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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会议的议题是解放思想，新时期司法工作的新定位，这个议题就很好嘛，改革开放。百家争鸣，各式各样的新思维新观念涌现，冲击着我们的社会架构，社会观，历史观，我们党可以说经历着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局面，经历着带着阵痛的蜕变。新时期。这个词很准确啊，尤其是我们延山，去年刚刚得到了第一笔外资，随着新城建设的完工，经济的飞跃。各种各样以前从来没遇到地问题都会摆在我们眼前，你们司法系统也面临着艰难的挑战。”
“那你们如何应付这个挑战呢？我觉得，以前的老经验，老作风是派不上用场了，举个例子吧，过去，或许带有争议的案子你们会搁一搁，会交由雷书记甚至县委来决断。有些案子本身就会受到县委的干预，党领导一切嘛！但在新时期，各式各样复杂的案子层出不穷，如果还是按老黄历过日子。事事等领导批示，甚至看领导眼色判案子！我就觉得你们这个司法机关不合格！因为领导也是人，也会犯错误，谁能说自己样样精？对司法干预都是凭主观意志，个人好恶。这是很危险的！”
唐书记声音严厉。说到最后拍起了桌子，会议室鸦雀无声。高院长却是一阵迷茫，仔细体味，也不知道唐书记是什么意思。
唐逸拿起茶杯喝了几口茶水，放缓了语调：“明朝吧，有名叫张居正地官员，他就说过，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一名古代封建社会的官员都懂得这个道理，为什么我们这些新时代的党员反而就不懂呢？难道我们还不如几百年前的古人？”
“我们要发展经济，要创建公平公正的社会，公平正义，含义很广啊，从收入分配，到教育权利，但很重要地是司法公正，就是立法必当求其公，执法必当务其平。我们常讲的发展经济和促进社会进步，其实都离不开法治，法治是基础。”
唐逸说到这儿笑了笑：“没有打稿子，有感而发，说得可能有些乱，我的意见就是司法要独立，要创建法治社会，这才是我们社会发展的基础。希望在座的同志多多努力，不屈服于外界压力，为创建延山法治社会而奋斗！“
“哗”会议室响起热烈的掌声，不管是不是官面话，唐书记的讲话却是很鼓舞人心的。尤其是提出地“司法独立，法治社会”，更是得到了在座法官的一致认同。
高院长也是用力鼓掌，心里琢磨着“法治社会”，这个词提得好啊，都说唐书记政治水平高，果然不假。
唐逸又微笑着看向高院长：“洪波同志，以后受了什么委屈可以向雷书记反应，可以向党委反应，我在这里表个态，只要你不搞冤假错案，就是将我女朋友送进大牢我也没半句怨言！”
在一片笑声后会议室又响起了更热烈的掌声，高院长笑着连声说“不敢不敢”。唐逸心里莞尔，心说你要能将她关进大牢也算你本事，我还了了一桩心事。随即又觉得自己想法有些恶毒，怪对不起人家似的。
最后唐逸才给法院地同志介绍一直坐在自己身边文质彬彬的中年人，“这是北京来的法律专家，政法大学张昌明教授，他听说了张小光这个案例，觉得挺典型的，很有现实意义，所以特地赶来和众位参详参详，这是当前新形势下，老法律遇到的新难题，张教授对这个课题很有兴趣。”
高院长带头鼓掌，唐逸又笑道：“接下来地议题我就不参与了，司法独立，从我作起嘛！”会议室再次爆发出热烈地掌声，雷浩看着唐逸走出会议室的背影，意味深长地点了点头。
延山人民法院对张小光一案重新审理，不几天就进行了判决，不但维持正东建筑为主体责任的认定。判决正东建筑应支付的生活费反而加到了五万元。
李大勇一方没有再提起上诉申请，因为这件案子有北京法律专家旁听，并给出了重要意见，认为工伤应实现无过错补偿原则。这一原则地核心内容是，无论工伤的引起是否因劳动者本人的过错、用人单位的过错以及第三人的过错，劳动者均应依法享受工伤待遇。
李大勇的辩护律师见到张教授就蔫了，搞法律的，知道张教授在法律界的地位，他读过张教授的法律著作，甚至听说张教授在国家立法上都有一定的话语权。他哪还敢提什么上诉不上诉，只能怪李胖子倒霉，国家现在开始重视农民工利益，堂堂地北京法律权威也会下来就这个课题搞调研，撞到枪口上，没有办法的事。
接下来一次司法系统的会议上，潘万长及检察院的工作更被雷浩点名批评。当然，不会是因为张小光一案了，随便找个由头发火还不简单？
潘万长也是一肚子委屈，抗诉这件事是李县长暗示的，他们常委之间闹矛盾。自己却成了出气筒。更气得就是李胖子，没有他，也搞不出这么多事儿，想想幸亏李胖子送自己的钱没有收，看风头，大概是有人想动李胖子了，自己没掺和进去就是万幸。简单地讨论了拟定的几个议题后。陶书记就准备宣布散会，这时雷浩拿出了几份文件，笑道：“临时加个议题吧，昨天晚上我刚刚拿到的。司法局劳动局几个部门联合拟定的《延山县农民工劳动合同保护条例试行办法》，我看了看觉得还行。”说着就分发给众常委。
陶书记怔了一下，手又习惯性的在秃头上摩挲，却没有说话。
李县长拿起茶杯，大口喝水。眼睛看向了唐逸。
在座地都知道唐逸前几天在法院慷慨激昂的讲什么“法治社会”。而平时低调的雷浩突然变得高调起来，搞突然袭击。本来没列为议题的文件拿到了桌面上，说明他至少得到了唐逸的支持。
在座的常委拿着文件看，却谁也不说话，近来的常委会气氛有些怪异，谁也不知道对方在想什么，尤其是唐逸，本都以为他和李县长走得近，可是闹得沸沸扬扬的张小光一案，好像他和李县长都干预了，而且成了对立面。
陶书记摩挲秃头地手时快时慢，说明他对眼前的局势也有些迷惑。
唐逸翻着文件，出乎大家意料的，他首先发了言：“这份文件很好，近年农民工的权益得到了国家地重视，估计近年就会有立法解决农民工的三难问题，而三难的第一难就是讨薪难，为什么讨薪难，就是因为没有劳动合同的保护，很多无良的私企，独立法人就是不和农民工签订合同，嘴里说一套，背后作一套，都说讨薪难，难于上青天，这句话没有一点夸张。”
说着唐逸就从公文包里拿出了一摞信，放到了桌子上，“这些，都是农民工反应讨薪问题地上告信，大家看一看，一封封，一件件，都浸透了老百姓地斑斑血泪，我看了心在滴血啊！”
拿起最上面一封信，“这是大合刘庄一名农民的信，他是名五十多岁地老人，在建筑工地干了半年。五十多岁！锄泥搬砖，作最累的活！为什么？就是为了给刚刚考上大学的儿子交学费。可是结果呢？到了支付工钱的日子，一分钱拿不到，甚至白条都没给打一张！知道吗？他的小闺女为了给哥哥凑学费，去南方打工，现在在做什么？在做按摩女！说白了就是妓女！那是我们延山的姐妹啊！被南方商贾压在身下玩弄！我们这些人在做什么？我们是延山的父母官吗？我们有罪啊！”
唐逸说得动情，眼睛都红了，想伸手拍桌子，终于忍住。
常务副县长王红梅是个女干部，更为感性一点儿，拿出手帕递给唐逸，唐逸摇摇头，勉强对她笑笑。
姚书记有些不自在。他主管办公室，信访局的信落到了唐逸手里，而且在常委会上扔出来，脸上就挂不住，黑着脸道：“唐书记说的对，这件事是我地失误，没有认真倾听群众的呼声。”
唐逸摆摆手：“现在不是追究谁的责任，要说责任，我们延山班子全有责任！而且问题并不是我们延山独有，全国都存在这个问题。我们要作的就是亡羊补牢。”
姚书记本以为唐逸是又找机会打击自己，却不想他反倒替自己说话，不由得一怔，看了唐逸一眼不再吱声。
焦部长却是感慨良多的看了唐逸一眼，大是大非面前一贯立场坚定，这就是唐书记的魅力所在，也是他高明之处啊。
陶书记这时发言了：“唐逸同志说的对。虽说这是全国性问题，但我们延山班子不作为，也是要承担责任的，劳动局出台的这个办法好啊，我看我们可以在延山搞一下。试点嘛，就算失败了也是改革的必经阶段，成功地话，也算我们延山班子对改革中出现的问题难题，作出了自己的一点小贡献。”
焦部长皱皱眉，这个老狐狸，第一想的还是政绩，不过他目光倒很敏锐。马上就能想到这个劳动合同保护条例的施行会给他带来的收益。
接着各个常委都发了言，自我检讨了一番，不管唐逸是做作也好，真心也罢。在场的或多或少都受到了触动，尤其是王红梅王县长，甚至抢过秘书手里地暖壶，亲自给唐逸倒了一杯热茶。
唐逸这时又发了言：“关于这个办法的出台，我觉得要有个试点企业。不能将办法发下去就蒙头睡大觉！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如果不在实践中完善。再好的法规终究还是一纸空文。”
又拿起了桌子上那封信：“这封信的主人，那位五十多岁的老农民，打工地企业叫什么？叫正东建筑有限公司，我很惭愧啊，当初筛选企业时我还投了它一票。”
王红梅柔声道：“这也是你想不到的。”
唐逸对她感激的笑笑，又转头道：“看了那些来信，我觉得正东建筑问题很严重，重病就需重药医，我觉得可以将正东建筑作为试点企业，派驻工作组解决问题，拖欠的农民工工资要尽快解决，而且要雷厉风行的解决，如果再犯，该罚款罚款，该承担什么责任就承担什么责任！这对全县的企业也是一个警示，让他们知道我们这次整治的决心。陶书记点点头，手也不摩挲秃头了，在桌子上有节奏的敲打着，说道：“我完全同意唐逸同志地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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