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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乘以导之。因随物之容,故静则建乎德,动则顺乎道。”(喻老)这意味
着从有限到无限的认识。
韩非思想里的新颖的概念是“道理”这一术语。上面我们已举出他的“道,
理之者也”的命题,这已经显示出自然是可认识的实在。解老篇更说:
“理定而物易割也。。。故欲成方圆而随其规矩,则万事之功形矣。而
万物莫不有规矩,议言之士计会规矩也。圣人尽随万物之规矩。”
“凡理者,方圆、短长、粗靡、坚脆之分也。故理定而后可得道也。”
这样看来,从万物异理的把握,可以通向道的把握。“道理”在韩非的
学说中是统一的,比老子的思想前进了一步。因此,“道理”二字便相似于
哲学这一范畴了。
韩非的天道思想也有庸俗的弱点,即他把道理完全规定为手段性的东
西,如上引解老篇的饮水和剑戟的比喻,便是好例;特别是他把道理和君主
联结在一起,那就更显得庸俗了。
韩非的知识论是和他的唯物主义天道观分不开的。他反对不按照事物的
道理而只按照主观设想来认识事物的真相,他说,这种认识表面上是“道之
华”,实质上是“愚之首”。在这一点上,他虽然是解释老子,但无异于批
判老子。解老篇有一句名言:
“先物行、先理动之谓前识;前识者、无缘而妄意度也。”
因此,韩非的知识论,正是后物行、后理动的唯物主义认识论。
韩非知识论的特点,不但在于依其政治的功利观点批判儒、墨、道、纵
横及诡辩学派的知识正误,而且在于依据实践的检证来确定知识的真伪。例
如:
“澹台子羽,君子之容也,仲尼几(赏识)而取之;与处久,而行不称
其貌。宰予之辞,雅而文也,仲尼几而取之;与处,而智不充其辩。故孔子
曰:‘以容取人乎?失之子羽!以言取人乎?失之宰予!’故以仲尼之智,
而有失实之声。今之新辩滥乎宰予,而世主之听眩乎仲尼,为悦其言,因任
其身,则焉得无失乎?是以魏任孟卯之辩而有华下之患,赵任马服之辩而有
长平之祸,此二者,任辩之失也。夫视锻锡而察青黄,区冶不能以必剑;水
击鹄雁,陆断驹马,则臧获不疑钝利。发齿吻,相形容,伯乐不能以必马;
授车就驾,而观其末涂,则臧获不疑驽良。观容服,听辞言,则仲尼不能以
必士;试之官职,课其功伐,则庸人不疑于愚智。故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
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显学)
韩非这一段话指明了应从官职与功伐的实践效果上来判别愚智,而否定
从言辞上来判别价值。这一思想,是承藉于儒、墨的。墨子判别“义与不义”,
“不以其名”而“以其取”;孔子从“所试”以定“所誉”,荀子论知识也
以“行”为指归。到了韩非,这一义旨更得到了发展。
韩非的知识真伪判断论,不但是墨、荀知识论里功利观点的更进一步的
发展,而且源于荀子反对“无用之辩”的精神。这在韩非子书里,明证甚多,
如前引五蠹篇“今人主之于言也”一章,便是好例。
以实践而判别知识的真伪与以功利而止辩黜智,二者互相交织,形成了
荀、韩知识论的共同特征,而韩持之尤坚于荀。所谓“止辩黜智”不一定是
一种思想统制。此中秘密,乃在于荀、韩之世氏族的清算已到了决定的阶段,
批判的武器将转变为武器的批判。荀子虽已觉察到智辩活动的过时,而仍不
免为儒家传统的先王(后王)所约束,韩非则发展了荀子与前期法家正视现
实的改革精神,由武器的批判,强调实践而否定无用之辩,进而把清算氏族
的斗争,列入于现实的日程。所以他说:
“智术之士,必远见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烛私;能法之士,必强毅而劲
直,不劲直不能矫奸。人臣。。无令而擅为,亏法以利私,耗国以便家,力
能得其君,此所谓重人也。智术之士明察,听用且烛重人之阴情;能法之士
劲直,听用且矫重人之奸行;故智术能法之士用,则贵重之臣必在绳之外矣。
是知智法之士与当涂之人,不可两存之仇也。”(孤愤)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韩非面对着与“当涂”的“贵重之臣”的变革斗
争,丝毫未提倡国民阶级的自己幻想,反而对于作为反氏族先锋的“智术能
法之士”,提出了“远见而明察”、“强毅而劲直”的必具条件,以求解决
其所谓“不可两存之仇”。所以,韩非的止辩黜智,实不能和思想统制混同
起来,其实际意义,在于拒绝反氏族斗争的空谈。实陈上当时的谈辩,已经
有大部分隳落成为替氏族贵族辩护的御用工具,例如:
“当涂之人擅事要,则外内为之用矣。是以诸侯不因,则事不应,故敌
国为之讼(颂);百官不因,则业不进,故群臣为之用;郎中不因,则不得
近主,故左右为之匿;学士不因,则禄薄礼卑,故学士为之谈也。此四助者,
邪臣之所以自饰也。”(同上)
氏族贵族一面御用了学士的谈辩作为统治阶级的工具,一面又凭其“当
涂”的势位,扼杀贤能,阻挠着智辩与文化的发展。韩非对于此事,则具有
火烈的故意。所以他说:
“凡法术之难行也,不独万乘,千乘亦然。人主之左右,不必智也,人
主于人有所智而听之,因与左右论其言,是与愚人论智也。人主之左右,不
必贤也,人主于人有所贤而礼之,因与左右论其行,是与不肖论贤也。智者
决策于愚人,贤人程行于不肖,则贤智之士羞,而人主之论悖矣。人臣之欲
得官者,其修士且以精洁固身,其智士且以治辩进业,不能以货赂事人;恃
其精洁治辩,而更不能以枉法为治,则修智之士,不事左右,不听请谒矣。
人主之左右,行非伯夷也,求索不得,货赂不 至,则精辩之功息,而毁诬
之言起矣。治辩之功,制于近习;精洁之行,决于毁誉,则修智之吏废,而
人主之明塞矣。不以功伐决智行,不以参伍审罪过,而听左右近习之言,则
无能之士在廷,而愚污之吏处官矣。”(同上)
在这里,韩非以精辩与毁诬相对立,以治辩与近习相对立,以修智与无
能相对立,以智行与愚污相对立,处处强调前者而抨击后者,其不能与思想
统制混为一谈,殊为明显;其所止之辩,所黜之智,固别有所指,其主要目
的在于由政权改革而清除反动思想与隳落思想。此中变革思想的光芒,恐只
有墨子的尚贤篇可与伦比。
当时古代社会的矛盾,已经提出了基于排中律的历史选言判 断:或者
向氏族贵族投降,让旧的绞杀了新的;或者向氏族贵族抗争,将新的从旧的
约束里解放出来;在投降与抗争、生与死之间,再也没有第三条路可走。韩
非的知识论,正是这一古代历史悲剧(“孤愤”)的选言判断里的合理产物。
他无疑问地是走着抗争的前进的路,其批判“无参验而必之”的“愚诬”知
识,其唾弃“微妙之言”、“恍惚之辞”,其否定“先王”传统而“不期循
古,不法常可”,其背逆师法而主张“论世之事,因为之备”等等,所有这
些知识论上的光辉命题,皆由此产生。
韩非的和知识论相连的逻辑思想,也是以这一历史的选言判断为基础而
出现的。如前所述,选言判断以排中律为前提;而排中律则为同一律与矛盾
律的综合。这就是说,战国末年的古代历史的选言判断,是古代社会矛盾发
展的最高阶段。因此,在韩非的逻辑思想里,首先普遍地出现了有历史为背
景的排中律命题。
立于礼的儒家,在历史的矛盾前面,要求调和矛盾,而从“礼”的传统
解放出来的韩非,以“智术能法之士”自任,“强毅而劲直”地 致力于矛
盾的解决。墨子面对着这一矛盾,还是循着维新的逻辑,在先王观念的约束
里,仅仅提出了“尚贤”的解答;而韩非却在历史已经提出选言判断的阶段,
面对着这一矛盾,提出他自己的解答。因此,他的悲剧的色彩更为显著。兹
分别说明如下:
第一,韩非在唾弃“微妙之言”的抽象知识的同时,已经复活了孔、墨
的知识论,因而,韩非思想里所反映的矛盾,是非常具体的现实的历史矛盾,
而不是纯概念的有无、异同、行止等事。例如:
“夫立名号,所以为尊也;今有贱名轻实者,世谓之高。设爵位,所以
为贱贵基也;而简(慢)上不求见者,世谓之贤。威利,所以行令也;而无
(蔑)利轻威者,世谓之重。法令,所以为治也;而不从法令为私善者,世
谓之忠。官爵,所以劝民也;而好名义,不进仕者,世谓之烈士。刑罚,所
以擅威也;而轻法,不避刑戮死亡之罪者,世谓之勇夫。。。故世之所以不
治者,非下之罪,上失其道也,常贵其所以乱,而贱其所以治;是故下之所
欲,常与上之所以为治相诡也。今下而听其上,上之所急也;而惇悫纯信,
用心怯言,则谓之窭。守法固,听令审,则谓之愚。敬上畏罪,则谓之怯。
言时节,行中适,则谓之不肖。无二心私学,听吏从教者,则谓之陋。难致,
谓之正。难予谓之廉。难禁,谓之齐。有令不听从,谓之勇。无利于上,谓
之愿。宽惠行德,谓之仁。重厚自尊,谓之长者。私学成群,谓之师徒。闲
静安居,谓之有思。损仁逐利,谓之疾。险躁反覆,谓 之智。先为人而后
自为类名,号言泛爱天下,谓之圣。言大不称而不可用,行而乖于世者,谓
之大人。贱爵禄,不挠上者,谓之杰。下之渐行如此,入则乱民,出则不使
也。上宜禁其欲灭其迹,而不止也;又从而尊之,是教下乱上以为治也。”
(诡使)
这里的矛盾,韩非叫做“常贵其所以乱而贱其所以治”、“下之所欲与
上之所以为治”的“相诡”;即上之所以为治者在于名号、爵位、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