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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到的省悟比无知和偏见要好上十倍，一百倍。
我这个人，什么都是晚熟，总是慢一拍。处处慢一拍，在许多领域，我都是在赶末班车。慢一拍是迟钝吗？我迟钝吗？我自认为我还敏感，但就是慢一拍。老是在赶路，补课。
在这个世界，我们自以为最熟悉、司空见惯的事物，恰恰是我们最不了解的。比如光线。人对光是多么熟悉啊！一睁开眼便见光。死才瞑目。但光是什么？光的本质是什么？里面的学问大得不得了。晚年的爱因斯坦发出感叹：“整整５０年的自觉思考没有使我更接近于解答‘光量子是什么’这个问题。”
语言呢？
我们（人人）多么熟悉语言，就像我们熟悉光一样。但我们知道语言的本质吗？
思考语言本质有一门专门的学问，叫：语言哲学。它涉及到人脑的秘密，左脑半球和右脑半球的分工及其协作。它涉及计算机科学。
自然语言指汉语、英语、德语、日语……哦，让机器理解语言！今天，自然语言处理已属于高技术学科。程序设计语言是计算机能接受的语言。计算机语言分机器语言、汇编语言和高级语言（包括ＢＡＳＩＣ语言、ＰＡＳＣＡＬ语言、Ｃ语言、ＪＡＶＡ语言等）。ＰＡＳＣＡＬ语言是一种简单易学、结构非常好的语言。不能要求１９５６年高名凯先生在课堂上讲到这些。当时语言哲学和计算机语言也在起步阶段，远不成熟。
你能想像没有计算机语言，也照样会有电脑吗？
６年北大，我对语言哲学一无所知。高名凯先生的课彻底倒了我的胃口，使我产生了错觉或误解。如果他的课具有哲学色彩，能启蒙我，那才是真正的潇洒，内在的高级风流，我也要提早进大教室，在前排挑个好位置，必定会引起女生的百思不解：“赵鑫珊凑什么热闹？”
各有各的秘密。同在一个太阳底下，各取所需。
最近１０年，我开始从基因和遗传分子生物学的层面去走近语言哲学。比如有种基因一旦发生变异，人便不能按正确的语法造句，组织句子，也无法理解复杂的语言。而不懂语言的人是无法拥有世界的！人的语言范围有多大，他的世界便有多大。犯罪分子的语言是邪恶的，所以他的所作所为才邪恶。
第一部分“我选择，故我在”
北大６年，洗衣服也成了我的一道风景线。我是被迫。
读北大之前，我在家从来没有洗过一件衣服。一年级，新生的住所不定，打了一两个月的游击，后来才搬进新盖好的２８号楼，６个人一间。每层有两间大的洗脸、洗衣间。
我开始自己动手洗衣服。我最怕洗外套。衬衣也怕。凡是费时费力的大件，我就怕，主要是不耐烦，不愿花时间在这上面。——这是我的准则。
我的衣服永远洗不干净。若用我母亲的标准或尺度去衡量，只洗净了百分之五十。内衣则达到７０％。若是我母亲知道洗衣服的真相，她准会心疼儿子。
五六件衣服堆在一块洗，更不耐烦。干脆，浸泡在脸盆里，赶快从洗衣间逃出来，不是进图书馆，就是去朗润园听音乐，或到钢琴房去弹琴，或进体育馆。
有时周末要洗澡，发现没有内衣替换，只好走进洗衣房。我发现因衣服浸泡过久（约一星期），脸盆里的水有臭味，表面上有层发绿的颜色。至今我还能记起这种特殊的臭味。我也知道这不好。我只是把内衣内裤马马虎虎洗出来，其它的大件换上两次新鲜水，照样放在那里继续浸泡。真是委曲了它们！但我从没有后悔过。因为我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我要赶路，把因平庸和晚熟损失的时间夺回来。——在６年的大学生活中，这是我的最高准则。我不是用语言，而是用一个个坚决的行动贯彻我的准则。
我从来没有惋惜我的衣服。我是没有法子才去损伤衣服。我知道，它们因长时间浸泡（有时长达一个月），寿命估计会缩短三分之二，我也在所不惜。我这样做，是不得已而为之。
有一回冬天，我发现我床上的床单已有多日不见。我想起是上个礼拜天洗了，晒在底下燕南园围墙后面和２８号楼之间的空地上。我下去找。正下着雪。空荡荡的。压根就没有见到一件衣服。我记得很清楚，一个星期前，我把床单就晒在铁丝上。会有人偷？一件破床单，值得人去偷？
突然，我看见紧靠燕南园围墙外的墙根露出一角像衣服的东西。走近一看，正是我的床单，被雪和沙土盖住了百分之九十的面积。
估计是前几天刮风沙，然后又是下大雪共同造成的结果。
４０年后，即１９９９年，我一个人偷偷地返回了北大，还特意在我当年晒衣服、风雪把我的床单深深掩埋的地方足足站了５分钟。我好像来到了一座坟场。这里有我的青年时代。我在凭吊。我想坐在地上号啕大哭一场。人生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逝去了的，就再也回不来了？时间老人有双神秘的手：左手创造一切，右手又毁灭一切。他不慌不忙，同时进行。上帝就是时间加上空间。这是我给上帝下的定义。我既喜欢又憎恨上帝。因为它不让逝去的东西重现。但毕竟他又向人类妥协了一步：把记忆赠给了人，只允许人在自己的记忆中同往事相聚，相逢。长期记忆是人的专利吗？
老虎、狮子、大象、蛇、龟、牛、马……也有能力回忆它们三四十年前的往事吗？
站在２８号楼前当年的晒衣场地，我自然想起我的衣服和床单。当年我没有善待它们，没有做到“物尽其用”，糟蹋了它们，我内疚吗？要忏悔吗？
不必小题大作。但也正是我母亲说我读书读傻了的有力证据。幸好她不知道。
人生是什么？人生就是选择。永远选择最重要、最珍贵的，只好放弃不很重要、日后可以补回的东西。
我不是布里丹的驴。
布里丹（Ｊ．Ｂｕｒｉｄａｎ， １３５０年在世）是位哲学家。他假定有一头驴站在两堆同样大、同样鲜美、同样距离的干草之间，它不能决定该先吃哪堆干草，结果活活饿死在两堆干草之间。
半个世纪来，我一直在用我的价值观、判断和意志作出一长串大小选择。我便是这样跌跌撞撞走过来的。
没有选择，便没有人生。
我在北大６年，只懂得两个汉字：“选择”，包括选择留级。我的选择营造了我。“我选择，故我在。”直到今天，我还在选择。比如一个月同时有三个地方邀请我参加学术讨论会。我只能选择一个。
不过，在这个世界上有一样东西我是没有选择权利的，这就是死亡。将来我必有一死。我不能叫别人替我去死。我一定要亲自去死。
第一部分寻找“记恒女性”（1）
一座大学，不管是北大、清华、复旦，还是哈佛、剑桥或牛津，如果没有几朵美丽的校花，没有几个亮丽的女生，那么，校园生活便会出现无形的、叫男生说不出口的沉闷，并伴有干巴、枯燥、没有生气。——这是人性决定了的。这是造物主制定的一条性（Ｓｅｘ）心理法则。
大学之所以是个充满灵性的和朝气的场所，名教授、一流学术讲演和交流、图书馆、校园建筑、丰富的文体活动和校风固然重要，但欠缺校花，缺少几个楚楚动人的女生，男生的眼神在某种程度上便会暗淡无光，失望；人也会乏力，无精打彩，提不起精神。
这样的校园毕竟有点残缺。因为男生缺少心理上的鼓舞。
世界足球赛场上如果球员们知道观众席上坐着一群性感女人，他们的勇猛和雄风便会倍增。——这是男脑和体内男性荷尔蒙决定了的。
归根到底这是上帝的设计和安排。有什么法子呢？
人能同上帝对着干？
人能违背自然法则？
一般来说，漂亮少女多半在文科，不在理科。在我那个时代，据说北京亮丽的、叫男同学看了动心的女生都跑到戏剧学院、电影学院、音乐学院和医学院去了。这我相信。国庆节游行队伍和天安门广场狂欢之夜的亮相便证实了这点。
你能期望一群群绝代佳人集中在钢铁学院、地质学院和石油学院？当然个别例外总是有的。
造物主对热爱数理化的少女十分苛刻。
数理化的严谨逻辑美同女子外表美好像是不相容的。前者是后者的克星。“有你就没有我，或者有我就没有你！”拥有精密科学的审美，就没有少女外表美的席位。
上帝对女人说：“选择吧，是要居里夫人和吴剑雄博士的头脑，还是要索菲娅·罗兰或费斐丽的外表？两者必居其一。选择吧！”
不过据说居里夫人的外貌是秀美的。可见上帝也允许有例外。
女子的美一般有两种：漂亮，高贵。
高贵是大圆圈，漂亮是个小圆圈。大包容小。高贵一定漂亮，但漂亮不一定高贵。高贵的层次高于漂亮。高贵的极致即永恒女性。许多年，苏联电影一些女演员（如《攻克柏林》的女主角柯瓦廖娃）也教会了我如何去区别、判断漂亮女人和高贵女人。
男人对女人的审美标准既来自他的先天或本能，也来自他所接受的陶冶、熏陶和教育。据我的观察，５０年代北大文科女同学漂亮的多些。每年国庆游行队伍要挑出１２０名由女生组成的仪仗队方阵。要求穿花裙子，手拿鲜花通过天安门。其中百分之七八十来自文科，中文系和西语系的比例尤其大。我看也是。我也这样挑选。
我对异性的审美同我挣脱平庸是紧密联系的。我离平庸越远，对女人的审美就越符合美学：黄金分割、尺度、比例、均衡、韵味、风韵、和谐。我越是懂得去审美女性，我就越脱离平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