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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权威的存在，是同中国社会情境的构成方式密切相关的。与西方社会研究的两种理路（个人与社会）不同，中国社会建构分析的基点是制度与话语。中国政治、社会、家庭及个人具有连续性和统一性，“修齐治平”体现出一种“连锁推论法”（费正清）的思维方式。这样在中国社会被建构的过程中就没有宏观和微观的明显划分，而只有复制与缩放的关系。从这种情境构成方式我们可以看出，它并不强调一个人需要在一种固定的权威结构中获得权威者的肯定性认同，而是希望在有权威介入的流通过程中来弄清楚谁是日常权威。作为一种关系网络上的心理与行为现象，中国社会日常权威不是培养要么主子，要么奴才的单面性格人；而是要培养既能做主子，又能做奴才的双面性格人。这些人既有卑躬屈膝的一面，又有耀武扬威的一面。人们对其心态也是复杂的，靠上的便是“大树底下好乘凉”，靠不上则是“狗仗人势”、“狐假虎威”。在一种比较固定的社会结构中我们或许可以通过辈分、地位、角色等知道谁是权威者，谁是服从者。但中国社会存在着一种运行机制使得这些本不该成为权威的人成为一种社会互动中的权威。作者将这种独特运行机制概括为人情、面子与关系网。
三、人情、面子、关系网：日常权威的运作逻辑
在作者看来，日常权威之所以不同于传统权威、克里斯玛权威、法理权威或民间权威、乡土权威、个人权威等权威形式，主要是因为它是一种嵌入式的权威。因此，其划分依据应该放弃A和B之间互动关系研究，而要在A、B和C以及三者以上的关系中来加以认识（第229页）。任何想拥有权威或资源的个体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先需要将自己嵌入一种特定个人关系网络中，借此才能拿到本来不属于他的权威。真正的日常权威的形成来自于任何一种被确定或被认可的权威介入到了某种关系网络中，由此造成与此权威者有特定关系的个人可以假托其相关者的权威而建立起自己的权威。这种权威不受规范、制度的制约，也没有明确的边界，能制约它的规模和发展的就是关系连接上的可能性。只要权威者退出关系网络，日常权威就会因此而消失。
在分析中国社会日常权威的具体运作逻辑时，作者借用了法国反思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场域”、“惯习”、“社会空间”等分析工具。他认为日常权威是中国人在其社会空间中形成的惯习，它所赖以存在的关系网络就是它的场域（第277页）。他进一步分析了西方社会场域与中国社会场域的不同，进而构建出日常权威的具体运作逻辑。在他看来，与西方丁是丁卯是卯不同，中国社会场域虽然也有自己的游戏规则，但这种规则仅是形式上的，本身并不受定规则的人和执行规则的人的尊重。在一场游戏中，中国人最关心的问题不是遵守游戏规则或是对规则的合法性提出异议，而是就他自己的情况而言有没有变通的可能性。因为中国真实社会的建构是一个自主的行动者与社会规范结构相权宜的产物，所以变通是肯定可以的，关键在于此人有没有人情和面子。换句话说，因为人情和面子的存在，一个权威者不得不介入到一种关系网络中来，并使得同他有特定关系的个体因权威者的介入而获得其本不该拥有的权威。正是在情与面的施与过程中，日常权威作为一种流动性的嵌入权威介入到行动者相互间特定的关系网络。也正是因为这种运作机制的存在，权威发生位移，实现流通，那些原本不应该拥有权威的人因“沾光”而分享到权威主体所拥有的权威，成功地实施对他人的支配。
中国情理合一的社会中存在着某种特有的文化运行机制，它为关系的复制与再生产提供了一种程式化的语言，而这种特有的文化运行机制是通过人情和面子等话语体系建构出来的。由人情和面子而促成的关系再生产为权力的再生产建立了有效运作机制。人情和面子是中国社会独特的社会心理文化现象，它们的共同作用促成了权威的流通（第254～274页）。在分析中国社会日常权威的具体运作过程中，作者区分了人情和面子这两个存有模糊地带概念的作用方式。他认为人情是个排斥性或封闭性的概念，而脸面是个辐射性或推广性的概念。人情是在报与欠的过程中因权威者的义务性介入而获得权力，是交换的结果，具有封闭性的特点；而面子则是在关系的关联中因权威者的无形介入而获得权力，具有开放性的特点。然而，不管人情和面子具体运作机制如何，它们的最终效果都是建立了与他人的特殊关系，并因权威者介入关系网络中而获得日常权威。
总之，中国人在情理社会中，通过人情和面子的运作，放弃的是规则、理性和制度，得到的却是不可估量的社会资源、非制度性支持和庇护及以势压人的日常权威。而这在日常互动中发生的日常权威的运作具有渗透性（第204页），会无孔不入，附着在由其他任何形式权威运行的地方运行，造成其他形式的权威随之发生了变形，丧失了其本身的特征，沿着日常权威自身的运作轨迹开始运作。
（《中国社会中的日常权威：关系与权力的历史社会学研究》，翟学伟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1月版，25．00元）
良知对政治的裁决
■ 何 亮
1971年6月13日至15日，美国《纽约时报》连续在头版刊出一批美国国防部的绝密文件。文件反映了近二十年来美国的核心决策层是如何用掩盖真相、编造谎言的方式误导和蒙骗民众，将美国一步步拖入越南战争的泥潭的。美国政府见状大惊，司法部通知《纽约时报》，要求立刻终止此一连载，并将文件交给政府。遭拒后，又由纽约地方法院对该报发布有关禁令。但与此同时，《华盛顿邮报》《波士顿环球报》《洛杉矶时报》等重要报刊亦相继刊出同类文件，法院禁不过来了。
恼羞成怒的政府要员们对媒体奈何不得，便转而追查泄密者。尼克松总统亲口说“要将这家伙送人监狱”，还要“把审判的所有细节都告诉媒体，我们要在媒体前摧毁他”。
事实上泄密者是谁已用不着追查。丹尼尔·埃尔斯伯格，这位前海军陆战队军官，美国国防部部长助理的高级助手，兰德公司关于越南问题的著名分析家，在将所有七千页绝密文件复印件分别交往各有关报社之后，于6月28日前往美国司法部“自首”。
这就是当年轰动美国、震惊世界的“五角大楼文件泄密案”。
泄密者的动机十分明了：就是要让公众知道政府和军方的欺骗行为，知道这些政客在“国家利益”的幌子下贩了多少私货，不能再为这些名为爱国实为祸国的妄人慷慨买单。
在这本回忆录里，埃尔斯伯格将自己的心路历程和盘托出，三十年后再回首，不仅无怨无悔，而且更加坚定。“我希望以此类教训告诫今后处于同样情况下的官员，告诫今后对此类情况负责的所有公民，实话实说，揭露错误的秘密，可以产生一种非比寻常、高深莫测的能量。”
作者曾是美国冷战政策的坚定支持者。初到国防部时，他也相信政府机构的保密都是为了高尚的目的，甚至某些欺骗行为，也是“国家利益”所必须的，“我们根本没有必要帮助国会、媒体或是公众了解总统即将采取的行动”，“那些目光短浅、思想狭隘的个人或是机构很有可能就会进行干涉，而这些问题他们根本理解不了，只会把事情弄得一团糟”。可是，当他目睹了约翰逊总统一面在竞选时提出“不扩大战争”的口号，一面却任由参谋长联席会议秘密制订扩大战争的计划时，当得知他们还采用“引蛇出洞”的办法，即想方设法挑起北越军队对美军的攻击，然后实施大规模的“反击”时，他有些疑惑了。尤其当他亲临南越对驻越美军、南越军队和当地民众进行深入考察之后，更加感到美国是在进行一场没有正当理由也没有胜利希望的战争，美国青年的热血仅仅被用来保护一个失去民心的傀儡政权和避免“不体面”的败退。为了不输得精光，只能不停地加大赌注，而每一次加大赌注，都要对美国人民进行欺骗宣传，说这将是决定最后胜利的时刻。后来美国军队甚至完全不顾国际法，把轰炸扩大到柬埔寨和老挝境内，当然这些事多是偷偷干的，故属“绝密”。
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作者终于无法忍受这种无忌惮的欺骗行为，不愿意看到有更多的美国青年因政客们的愚妄而无谓地流血。他冒着被终身监禁的危险，决心将他所知道的真相告诉公众。这是一段从愚忠到觉醒、从盲从到反抗的心路历程，是良知对政治的审判。
《纽约书评》也认为“这本书应该和伊拉克战争对照着读”。
值得一提的是泄密事件甫出时尼克松总统的心态。他最初是感到窃喜的，因为文件提到的主要是前两任民主党总统（肯尼迪、约翰逊）的阴损，所以他觉得不妨让媒体折腾一阵；但在与基辛格交谈后转而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