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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化地确定，那么她是没有资格为宝玉守节的；而真正要另嫁他人，心里又是一百个不情愿的。她只能“委委屈屈上轿而去”，嫁给了唱小旦的蒋玉菡。
5、贾宝玉的性选择
贾宝玉满一周岁时，贾政想预测一下儿子未来的志向和前途，“便将那世上所有之物摆了无数”，让宝玉去抓取。这个习俗谓之“抓周”。
奇怪的是，宝玉对于那些纸、墨、笔、砚、金元宝、书本等物，“一概不取，伸手只把些脂粉钗环抓来”。于是，贾政勃然大怒，说：“将来酒色之徒耳”（第2回）。
当然，安排宝玉如此做，是曹雪芹出于小说内容的需要，但是，并非没有生活依据。宝玉的这种选择，其实是一种性选择，他选择的是一个朦朦胧胧的异性世界的氛围。
我们知道，在贾府陪伴和服侍女眷及孩子的，是一大群属于奴仆范畴的娇美女性。如果有“胎教”一说的话，宝玉在他母亲肚子里的时候，就感受到了这些美丽的女性的魅力了。待到出世，奶妈、丫环日夜相伴，抱他、触摸他、逗哄他、吻他，使宝玉无时无刻不沉溺在一片美丽的女性的海洋里。他闻到的是女性身上散发的脂粉芳香，他触到的是女性温柔绵软的身体的各个部位，他看到的是女性绮丽的衣衫和闪光的钗环，他听到的是柔弱婉丽的说话声和叮铛的环佩声，官能肆无忌惮地接受着这些来自女性世界的种种印象，印象造成刺激，刺激唤起反应，反应积累成一种经验，所以宝玉在“抓周”时，才专抓脂粉钗环，而其他的象征着读书长进、升官发财的物件，与一个周岁的孩子有什么干系呢？
这种性选择的经验，作为一种心理能量恒定地存在于宝玉的身上，及至年岁渐长，依然不减。
第19回中，袭人劝说宝玉，“再不可毁僧谤道，调脂弄粉，还有更紧要的一件，再不许吃人嘴上擦的胭脂了，与那爱红的毛病儿。”
我们会惊异于宝玉为什么喜欢吃女性嘴上擦的胭脂，其实，这是因为在儿时，丫鬟们领带着他，那些擦胭脂的嘴不时地与他的脸和嘴摩挲、亲吻，胭脂的红艳的色彩、清雅的香气和甜润的味感，给了他强烈的刺激，“胭脂”成为了一个女性鲜明的符号而储存下来。以致在后来的岁月里，宝玉吃胭脂成了他对女性世界顶礼膜拜的一个极典型的细节，从而在书中屡屡出现。
袭人要宝玉改去“爱红的毛病儿”，其实，这哪是一种对颜色的偏好呢。在古代，凡与女子接近的或亲近的事物，多冠以一个“红’字，如“红妆”、“红颜”、“红袖”、“红轿”、“红楼”、“红粉佳人”等等。因此，宝玉的爱“红”，不过是爱与之密切相关的女性，并将其极端化，成为一种移情的象征性行为，欲要其改可说是难乎哉！
倒是黛玉对宝玉的这些行为表示深切的理解，当她发现宝玉左边腮上沾着一点胭脂印时，一边用帕子替他拭擦，一边说：“你又干这些事了。干也罢了，必定还要带出幌子来。便是舅舅看不见，别人看见了，又当奇事新鲜话儿去学舌讨好儿，吹到舅舅耳朵里，又该大家不干净惹气。”
此话为知己之语。
6、不仅仅是同情
贾宝玉对娇美的女性世界的崇拜与讴歌，可以说是发自内心深处，发自本体生命的真切体验，他为她们而喜，他为她们而悲，他为她们而思，他为她们而存在，息息相关，心心相印。对于占据社会中心位置的男性，则厌恶、鄙薄，不肯有丝毫亲近，讥讽、嘲弄，不肯稍减锋芒。但这只是就一般情势而言。贾宝玉也曾对几个男性有过极好的印象，甚至产生缠绵的依恋情绪，如秦钟、柳湘莲、蒋玉菡。
秦钟是秦业晚年所得之子，因其姐秦可卿成了贾府贾蓉的妻子，才沾光到府中私塾读书。秦业只做过“营缮郎”这样的小官，“宦囊羞涩”，为了儿子的前途，“东拼西凑的恭恭敬敬封了二十四两贽见礼”，可见秦钟是在一个很不富裕的环境中长大的。但秦钟却出落得“腼腆温柔，未语面先红，怯怯羞羞，有女儿之风”，宝玉与之同窗共读，情谊弥重，“他二人同来同往，同坐同起，愈加亲密”，“不上一月之工，秦钟在荣府便熟了。宝玉终是不安本分之人，竟一味的随心所欲，因此又发了癖性，又特向秦钟悄说道：‘咱们两个人一样的年纪，况又是同窗，以后不必论叔侄，只论兄弟朋友就是了’”（第9回）。
柳湘莲呢，“原是世家子弟，读书不成，父母早丧，索性爽侠，不拘细事，酷好耍枪舞剑，赌博吃酒，以至眠花卧柳，吹笛弹笙，无所不为。”“年纪又轻，生得又美，不知他身份的人，都误作优伶一类”（第47回）。宝玉对柳湘莲早已倾慕，一俟见面，便视为知己，相谈甚洽。在柳湘莲情定尤三姐后，心生悔意，到贾府来退亲，便“来见宝玉，二人相会，如鱼得水”，当问及尤三姐具体情况时，宝玉虽未明说，却含蓄地作了暗示：“你既深知，又来问我作甚么？连我也未必干净。”看得出宝玉是十分看重柳湘莲的（第66回）。
蒋玉菡则是一个唱小旦的男优，在当时社会地位是非常低下的。只是“宝玉见他妩媚温柔，心中十分留恋”，“向袖中取出扇子，将一个玉扇坠解下来”赠给蒋玉菡。蒋玉菡为表示“亲热之意”，回赠一条“茜香国女国王所贡”的“汗巾子”（第28回）。
从书中可看出这三个男性，都不是那种粗鄙的憨愚的精壮汉子，而是带有相当浓重的女性色彩：妩媚、娇好的容貌，温柔、婉丽的言谈，温文尔雅的举止，这些正是宝玉所钟情的那个女性世界所具备的特征，或者说，正是这些具有“女儿之风”的男性，才引起了宝玉的爱恋与同情。这仍是宝玉“重女轻男”思想的另一种意义上的引申，就其心理学的范畴来说，恐怕也是一种“性歧变”的反映。
宝玉喜欢这些有“女儿之风”的男性，必有一个前提，即不是只论仕途经济、立功立德的“国贼禄鬼”之流，秦钟、柳湘莲、蒋玉菡身处下层，几乎没有受过儒学的毒害，自然不会有那—类想法和议论。相反，书中的甄宝玉也是长得颇为不俗的，又傻又痴，很令宝玉喜爱，可一经见面，满口读书仕进，一味地想显身扬名，宝玉听了十分的不耐烦，从此也就再不肯与之亲近。
待到“不肖种种大承笞挞”，宝玉在贾政凌厉的板子下，“面白气弱，底下穿着一条绿纱小衣皆是血渍”，其罪错之一是“游荡优伶，表赠私物”。有些文章正是从这一点推导上去，论证贾宝玉的同情下层人民，所以很难使人信服。这是先有结论，尔后再去论证的方法。
于是，回到前面的论述，宝玉对几个男性的亲近，不仅仅是同情。
7、灵与肉的真正分离
《红楼梦》中，曹雪芹写了一个贾宝玉，又别出心裁写了一个甄宝玉。从整体情节来看，这甄宝玉的出场似乎没有什么必要，但若细心体会，此中颇有深意。
这两个宝玉不但相貌酷似，而且性情亦十分相同，“一味的诚实，从小儿只管和那些姐妹们在一处玩”，更为奇怪的是，都做过一个谒访“太虚幻境”的梦。所不同的是，贾宝玉在梦游“太虚幻境”后，并没有“改悟前情，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相反， 着意在闺阁中寻找“良友”，于是有了“初试云雨情”，有了日甚一日的“意淫”，最后闹到“弃而为僧”，悬崖撒手而去，应了他曾对黛玉说过的话：“你死了我做和尚。”
甄宝玉在与贾宝玉会见之前，书中皆是虚写，即通过第三者的嘴来介绍：
冷子兴因在甄府“处馆”，对学生甄宝玉及其家庭十分熟悉，他说：“……我进去看其光景，谁知他家那等显贵，却是个富而好礼之家，倒是个难得之馆。但这一个学生，虽是启蒙，却比一个举业的还劳神。说起来更可笑，他说：‘必得两个女儿伴着我读书，我方能认得字，心里也明白；不然我自己心里糊涂。’又常对跟他的小厮们说：‘这女儿两个字，极尊贵、极清净的，比那阿弥陀佛、元始天尊的这两个宝号还更尊荣无比的呢！你们这浊口臭舌，万不可唐突了这两个字，要紧。但凡了要说时，必须先用清水香茶漱了口才可；设若失错，便要凿牙穿腮等事。’其暴虐浮躁，顽劣憨痴，种种异常。只一放了学，进去见了那些女儿们，其温厚和平，聪敏文雅，竟又变了一个。因此，他令尊也曾下死笞楚过几次，无奈竟不能改。每打的吃疼不过时，他便‘姐姐’‘妹妹’乱叫起来。……你说可笑不可笑？也因祖母溺爱不明，每因孙辱师责子，因此我就辞了馆出来……”（第2回）
另一处，是甄府家奴包勇被荐入贾府，向贾政说起甄宝玉的情形，因大病一场，几乎死去，幸喜后来好了，甄宝玉“嘴里说道，走到一座牌楼那里，见了一个姑娘领着他到了一座庙里，见了好些柜子，里头见了好些册子。又到屋里，见了无数女子，说是多变了鬼怪似的，也有变做骷髅儿的。他吓急了，便哭喊起来。老爷知他醒过来了，连忙调治，渐渐地好了。老爷仍教他在姐妹们一处顽去，他竟改了脾气了，好着时候的顽意儿一概都不要了，惟有念书为事。就有什么人来引诱他，他也全不动心，如今渐渐地能够帮着老爷料理些家务了”（第93回）。
这两段文字可见出甄府和贾府竟是一个模样，甄宝玉和贾宝玉的亲情关系、人际氛围，以及梦游“太虚幻境”之前的脾气、爱好、举止，言谈，竟是毫无二致。
有文章说，曹公的此种安排，是为了在人物形象上作一鲜明对比，互为陪衬，一个顽强地和封建礼教对抗，不肯有丝毫改悔；一个在封建礼教的挟持下，改邪归正，重新作人。
这似乎只是表面的一层意思，这样看起来，曹公之手法也就未见得高明了。
也有的文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