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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人而贼人者，兼与别与？即必曰：‘别’也。然则之（此）交别者果生天
下之害与！故子墨子曰：‘别’非也。”
“姑尝本原若众利之所自生，。。必曰：从爱人利人生，分名乎天下爱
人而利人者，别与兼与？即必曰：‘兼’也。然则之交兼者果生天下之大利
与！子墨子曰：‘兼’是也。”（同上）
既然“别非而兼是”，墨子便说“取之，以兼为正”，他说这是“出乎
若方”，即根据基本的方法。
因此，他便得到结论，“兼即仁也、义也”，取“兼”之真实而予仁之
概念。但这一种方法是不是主观的范畴，合不合于“众之耳目之实”呢？墨
子在兼爱下篇设置了几个兼士别士、兼君别君的例子，让人们闻见了“兼”
与“别”之分别，究竟是不是“择即取兼”，他的证明是“取兼”。他说：
“今吾将正求与（兴）天下之利而取之，以兼为正，是以聪耳明目，相
为视听乎！是以股肱毕强，相为动宰（举）乎！而有道肆相教诲，是以老而
无妻子者有所恃养以终其寿，幼弱孤童之无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长其身（乎）！”
（同上）
二、义之名必取义之实：
“吴虑谓子墨子曰：‘义耳义耳，焉用言之哉？’子墨子曰：‘子之所
谓义者，亦有力以劳人，有财以分人乎？’”（鲁问）
这便是说，予义之名，不是主观上随意判断的，必取“有力以劳人、有
财以分人”为义之真实。换言之，义概念“何以知其然”？因为合于客观的
平等生活。
三、忠之名必取忠之实：
“鲁阳文君谓子墨子曰：‘有语我以忠臣者，令之俯则俯，令之仰则仰，
处则静，呼则应，可谓忠臣乎？’子墨子曰：‘令之俯则俯，令之仰则仰，
是似景（影）也；处则静，呼则应，是似响也。君将何得于景与响哉？’”
（鲁问）
这种影响的判断是事物的皮相，不能取来以规定忠之实在。所以他说：
“若以翟之所谓忠臣者，上有过则微覹之以谏，己有善则访（谋）之上，
而无敢告外；匡其邪而入其善，尚同而无下比，是以美善在上而怨雠在下，
安乐在上而忧戚在臣，此翟之所谓忠者也。”（同上）
这是说，予忠之名，必取“深谋远虑”的实在，而不能以服从来规定忠
的概念。孔子循名以责实，墨子取实以予名，孔子以古形式不能空有，必须
变现在的实在以正名，墨子以古形式既然是空的，必须取现在的实在以予新
名。
墨子依据取实予名论，以为真知识，外足以察存在，内足以知所以然。
如果不根据这一思维方法而讲知识，他便斥为“荡口”。所以，他以温饱为
衣食（名）之实，以御寒避热别男女为室（名）之实。论断要求取其实，非
以其名。他说：
“叶公子高问政于仲尼曰：‘善为政者若之何？’仲尼对曰：‘善为政
者，远者近之，而旧者新之。’子墨子闻之曰：‘叶公子高未得其问也，仲
尼亦未得其所以对也。叶公子高岂不知善为政者远者近之，而旧者新之哉？
问所以为之若之何也。不以人之所不智（知）告人，以所智（知）告之。’”
（耕柱）
孔子的判断论立足在所应为，墨子的判断论立足在所以为。问题的分水
岭，在于孔子以西周形式为当然，墨子以西周形式都是些“俗宜”。他说：
“今执厚葬久丧者言曰：‘厚葬久丧，果非圣王之道，夫胡说中国之君
子为而不已，操而不择（同“释”，义为舍）哉？’子墨子曰：‘此所谓便
其习而义（宜）其俗者也。’”（节葬下）
因此，他以习俗之知谓之小知，以反其习俗之知谓之大知。他说：
“杀一人谓之不义，必有一死罪矣。若以此说往（推），杀十人，十重
不义，必有十死罪矣，杀百人，百重不义，必有百死罪矣。当此天下之君子，
皆知而非之，谓之不义；今至大为不义攻国，则弗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
情（诚）不知其不义也，故书其言以遗后世。。。少见黑曰黑，多见黑曰白，
则以此人（必）不知白黑之辩也。。。今小为非则知而非之，大为非攻国，
则不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此可谓知义与不义之辩乎？”（非攻上）
所以，他的推理论和孔子的“闻一知十”论相反，而是“以往知来，以
见知隐”（非攻中）。他说：
“同归之物，信有误者，然而民听不钧（均），是以书多也。今若过（公
尚过）之心者，数逆（考）于精微，同归之物，既已知其要矣，是以不教以
书也。而子何怪焉？”（贵义）
拿历史做参证，辨其信误，由现象推知真实，慎其取择，这又是和孔子
“信而好古”、“见微知著”的知识论相反的。
在春秋，古代的名词，习惯上都失掉内容了，孔子首倡名存而实不应亡，
墨子继其绪，更倡实变而言迁行。他说：
“言足以迁行者常（尚）之，不足以迁行者勿常，不足以迁行而常之，
是荡口也。”（贵义。耕柱篇文同，惟“迁”字作“复”字、“举”字。）
这里“迁行”、“复行”、“举行”之义，前人多有误解。唯心主义者
胡适解迁为登，认为言足以迁行是改良行为之义，这完全是胡说。今按墨子
学说没有这样的推理论。如果以此义解孔，尚近似于其表面，例如“耻躬之
不逮”，“躬行君子”“博我以文，约我以礼”，以及正名论的“言不顺则
事不成”，“言之必可行也，行之必可言也”，在表面上看来似有言以成行
之义。
我们以为，言不足以迁行、复行、举行的，乃指少见黑者谓之黑，少尝
苦者谓之苦，而多见黑者谓之白，多尝苦者谓之甘，乃指推理和事物行为相
背的意思。背理的根据是在于便其习或宜其俗的小知小见。言足以迁行、复
行、举行，乃指如“择即取兼”的推理方法，言和行是一致的。今再举一个
言行相背的例子如下：
“世俗君子，贫而谓之富，则怒；无义而谓之有义，则喜，岂不悖哉！”
（耕柱）
有义为名言，无义为行为，言有义而于行无义，就成了言行相悖之论。
这正是言不足以迁行、复行、举行的好例子。按“迁”者，往也、及也，如
“不迁怒”之“迁”。“复”者，按也、归也。“举”者，拟实也。例如经
说上说：“举，拟实也；举，告之以名举彼实也。”小取篇说：“以名举实。”
因此，言足以按之、及之、归之、举之于行而周延者尚之，言仅根据习俗的
小见，而不周延于行者，便不当尚之。这即是说，言合于实践的是正确的，
不合于实践的是错误的。经说上说：“言，出举也。言，谓也”，即把所拟
举之实（行为）说出来。如果拟举了合于仁人的行为，即“择即取兼”，如
果没有拟举了行为，即“小为非则知而非之，大为非则不知非，从而誉之，”
或以“古言古服”的行为讲一套仁的道理。所以说：“使言行之合犹合符节
也，无言而不行也。”（兼爱下）墨子知识论的实变而名迁行论，乃是后期
墨家名学的张本（详见后章），更影响于老、庄及荀子、韩非（荀子批评墨
子“蔽于用而不知文”，“文”即历史传统。但在墨子看来，文已经习俗化
了）。
历史传统的名言与制度，在春秋时代的实际生活中，已成为空洞无物的
仪文。当时贵族思想界即凭此仪文而拿名词吓人。墨子的判断论和推理论，
是含有战斗性的。今把他的一段名文录下，以结束本项的说明：
“今瞽者曰：‘钜（皑）者白也，黔者墨也’，虽明目者无以易之。兼
白黑，使瞽‘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瞽不知白黑者，非以其名也，以其
取也。今天下之君子之名仁也，虽禹、汤无以易文；兼仁与不仁而使天下之
君子‘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天下之君子不知仁者，非以其名也，亦以
其取也。”（贵义）
这显然是运用了唯物主义的知识论的武器，来反对贵族的唯心主义的知
识论。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墨子在这里已经论到认识和实践的关系，他的“言
足以迁行”论是认识以实际为标准的真理论的朴素的命题。
（三）墨子知识论中的“立仪”
墨子的知识论和孔子相反的另一个特点，即知识的客观价值问题。孔子
有“生知”、“学知”、“困而不学”的“不知”，以及“小知”、“大受”
之区别。墨子反之，他说“争于明者，众人知之”（公输），知与不知之区
别有一个客观的标准，叫做“立仪”。如果不准此客观的仪法而认识事物，
虽聪明君子也非智者。他说：
“为义而不能，必无排（非）其道，譬若匠人之斫而不能，无排其绳。”
（贵义）
他所谓的“道”即方法的客观准则，如匠人之绳规，不是形而上学的道。
这就是他的三表法。
“子墨子曰：言必立仪。言而毋仪，譬犹运钧之上而立朝夕者也（按意
谓在转动无定向之物上而测方向），是非利害之辨，不可得而明知也，故言
必有三表。何谓三表？子墨子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
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
废（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动词，去声）国家百姓人民之利。”（非命上）
第二表所谓“原之者”，在上项讲墨子的知识素材论处，已略论其概要，
有时也称第一表。
这里且拿他的非命为例。他在非命篇中反复用此三表，以证明天命是虚
无的。他说，桀、纣之乱，汤、武之治，世未易，民未渝，其治乱所以不同
者，是因为命无之故。（第一表）命之有无，要察众人耳目之情，那一个听
见或看见命之为物呢？（第二表）执有命者，赏罚都以命为前提，是赏罚无
标准，必乱于政而害于事，既然有害而无利，故命为凶言。（第三表）第一
表，证之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