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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思想有两面性。它们既创造了人类文明，帮助人类脱离野蛮和愚昧状态，但也制造了无数的邪恶。
毕业前夕，在我的头脑里形成了这两个命题（其实是同一个命题的两个侧面）：在人类文明史上，有哪些观念或思想帮助过人类？在人类文明史上，有哪些观念或思想损害过人类？
损害，即误导。
有一天，我把这两个命题译成英文去求教于老温德，看看是不是符合英国人的语言习惯。（大学６年，我对英文这种语言发生了极大兴趣。不过我在它身上花的时间并不多。我永远是通过读一本英文原著去渐渐熟悉这种语言）。经过温德先生的修改（时间是１９６１年６月），这两个对称命题写成了纯正的英文：
１． Ｉｄｅａｓ ｔｈａｔ Ｈａｖｅ Ｈｅｌｐｅｄ Ｍａｎｋｉｎｄ．
２． Ｉｄｅａｓ ｔｈａｔ Ｈａｖｅ Ｈａｒｍｅｄ Ｍａｎｋｉｎｄ．
那天温德先生告诉我，英国哲学家罗素已经就这两个命题写成过论著（均在１９４６年发表过）。不过我始终没有读到它们。
“９·１１”后，以及阿富汗、伊拉克战争爆发，自杀性汽车炸弹频频在许多地方爆炸，更迫使我想动手撰写这两本书。当然，我首先要阅读罗素的论述。我确信这两个命题远没有被人穷尽。因为它们特别有现实意义。我要把人的思想同人类语言、人脑构造合在一起来论述。
语言、思想和战争是分不开的。
人类语言和思想既有功也有过。
这叫“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锋利剑有双刃。
过些年我打算动手写两本书，题目就叫：《哪些思想有益于人类？》《哪些思想误导过人类？》
或者把它写成一本书：《人：会思想的动物》，上下两册，分别冠以上述题目。
西方的泛神论思想便有益于人类。
它的核心是把大自然同上帝等同起来，写成一个复合名词：ＧｏｄＮａｔｕｒｅ。
“德意志至上”这种思想便误导过德意志民族。
“正义”这一思想很含糊。它既有益于人类，也误导人类，直到今天。以巴冲突不断便是一个例子。双方都说“正义”在自己这一边。美国和拉丹的冲突也是围绕“正义”展开的。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孔子的思想。这个命题才是有关“正义”最好的定义。
在人类历史上，“阶级斗争”是个很重要的思想或概括。用它来把握、理解和梳理中国历代农民起义是恰当的。不过若是把它滥用，借题发挥，成为“醉翁之意不在酒”的东西，便是一种邪恶和犯罪了。我指的是这种提法：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真理和谬论仅差一步。
今天的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便是有益于人类的观念。培根的“知识即力量”也有益于人类进步。
电磁观念同样是这样。当然还有电磁波和能量子的观念。
所以说，我今天的一切胎观都可以追溯到我在北大求学时期。朗润园和圆明园对于我是重要的课堂，比阶梯大教室重要得多。我不是从阶梯教室走向“世界哲学”的。
许多年，我始终把圆明园建筑废墟和荒野看成是北大校园的一部分。因为北大围墙外西北方就是圆明园。两者相距仅三五十米。
第二部分宁静是一种力量（4）
六、 开始一系列观念的冒险
从１９５７年冬天的朗润园走出来，我来到一个广大世界。我的专业已经远不是德国语言文学了。我是四处出击。涉及的对象看起来很杂乱，文理科并举，其实是“吾道一以贯之”。我有我的章法，只听从内在那个最高声音的召唤。凡是我感兴趣的学科，我都敢碰，都敢闯进去。
我不功利。不是为了考研究生。我是“明其道，不计其功”。后来我才知道，这是追求“世界观”的满足。动机很纯，是为学问而学问。
德国语言文学成了我的大圆圈中的一个小圆圈。
我的时间分配大致如下（当时我并没有这种意识或明确的安排。这是我今天在回顾中总结出来的）：
课堂上花费精力仅占全部的１０％
科学（重点在理论物理） ４０％
艺术（重点在音乐） ２０％
哲学（东方和西方哲学） ３０％
我不再把考试得分放在心上。只求及格。有的同学（尤其是女生）不得满分就哭。
我厌恶、痛恨考试。我的心变得很野，爱望野眼。我觉得课堂的空间太小太小。我喜欢自己去找食。
我读到少年达尔文的故事。他常去野外捕捉昆虫。有一回他用左手捉到一只美丽的昆虫。不久又见到一个他从没有见过的新种，更叫他兴奋不已。后来又发现更为奇特的第三只。他只好把它放进嘴里，用嘴去衔住。结果昆虫分泌出一种化学物质，灼伤了达尔文的舌头。
面对文理两科许多学科知识向我涌来，我也有点像当年的达尔文处理三只昆虫的办法和心情。
我是天天向上、生机勃勃的人，直到今天。毛泽东说过许多话，都成了语录。我只记得其中两句，其他都忘了：“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这是写给孩子们的）“从战争中学习战争。”
是的，不是什么都准备好了再去打仗，而是先投入战场，打几次硬仗，在战争中学会战争，在风急浪涌中学会游泳。我的哲学不是从哲学系阶梯大教室走出来的，学来的。我是在浴血奋战、枪林弹雨中打出来的，肉搏出来的，身上布满了弹片伤疤。
从１９５７年冬日我从朗润园走出来，借助贝多芬崇高、庄严“力”的感召（比如《命运交响曲》那些富有“人生使命感”的主题），我在瞑瞑中（当时并没有清晰的意识）开始了一系列思想、观念的冒险（Ａｄｖｅｎ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Ｉｄｅａｓ）。因为在北大最后的三年（大约是１９５９－１９６１）我渐渐把人的一生理解成是一场冒险活动。它是由一长串大大小小的冒险构成的。不同的人从事不同性质的冒险活动。
有人从事外在冒险。比如１８世纪英国杰出的海上探险家库克。当然还有哥仑布等人，以及征服珠峰的勇士们。
有人从事内在冒险。比如贝多芬、康德和黑格尔，还有老子和庄子，以及柏拉图。当然理论物理学家对物理概念（Ｃｏｎｃｅｐｔｓ）的深入探索（比如物质世界的原子结构），便是典型的内在冒险。
大数学家的一生所从事的也是典型的内在（思想和观念）冒险。按我的天性，我只能从事一些力所能及的内在冒险活动。
“真善美”这三个汉字是一个有机整体。
人们经常说起它，好像变成了一堆陈词滥调，人人都懂得，并握有它，似乎一钱不值。恰恰相反。一切内在冒险的最高目标和境界都以“真善美”三位一体为指归。这三位一体才是“上帝”。这是我在毕业前夕给上帝下的定义。在北大最后三年，我苦苦追求的正是“在上帝面前的宁静”。
这种宁静并不能占有，只能追求。宁静是战斗、冒险之后的最高报酬。这种宁静不是一枚金币，可以稳稳当当地藏在裤子的口袋里，一次性地永久占有。不，不是这样。
坦率地说，今天（２００３年）我的精神面貌依然保持着我在北大求学最后几年的状态，也许更为健康，更为奋发。因为我现在已经基本上消除了青年时代周期性的忧郁症。或者说，自我在北大读三年级以来，我一直生活、沉醉在贝多芬和莫扎特乐曲所营构的“体、志、气、韵”中。
中国古代文艺理论认为：“文不可无者有四：曰体，曰志，曰气，曰韵。”
谢榛（１４９５－１５２５）把它加以发挥：“作诗亦然。体贵正大，志贵高远，气贵雄浑，韵贵隽永。四者之本，非养无以发其真，非悟无以入其妙。”（《四溟诗话》）
在我听来，德奥古典音乐的本质即是诗。贝多芬自己就说自己的目标是努力把曲子写成“Ｔｏｎｄｉｃｈｔｕｎｇ”（音响诗）。
１９５７年冬或１９５８年春，我从朗润园走出来，为了吃透、体认西方古典音乐的博大精深或它的“体、志、气、韵”的境界，为了发其真，入其妙，我一直在“养”和“悟”字上狠下功夫。
“功夫在诗外”。这个“外”字，便是文理科合在一起的抽象、提炼和概括：世界哲学。北大最后三年，我只做了一件事：养，悟。
贝多芬和莫扎特是我在北大朗润园的良师益友。他们两人合起来对我的启迪是任何教授都无法相比的。因为直到今天，我仍旧从他们的语言中吸取生存的智慧。对于我，北大环境（图书馆和校园，当然还有颐和园和西山一带）也是“养”和“悟”的最理想的地方。非理性的政治运动不断对我的精神压迫也许又是一件好事。因为它迫使我进一步退向自己的内心深处，不停地去深挖洞。而哲学的本质正是挖洞。
不久前陕西电视台专门来采访我。最后问我：“赵先生，你能说说你今天的精神状态吗？”
我不加思索地回答：“你去听听贝多芬的《命运》《英雄》和《第九交响曲》吧！”
这些曲子是恒听恒新的。它讲述的是有关文明人的生命本质的故事。它没有情节，只有情态。生命本体的情态是永远不会过时的。它和生命同在。
我承认，瑞奇·马丁的演唱也拥有一种感召的力。对台下千万青年人，他有一种巨大的煽动性。
我也喜欢，但对我则构不成一种神圣、崇高的感召；我更不会在他的演唱营造的氛围中去生活和创作，永远也产生不了“人生使命感”。而贝多芬的感召力则会。这才