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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所应缜密注意之点。
第三，战国时代的学风，自墨子以后，即具有由好尚争辩而转化为诡辩
主义倾向的趋势。此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折点，似以惠施为开创人。庄子
天下篇说：
“惠施多方，其书五车（郭沫若释为“龉龃”），其道舛驳，其言也不
中。。。惠施以此（即历物十事）为大观于天下而晓辩者，天下之辩者相与
乐之。。。辩者以此（即离坚白学派十三论题）与惠施相应，终身无穷。。。
惠施日以其知与人之辩，特与天下之辩者为怪，此其柢也。然惠施之口谈，
自以为最贤，曰：天地其壮乎，施存雄而无术。南方有倚人焉，曰黄缭，问
天地所以不坠不陷，风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辞而应，不虑而对，遍为万物说。
说而不休，多而无已，犹以为寡，益之以怪。以反人为实，而欲以胜人为名，
是以与众不适也。”
从上面的话看来，可证惠施为诡辩主义的有力开创者。的确，以惠施在
当时的政治地位及其“治农夫者”的有闲情趣，再附以善辩的技能与好辩的
习惯，其得以开创一种适应于自己的学风，也是在势理上说得过去的。我们
把握惠施在诡辩主义发展上的开创作用，这也是非常重要之一点。
第四，惠施在当时学人中，是“以善辩为名”（庄子天下篇）。其所以
能以善辩名家，则因其“多方”，而所谓“多方”，实兼涵“博学”、“善
譬”二义。关于惠施的“博学”，如历物十事及“辩者二十一事”中“属于
合同异组”（见前节）的诸论题，即可以表示出惠施所具的自然科学的知识，
实在相当丰富。庄子天下篇关于惠施，一则说“强于物”，再则说“散于万
物而不厌”，三则说“逐万物而不反”，也可证知惠施的研究在自然科学方
面有极大的兴趣。关于惠施的“善譬”，兹取二例如下：
“匡章谓惠子曰：‘公之学去尊，今又王齐王，何其到（倒）也？’惠
子曰：‘今有人于此，欲必击其爱子之头，石可以代之。’匡章曰：‘公取
之代乎？其不与？’（惠子曰：）‘施取代之。子头所重也，石所轻也，击
其所轻以免其所重，岂不可哉？’匡章曰：‘齐王之所以用兵而不休，攻击
人而不止者，其故何也？’惠子曰：‘大者可以王，其次可以霸也。今可以
王齐王而寿黔首之命，免民之死，是以石代爱子头也，何为不为？’”（吕
氏春秋爱类篇）
“客谓梁王曰：‘惠子之言事也，善譬，王使无譬，则不能言矣。’王
曰：‘诺。’明日见，谓惠子曰：‘愿先生言事，则直言耳，无譬也。’惠
子曰：‘今有不知弹者曰：“弹之状何若？”若应曰：“弹之状如弹”，则
喻乎？’王曰：‘未喻也。’‘于是更应曰：“弹之状如弓而以竹为弦”，
则知乎？’王曰：‘可知矣。’惠子曰：‘夫说者，固以其所知喻其所不知
而使人知之，今王曰无譬，则不可矣。’王曰：‘善。’”（说苑善说篇）
中国逻辑史上，自墨子以降，类的概念已逐渐普及，如孟子、告子及庄
子等都喜援用类概念以证成其说。故惠施也用之以为诡辩之具。此点在理解
此派逻辑思想上，实有重大意义。
诚然，一个学派或一种思潮的兴起，不能单从其思想家的个人条件中来
说明，主要的原因是在于当时社会发展的具体情势。但一方面关于战国社会
性质问题本书已屡有论述，另一方面有代表性的思想家的经历和主张即是其
时代社会关系的一定的证件，因此，上述四点，未尝不可以作为部分地解明
合同异学派生成的因缘来处理。
第三节 惠施合同异学派的渊源
在说明惠施年行大略以后，我们应进而考察所谓合同异学派的渊源问
题。庄子天下篇中，对于先秦各派学术，皆有“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一语
以明其承藉所自，独对于惠施、公孙龙等所谓“辩者”之学无此考语；因而
惠施所代表的合同异学派，其渊源何在，各家所见，遂极不一致。自来对此
问题的解答，约有两种：其一，以惠施、公孙龙都出于墨子学派，也即是所
谓“别墨”一派的中坚分子；其二，以惠施之学出于老子学派，也即属于杨
朱的嫡派。对于此两种解答，我们皆不同意，兹分别评述如下：
第一，最早主张惠施、公孙龙同出于墨子学派的，为晋代的鲁胜。他说：
“墨子著书，作辩经以立名本。惠施、公孙龙祖述其学，以正刑名显于世。”
（墨辩叙，见晋书隐逸列传）近代反动的资产阶级学者们也不少以惠施、公
孙龙为“别墨”派中人物。我们以为，不但惠施不出于墨子学派（公孙龙同，
下章详论），且先秦时代根本即无所谓“别墨”一派。这是因为：
（一）墨子学派在先秦，是一个有组织的宗教团体，以钜子为教主，教
主对于教徒（即墨者）的思想行动有绝对的指挥权，对违反组织纪律的教徒
且有生杀的权力。故惠施是否墨者，不能只采取其思想上若干特征为据，如
非攻的主强和墨家相同，而“去尊”的主张就和墨家相异。
就拿思想特征来讲，重要的还是政治的态度。我们前面所引吕氏春秋不
屈篇惠施以“治农夫者”自命，其政治意识与墨子学派的“役夫之道”、“贱
人之所为”是不能并立的。
（二）最皮相的说法，是以墨辩作者与惠施都言“坚白同异”为理由，
遂谓惠施属于“别墨”，属于墨家中“科学的墨学”一派，其实此处的问题
不在于“是否”都言坚白同异，而在于“如何”把握坚白同异等范畴，在于
所取的认识论方法论是否相同。章士钊有一段话，讲的有些道理：
“荀子解蔽篇云：‘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惠子蔽于辞而不知实。’
墨、惠并举，名迹之大，几于相等，而其所蔽，性又相反，仿若各出所长，
相齮а伞４硕交莩鲇谀斗腔葑由淠暝侣院笥谀胙阅鲇诨�
同为无义。。。或又曰：惠子所树各义，如天下篇所载者，一一见于墨经；
非同一源，焉得如斯巧合？。。愚谓读书不求甚解之过，莫若此甚。孟子言
尧、舜、禹、汤，庄子言尧、舜、禹、汤，墨子言尧、舜、禹、汤，其余各
家之书，莫不言尧、舜、禹、汤，吾不得谓孟、庄、墨及其余各家为一家也，
惟坚白同异亦然。夫欲知一作者属何家数，非将其所立学说之全部融会贯通，
而又于其各家相互出入之处悉心比较，得有究竟，殊不足以定论；若仅以所
列事项相同，遽等量而齐观之，此末学肤受者之所为，非所望于慎思明辨一
流也。以吾暗陋所及，墨、惠两家，凡所同论之事，其意无不相反。。。细
绎两家词意，似墨义先立，惠义破之，惠家来攻，墨家复守，有如公输般九
议攻城之机变而墨子九拒之者然。以如此互为冰炭之两宗并作一谈，谓其是
一非二，夫亦可谓不思之甚者矣。”（逻辑指要附录二名墨訾应论）
章氏此论，其细微处自有商量余地（详下文），然由论旨及方法上强调
惠、墨两家互为冰炭，而断言“谓惠出于墨”为“不思之甚”，则大体可以
同意。
（三）先秦无别墨，唐钺早有此说（见所著国故新探论先秦无所谓别墨）。
他曾说：“天下篇‘相谓别墨’，正是显学篇‘皆自谓真墨’的背面。墨家
的三派，既然自称为‘真墨’，当然呼他派为‘别墨’，‘别墨’明明是墨
家任一派用以挖苦任何他派的绰号，也如荀况隐然自命为‘大儒’而呼‘子
张氏之儒’、‘子夏氏之儒’及‘子游氏之儒’为‘贱儒’一样。”唐氏此
说，我们深为同意。但“别墨”一词何以成为“挖苦”他派的绰号，唐氏未
加说明，此点似乎是很重要的。按墨子学派，以“兼”为正而以“别”为非，
例如对于“兼君”则有“别君”，对于“兼士”则有“别士”，皆是确证。
依此可知，在墨家阶级立场上所说的“别墨”，实有背叛教义或墨教败类之
义。这样讲来，“兼”墨即真墨，“别”墨即假墨，所以说“相谓‘别’墨”。
第二，以惠施出于老子学派而为杨朱的嫡派，是郭沫若的新说，在他以
前，似未见有人主张。他说：
“杨朱本是老聃的弟子，。。惠施、公孙龙之徒本是杨朱的嫡派。。。
庄子所举的惠施、公孙龙这一批人的坚白同异之辩，正是孟子所谓‘淫辞’，
但这一批人的代表惠施，。。他说‘至大无外，谓之大一’，‘天与地卑，
山与泽平’，‘万物毕同毕异’，‘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这却是一派
泛神论的断片。而同时从这些学说上便可以断定他是老聃、杨朱的一派。还
有吕氏春秋的爱类篇。。说惠施之学‘去尊’，也和孟子责备杨朱的学说‘无
君’相一致。‘去尊’译成现代的话当是无政府主义，老聃、杨朱的学说充
其极是应该到达这一步的，在这儿也明显地可以看出惠施是杨朱之徒。”（先
秦天道观之进展，见青铜时代，人民出版社版，页五一——五二。）
郭氏此说，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因为，惠施与庄子在各方面均有甚密切
的关系，而公孙龙的唯心论思想，也与老子的宇宙观同属一型。然此只能视
为各派相互间的影响，如指为惠施与公孙龙同出于老子学派，似乎值得商讨。
关于公孙龙部分，下章另论；关于惠施不出于老子学派的理由则大致如下：
（一）庄子天下篇系以惠施为关尹、老聃学派以外自成一宗派的人物，
荀子非十二子及解蔽等篇，也明言老子与惠施两派的学说是不同的，故断定
惠施是老聃、杨朱一派，不惟于史无据，且与天下篇及非十二子与解蔽等篇
所说相冲突。
（二）惠施所提出的“大一”与“小一”等观念，可能是直接取自老子
学派，或者由于受到老子学派的启示；其“去尊”之说也或许与杨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