还会站起来发问，甚至插嘴说你讲错了，常常搞得教授们下不来台，这也包括金岳霖。有一次金教授提到一本新出版的数理逻辑专著，沈有鼎从容站起来说：这本书你是读不懂的。金先生悄悄坐下，却不以为忤。
金岳霖的学生有名者可谓多矣，如汪曾祺、周辅成、殷海光、冯契、王宪钧、任华等，他最得意的弟子，当属王浩。据说在“西南联大”时，金岳霖经常在上课时与王浩探讨问题，旁若无人。至于殷海光，金岳霖曾回忆说：“殷福生是当时要学逻辑的青年，写信给我要学这门学问，我问张东荪，有什么青年可以做的事，挣得点钱过日子。他说那好办。我就让殷福生到北京来了。来了之后，张东荪说没有事给殷做。我只好维持殷的生活。”殷福生就是殷海光，这位当年西南联大的学生，曾经是怎样的目无余子呵，但他又宣称：“在政治信念上，我坚持民主自由。可是，喂！咱在气质上却又崇拜拿破仑、隆美尔，深喜卓越超群的人物，欣赏一世风云儿，又艳称罗素在知识领域中出人头地的成就”，当然也就包括了他的老师的金岳霖。你听，殷海光曾是这样描述当年金岳霖对自己的影响：“在这样的氛围里，我忽然碰见业师金岳霖先生。真像浓雾里看见太阳！这对我一辈子在思想上的影响太具决定作用。他不仅是一位教逻辑和英国经验论的教授而已，并且是一个道德感极强的知识分子。昆明七年的教诲、严峻的论断，以及道德意识的呼吸，现在回想起来实在铸造了我的性格和思想生命……透过我的老师，我接触到西洋文明最利害的东西——符号逻辑，它日后成了我的利器。论他本人，他是那么质实、谨严和易，幽默，格调高，从来不拿恭维话送人情，在是非真妄之际一点也不含糊。”甚至到了台湾之后，殷海光仍然压制不住自己对金岳霖的怀念，甚至还将哈耶克与之并提，说：“我和他（哈耶克）讨论时，除了学识上的滔滔不绝以外，所表现的爱智的真诚，在中国文化分子里我只见于本师金先生等少数学人”；甚至，在殷海光哀叹“我从来没有看见中国的知识分子像这样苍白失血，目无神光”时，他也禁不住缅想起对西南联大、对金岳霖的无尽怀念，“我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读书时，在一个静寂的黄昏，同我的老师金岳霖先生一起散步。那时种种宣传正闹的很响。我就问金先生，哪一派是真理。他并没有特定的答复这个问题。深思了一会，他说：‘凡属所谓时代精神，掀起一个时代的人兴奋的，都未必可靠，也未必能持久。’我接着又问他：‘什么才是比较持久而可靠的思想呢？’他说：‘经过自己长久努力思考出来的东西……比如说，休谟、康德、罗素等人的思想。’这一番话，我当时实在并不很了解。现在，事隔二十多年，我经过了许多思想上的风浪以及对这些风浪的反思，我想老师之言我完全了解了。”（以上引文均见《殷海光文集》第4卷《书信与随笔篇》，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也是在金岳霖完全大异于殷海光所记忆中的金岳霖之时，即思想界“不归于杨即归于墨，寝假而成气候”的时候，殷海光却在踽踽独行，默默思考，当时在他向友人索要的书籍目录中，赫然还有“中共早期‘斗争’金岳霖、潘光旦等先生的资料”。
七、晚年的金岳霖
金岳霖早先在美国是读商科的，后来他说：“簿计者，小技耳。吾长七尺之躯，何必学此雕虫之策！昔项羽之不学剑，盖剑乃一人敌，不足学也。”于是他改攻政治学（其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的同窗有胡知、张奚若、宋子文、孙科、蒋梦麟等），但自获得了政治学博士的学位之后，又对哲学和逻辑学发生了兴趣，所以改行研究哲学和逻辑学（回国后参与开创了清华哲学系）。至于现实的形而下的政治，他只有异邦零碎的认识，如他留学美国时所居住的美国式家庭，他以为那是“民主美国的脊梁骨”。在他的学位论文中，更亟叹州政府首长“不是暴君的代理人，而是人民的公仆”。至于本土中国的政治现实，他终究是懵懂的，“好人主义”的他曾以为如果“好人”即优秀分子“成一个团体，费几十年的工夫，监督政府，改造社会，中国的事或者不至于无望。”即使他和张奚若等发起成立了所谓“中国自由主义者同盟”，也于现实中国无关痛痒。此后，他在西哲罗素和休谟的召唤下，放弃了政治学而转向逻辑学，因为前者充满了“厚黑学”的龌龊。特别是由于中国特色的政治，金岳霖“恨屋及乌”——“无论哪国的政治——极觉得灰心”。后来，时代要求他成为走出象牙塔和书斋的哲人，这不免为难了他。余世存的《非常道》一书中提及金岳霖，说金岳霖曾自察他们这些知识分子在阶级立场上跟罗素完全一样，也就顶多是思想上的“费边社”的社会主义而已。不过在精神和气质上，这位曾表示“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子上唱歌”的哲人还是承传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五四”传统，在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发表后，西南联大的教授们非常反感，金岳霖甚至拒绝阅读这本每人必须阅读的“最高领袖”的著作。这位宣称要“在是非真妄之际一点也不含糊”自察是“基本上没有拥护旧世界的要求，也没有打破旧世界的要求”的哲人，是带着负罪感进入新社会的，又竟至在新社会的各项政治运动中积极地批梁漱溟、费孝通、章伯钧，甚至是自己曾崇敬的罗素以及自己创立的（唯心主义）哲学和（资产阶级）政治、教育思想，并与钱钟书、王佐良等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翻译《毛泽东选集》的工作中，又很快申请要求入党，这就似乎有些突兀了。
其实，“笃实”君子如金岳霖，在“真纯”性格的支配下，和许多中国知识分子一样，都不免显出他们“软弱”的一面。对此，于光远先生曾引用他人的话说：金岳霖“在建国后，经常作‘深刻’的检讨，有些过分，对别人的批评也偏左，有言不由衷地应付局面、但求过关的表现”。因于光远“对金岳霖从来就有很好的印象，我不信他会有任何在认识以外其他不纯的思想。”（《金岳霖——我“最”老的“老”朋友》）那么，所谓“真纯”，这除了他是真心服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外，更多的可能是他作为一个粹然学人的天真或稚气，即于光远所认为的：“他研究马克思哲学的时间毕竟不够长，又没有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实践，缺乏这方面的经验，……这完全是他出自真心，没有见风驶舵、人云亦云的因素，因而他写的东西是用自己的真实思想、用心写的。”于先生这番分析，洵为的论。此外金岳霖的学生周礼全也说得极好，他说：“我也赞成‘春秋责备贤者’。人是有自由意志的。一个人，若不能摆脱当时社会条件的束缚，若不能抵抗当时流行的错误思潮，是要自己负责的。但是，我们也应看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特立独行人物毕竟是很少的。把历史悲剧的责任不恰当地加到一个无权无势的‘书生’身上，是不公允的。”（《怀念金岳霖师》）
胡适给刘绍唐《红色中国的叛徒》一书的英译本写序言，其中以金岳霖为例，试图说明“在外力下要一个知识分子真正转变是不可能的”。其实呢，胡适是懵懂于包括金岳霖在内的许多中国知识分子为什么会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这就如当年金岳霖调侃当了驻美大使的胡适：胡适不懂政治，且“不能事人，焉能事鬼”？后者则如在金岳霖的一节回忆《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周总理》中，他提及周恩来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的一次动员报告，他说：“周总理在这个报告中讲的是立场问题。先讲民族立场，从革命的要求说，光民族立场是不够的，我们要进人人民立场。从革命说，人民立场仍不够，要进人工人阶级立场。他说他犯过错误，他的错误把他暴露在上海的大马路上。他的报告可能有两个多钟头。对听众说，这个报告是一个突出的经验。听众好些都是五十过头的人，我就是。我从来没有听见过有周总理这样地位高的人在大庭广众中承认自己犯过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