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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的他，突然变得积极起来，渴望能真正拥有女人的身体。他先进行女性荷尔蒙疗法，而在1981年2月，不顾医师的反对，毅然进行变性手术。
在变成“真正的女人”后，“她”可能因本来就有的背部关节炎症状加剧，而服用过量的可卡因致死。
在死前，最后和她见面的是一个女人，而且是个女同性恋者。在她最后的日记里，苏珊透露了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她说：“现在（手术后）我觉得我是个女同性恋者”。当他还是一个男人时，他无法和女人发生亲密的肉体关系，但在成为女人后，却又无法和男人发生肉体关系，而变得渴望和女人做爱。
解析：
广义来说，从瓦特变成苏珊的这名男子，可以说是一个同性恋者、扮异性症者及变性欲症者；但其核心问题可能是他是一个女性化的同性恋者。
同性恋目前被称为“性指向障碍”（disorder of sexual orientation），意指将性对象“指向”同性的一种异常情形。真正的同性恋者对异性完全没有性方面的兴趣，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性指向障碍？专家认为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生物学上的，特别是大脑中的性行为中枢在成形过程中出了差错，而将性的本能指向同性，某些动物实验似乎证实了这种观点。一是后天环境上的，譬如在心性发展过程中，产生性别认同混淆；或是在性探索过程中，即与同性初试云雨而习惯成自然等。
本个案中的瓦特，从小就被家人视为是他哥哥吉米的“替身”，他对此心生排斥，可能造成了他男性性别认同的混淆；而在普林斯顿大学清一色男性的环境中，和同学的同性恋行为也可能造成他日后的习癖；但问题是绝大多数有同样经验的人并不会像他一样“对女人完全没有兴趣”，所以他的这种性指向障碍可能还有更基本的生物学上的原因，环境因素只是诱发他显露这种本性的催化剂而已。
从其他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出环境因素所扮演的这种角色，虽然他觉得自己是一个“拥有男人身体的女人”，但在家庭教养及社会道德的压力下，他一直不敢公开表露这种倾向，只是暗地里求发泄，甚至还准备和一个女同性恋者结婚，以掩人耳目。但后来为什么又公然地说他是一个“女人”呢？因为环境发生了变化，一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女人——他的母亲和他本欲与之共结连理的帕蜜拉先后去世，瓦特在悲伤之余曾写了一首“三个不相干女人的挽歌”来倾诉他的愁绪，其中一个“女人”指的可能就是他自己。另一个原因是瓦特当时已迈入中年，可能面临所谓的“中年危机”，他将这种“中年危机”巧妙地转化为“性别认同的危机”，心中也许有着只要成为一个女人就可以“开始崭新人生”的幻想，所以蛰伏多年的“蛹”，决然地要脱壳而出，蜕变成一个女人。
但开始时，他只是做女性的打扮而已，并不准备做变性手术（这跟真正的变性癖者不同），直到后来被博物馆无情地开除后，他受了刺激，才突然变得积极起来。
不过最令人错愕的也许是当他真正拥有“女人的身体”后，“她”还是一个同性恋者，只是性对象从男人变成女人而已，这又使我们不得不认为他的问题并不单纯是生物学上的问题，而是先天与后天、生理与心理互相纠葛，剪不断、理还乱的问题。
我们无法确知瓦特在变成苏珊后，是否比较快乐？但可能是失望的成分居多。最重要的一点是他已56岁，而非18岁，56岁的人想成为足球健将或芭蕾舞者都已嫌太迟，更何况是重新学习做一个“女人”？
妻子和她的情夫
妻子红杏出墙的想法痛苦地咬啮着他的心灵，他偷偷跟踪他的妻子和同事，虽然一无发现，但被妻子背叛的执念却越来越强烈。
E君是一个已婚的中年工程师，多年来，一直因“绿帽疑云”——认为妻子对他不贞，而在心里痛苦着。
他虽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某大学的电机系，但因个性拘谨而又好挑剔，所以没有什么朋友，更不要说和异性谈恋爱了。年轻时代曾以手淫来排遣寂寞，但后来即认为这是幼稚的行为，而以举重来避免手淫的诱惑。
直到31岁时，他才和现在的妻子结婚，但很快就在性方面遭遇困难。他自己在性方面虽非毫无经验，不过新婚伊始，即有“力不从心”的感觉，认为妻子在床上表现得过分热情，让他颇感惶惑与焦虑，并因此而觉得妻子是一个性欲旺盛的女人，自己恐怕无法满足她。
不久，E君即对这样的婚姻生活感到失望，认为和这样的女人结婚太草率了。无奈木已成舟，也只好将就。
结婚十年后，他妻子静极思动，对社会工作变得非常热心、活跃，不仅经常在白天外出，而且每周有一个晚上需到会员家里开会，讨论他们的工作和活动，而E君则留在家里照顾小孩。他对此虽然不太高兴，但也找不到什么反对的理由。
有一天晚上，他打电话到妻子聚会的会员家里，但电话却没人接，他越想越不对劲；而当天晚上，妻子又很晚才回家。E君不悦地兴师问罪，虽然妻子向他解释说是因为聚会的地点临时改变，才让他找不到人，而且变得晚归，但E君已是满腹疑云，他觉得妻子一定有什么事瞒着他，说不定是假借聚会的名义，而在外头和别的男人胡搞。
后来，E君服务的公司因为一项特殊计划而要求E君改在晚上上班。E君觉得这是一项阴谋，因为他的一位同事——和他妻子在搞什么社会工作而定期聚会的男人——却能照常下班。E君对妻子和这位同事间的可能关系早就疑云重重，现在更加怀疑他们之间“一定”有什么不可告人之事。也许是他的同事在搞阴谋，想和他的妻子能更安心地幽会，所以他才被调为上夜班。
妻子红杏出墙的想法痛苦地咬啮着E君的心灵，他开始想尽办法偷偷地跟踪他的妻子和同事，虽然一无发现，但被妻子背叛的执念却越来越强烈，心中的怒火也越来越炽热，竟开始怀疑妻子和那位同事正准备谋杀他。
有一天晚上，当妻子在饭后递给他一杯饮料，而她自己却没有时，E君压抑已久的执念和怒火终于爆发，他对妻子大声咆哮，说她想用这杯饮料毒死他，好和情夫双宿双飞。
满头雾水的妻子到现在才知道，近几个月来丈夫的怪异行为竟然是怀疑自己“红杏出墙”。她觉得丈夫“病”了，而且病得很重，她劝丈夫到医院去。
在极度惊恐中，E君同意住到医院里。刚住院时，E君的心神相当不宁，对每个人都疑神疑鬼，不久，他的焦虑逐渐减轻，但仍坚信妻子“确实”对他不贞，而那位同事就是她的情夫。
解析：
这是一个“妄想狂”（paranoia）的病例。Paranoia的字源来自两个希腊字para和nous，para是“旁”、“侧”的意思，nous则是“心灵”的意思，因此paranoia具有“偏倚之心灵”的意思（日本人即将“妄想狂”译为“偏执狂”）。
所谓“妄想”是指一个人凭其主观意识来解释事情，从旁人的立场来看，这种解释乃是不符事实的错误信念，但他们却对此深信不疑。
其实，每个人在解释事情时，都含有主观的成分，偶尔也难免会怀疑他人，但通常是一过性的，在适当的说明后即能释怀。而妄想病患者的怀疑却是持久而不可动摇的，“不可理喻”，而且会对这种妄想采取他认为必要的行动来保护自己。
有妄想倾向的人通常对他人缺乏基本信赖感，而且这种态度通常是在童年时代即已养成。本个案中的E君，他是在母亲强悍、父亲懦弱的环境中长大的，他母亲为了将他抚养成一个“真正的男人”，从小就不抱他、哄他，当他因经常做恶梦而向母亲哭泣时，得到的却是母亲的嘲笑。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孩子，自然对他人缺乏基本的信赖感，如果别人因他的敌意与多疑而回避他，会更加加深他的敌意和怀疑，更确信别人对他不怀好意，结果造成恶性循环。
在婚姻生活中，若对配偶缺乏基本信赖感，很容易就会产生病态的嫉妒与怀疑配偶不忠，如果又有其他诱因，则会更为加剧，E君有的似乎就是这种情形。原来就对人缺乏基本信赖感的他，在性方面偏偏又有力不从心之感，而他太太偏偏又喜欢到外面走动，和别的男人从事社会工作，这些因素加起来，使他“偏执的心灵”预先得到了“妻子必将红杏出墙”的结论，于是他对环境中的讯息作“选择性的认知”，将某些偶发的、不相干的事件作符合其怀疑的解释（关系妄想），最后越陷越深，终至产生了妻子和情夫要联手杀死他的被害妄想。
配偶明明洁身自爱，而仍一再怀疑甚至坚信配偶对自己不忠，是一种常见的妄想病，其成因除了E君这种情形外，还有一个原因是来自当事者的“外射作用”（projection）——因为自己想外遇（或实际上已有外遇行为），而把这种想法“外射”到配偶的身上，特别去注意配偶诸般行动里可能“对别的男人有好感”或“有外遇嫌疑”的蜘丝马迹。弗洛伊德就曾报告过这样的一个病例：
一位男士在婚后曾有一段婚外情，但后来因怕被发现而中断了。不久，他就注意到自己的妻子似乎对某个男人特别好，譬如和他“坐得很近”、将手搭到对方的背上、“眉来眼去”等。弗洛伊德说，这位男士其实是在“暴露自己不忠的潜意识幻想”。
一场虚幻的逃亡
他连夜开车到几百英里外的亲戚家，当亲戚们问他有什么事时，他却说不出口。因为他怀疑这些亲戚也已被国税局收买。
N君今年48岁，已婚，是某家财税会计顾问公司的职员。个性内向而害羞，甚至可以说有点忧郁，他惟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